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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混殊风， 率土浃王猷。
惆怅惧迁逝， 北顾涕交流。
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南方的安定，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宋魏相争，或者说是南北对话的新时期。
请看下部《宋魏相争》。
第二部 宋魏相争
一 赫赫“武”皇帝（1）
北魏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谥号带“文”字的皇帝，而有四位谥号带“武”字的皇帝。如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皇帝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位“文”皇帝正好处于北魏皇朝的繁荣昌盛期，他们分别是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第六位皇帝献文帝拓跋弘，和第七位皇帝孝文帝元宏；而四位“武”皇帝呢，则处于皇朝的两头：发展壮大期和衰败灭亡期，前期有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后期有宣武帝元恪、孝武帝元修。从这样的排列中，我们也颇有规律可寻：一个国家在稳定兴旺的时期，文治的重要性远大于武功；在刚刚兴起的时候，需要不断发展，扩大地盘，这个时候的武功无疑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而在国力衰败，接近灭亡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从内到外，战事频起，这时候的国家，也需要靠武力去改变尴尬的状态。所谓君主，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所有这些“武”皇帝中，最引人注目，争议也最大的，无疑是那位“太武皇帝”。“太”字，也通“大”。换而言之，仅从谥号的用字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北魏一朝诸君之中，武功之盛，莫过于这位小名“佛狸”、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的拓跋焘。
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常出现“隔代亲”的现象，明朝的成祖与宣宗，清朝的康熙与乾隆，例子不少。拓跋珪与拓跋焘这一对祖孙“武”皇帝之间，似乎也有这样的亲近的感情。拓跋焘出生时长相就很奇特，令祖父大为赞叹，欣慰之余，说出了“成吾业者，必此子也”的话（当年拓跋珪自己随母依附刘库仁时，刘库仁曾对拓跋珪说出了类似的话：“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可见上天对于拓跋氏的首领们颇为眷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吝于施与他们才干）。
祖父对于孙子的喜爱，也影响到了拓跋焘早期所受的培养。拓跋焘成年后，颇识事体，生活十分清俭，并不讲究奢华，这一点在当时的胡人统治者中间是十分难得的。究其原因，一是拓跋鲜卑的内部组织相对还比较简单，生存空间是大漠出身的君臣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生存质量等等尚在其次；此外，拓跋焘也的确吸取了十六国统治者们失败的教训，逐渐认识到合理的制度才是不重蹈覆辙的重要保障。灭夏后，有不少大臣向拓跋焘提出，加固京城的城防，并且加强城建。拓跋焘不以为然，说：“古人说得好：‘在德不在险。’赫连勃勃造了那么坚固无比的统万城，最后不还是被朕攻灭，国破家亡。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朕更需要人力上战场去打仗，而不是发动老百姓去建造房屋城墙。”而作为国本的军事上的开销，拓跋焘则绝不吝惜。
另一方面，拓跋焘本人也是武艺出众，马上马下皆非等闲之辈。他喜欢亲自带领轻骑兵，冲杀于敌阵，虽贵为皇帝，在战场上却又毫无特殊之处。即便是左右死伤惨重，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指挥余下的军队继续作战。这可比南朝那些目光短浅、身处深宫（刘裕这样的开国君主除外）的皇帝们要强过太多。士兵们由这样的君主率领，无不拼死搏杀，所向披靡，加上北魏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力，在北方几乎可以驰骋千里，无人能敌。对于手下，拓跋焘赏罚分明，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他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处罚不当、刑罚过严的问题，最终造成了后来崔浩被杀的悲剧，自己也被自己的残忍送上了不归之路，这些待到后面我们再细说。）
凭借个人的魅力与群臣的努力，拓跋焘统领的北魏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在夏、宋两条战线同时获胜，使拓跋焘有足够理由坚信，统一北方的一天并不遥远了。他班师回朝后，便大封百官，在战场上立下大功的太尉长孙嵩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北魏所独创的一个封号，起初基本上等同于“总司令”，是武将中的最高级别。“柱国”这个名字后来沿用至西魏、北周两朝，成为统率府兵的重要军事将领），在战略谋划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崔浩被加封为司徒，另一名将军、长孙嵩的侄子长孙道生被封为司空。然后，他又颁布诏书，认为大敌已除，国家要把重点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授予当时北方名士卢玄、崔绰、高允等人为中书博士。
灭掉夏国之后，北魏的西边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凉州的南面，与黄河西面沮渠蒙逊的北凉接壤，小小北凉无力对抗强大的北魏，北魏则暂时没有精力跟这个弱小的邻居翻脸，双方互相遣使，北凉向北魏称藩，北魏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西南的吐谷浑在北方大乱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游离其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做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一支力量与拓跋氏也是渊源很深，他们是慕容鲜卑的旁支，吐谷浑的远祖名字就叫吐谷浑，是当年慕容部单于慕容涉归（参见《纵横十六国》）的庶长子。作为庶子，吐谷浑是处处受到歧视打压，终于因为牧场马匹的问题发生冲突，与嫡传单于慕容廆争执不下。吐谷浑一赌气，率部西迁，长途跋涉，翻过阴山，到达今日陇西、青海的高原之上。后来慕容廆有些后悔，派人追赶长兄，终于没有追回，甘肃一带曾一度流传过一首《阿干歌》（鲜卑语“阿干”意为兄长），相传为慕容廆怀念吐谷浑所唱：
一 赫赫“武”皇帝（2）
阿干西， 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为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土棘住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吐谷浑部族逐水草而生，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经过几代的传承，到了公元五世纪前期开始强大，与东面的西秦发生了冲突。西秦灭亡后，他们又与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夏国正面交锋，一举击破铁弗人最后的一支骑兵。吐谷浑首领慕将俘虏的赫连定交付北魏的同时，向拓跋焘提出了土地与财物的索求，其中核心的一点，是要求占领西秦国的故地。北魏方面自然不会轻易地答应，只是名义上封慕为西秦王，对他的进一步需求置之不理。从此吐谷浑并不十分热衷于与北魏通好，而是周转于魏、宋之间，两边讨要好处，于夹缝中得生存。
同样生存在夹缝中的还有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历史上的仇池国一共有两个，前仇池在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被消灭，后仇池和北魏等国一样，是杨氏在淝水之战后乘天下大乱而复兴起来的。后仇池仅保有武都、阴平的一隅之地，并向南朝的宋国称藩，后来又攻取了汉中郡，成为北魏西南面的一个小国。
再看看北面，柔然老可汗大檀刚死，力量损失太大，几年之内都无力南侵，北魏的长城也已经修好，六镇之兵开始组建，这个边患远没有从前那么严重了；南面的宋国，虽有元嘉治世聊以自慰，但那样的规模尚不足道，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后，刘义隆忙于处理内部的事务，北部边境全面防守，这个敌人也用不着担心。
于是，拓跋焘的矛头便对准了东面的“海夷”北燕，这片区域是他祖父拓跋珪三十多年前讨伐后燕时，所遗留下的小小“历史问题”。
北燕从创建伊始就是苟延残喘的局促小国，冯跋在位时，着手缓解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并与南朝和柔然等国连横，才没给一下子灭掉。他的弟弟冯弘靠着兵变上了台，一开始的根基就不稳，北魏于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对它发动进攻，辽东一带的六个郡同时投降了北魏。北魏连续几年攻打北燕，冯弘的策略是“乌龟不出头”——固守城池，然而国土被蚕食得厉害，眼看已经守不下去。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冯弘的心思却还在自己的家务事上。他宠爱小老婆慕容氏，把元配正室王氏给废了，连带着把世子冯崇也给废了，改立慕容氏的儿子冯王仁为世子，北燕的内部，被他搞得污七八糟。冯崇听从同母弟弟冯朗、冯邈的建议，一起叛降北魏。
冯弘扛不住北魏的强势，只好主动把小女儿送到拓跋焘的后宫，向北魏请罪称藩。拓跋焘说：“称藩可以，不过你还得把世子给我送来（即相当于人质地位的世子）。”冯弘哪里舍得，执意不肯。大臣刘训劝他：“我们虽然与北魏通婚，但是不遣侍子的话无法彰显我们的诚意，若是北魏大举进攻，如何能敌？吴、蜀两国有大江山川之阻，照样被司马氏所灭。当年晋国能强得过如今的魏国吗？我们燕国又能强过当年的吴、蜀么？于今之计，只有老老实实地送侍子，然后休整内政，赈济民乏，劝课农桑，国家社稷或许还能保全。”刘训的见解虽迂腐，却也是当时那样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冯弘把自己宠爱的儿子看得比政权社稷更为重要，当场大怒，杀了刘训，绝口不提送侍子之事。
冯弘日夜难寐，要想做个土皇帝看来是不大可能了，宋国那边是称了藩，然而实在是够远的，不如投奔自己的传统属国高丽，以待后变。想到此，他便派尚书阳伊出使高丽，请求救援。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冯弘的使者忽然入贡北魏，并主动请求遣送侍子。拓跋焘心说，你这不是耍我嘛，我屡次提出要你送，你不送，现在无故变卦，其中必然有诈。他一面派人去高丽国，不许高丽王收容冯弘，一面派大将娥清、古弼率一万精锐骑兵，与平州刺史拓跋婴的辽西军会合一处，攻打北燕。
魏军一路凯歌，杀到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城下。阳伊领着高丽的数万救兵，也正好赶到和龙城的东面。冯弘绝望之下看见救兵，喜出望外，便下令全城军民跟随阳伊等人迁往高丽。和龙城中鲜卑贵族众多，自慕容燕建立以来久居此地，并不愿意迁徙。城中发生内讧，尚书令郭生借着民怨，决定率部投敌，打开城门迎接魏军。
郭生是个傻人，既然真心投降，却又不派人去魏军大营联络，莫名其妙大开着城门，怪得跟空城计一般。娥清、古弼等人不信，魏军没人进城。郭生急了，只好转过头来攻打冯弘，冯弘命高丽士兵进城，将郭生乱箭射死。和龙城被高丽兵大肆抢掠，落得一片狼藉，乱成一团。冯弘放一把火，烧了宫殿，举城东迁。北燕灭亡，幽、平两州入于北魏。
拓跋焘本有意征讨“不听话”的高丽，苦于山高路险，地处偏远，一时难以发兵。次年，高丽王受不了骄矜跋扈的冯弘，将他杀死，没有再生事端，北魏继续东征的计划也就暂且作罢。冯氏北燕，到此结束，而冯氏家族，还将在数十年后的北魏政坛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自毁长城（1）
北魏灭燕的同年，南朝的宋国却死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府兵的最后一位见证人——檀道济。
元嘉七年的北伐徒劳无功，宋文帝刘义隆本已非常郁闷，不想这时宋国又出现了人才的断档。前面说过，他的荆州亲信王华、王昙首，以及王昙首的哥哥王弘，都是他初期统治的得力助手，担任侍中一级的人物，其中王弘更是身兼司徒、录尚书，是最主要的辅政大臣。
可是这几位的年纪本来就比宋文帝要大出两三轮，活得又都不长。王华和王昙首四十来岁就去世了，还没赶上看到宋军的北伐。王弘多活了几年，也是终日提心吊胆，常以徐羡之、谢晦等人为前车之鉴。王弘兄弟身居权要，王弘这个人又性情狭隘，没什么气度，朝中大臣对他们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禄大夫范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头脑，私下里提醒王弘说：“天下之事重大，权要之位难居。你兄弟二人太显摆了，不好，不如表现得谦恭退让一点。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应该将他征召入朝，共辅朝政。”
王弘深以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间大旱、自己身体不佳为借口，请求辞职，并将权力转交给彭城王。宋文帝起初还不肯，后来见王弘的确疾病缠身，也就松了口，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将王弘的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的职务全部转授给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这位彭城王，就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刘义康比宋文帝刘义隆小两岁，自小就十分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