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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哥。她在信里就这么叫我，那时我读大一，她想认我做哥，我偏不要她做妹。我下面有四个妹妹，还愁没人叫我哥吗？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跟她谈成恋爱。
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问：先生小姐要吃点什么？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一个桑拿虾，一个清蒸边鱼，一个炒沙虫，一个水煮菜心，一个纸包骨。石留说够了，吃不了。部长也说够吃了。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没有沙虫，沙虫下班了。我说沙虫也下班啊。部长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那就不吃沙虫了。
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贝克小姐说，要喝酒吗？先生小姐。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这酒不错，十块钱一支，要不要先生小姐？我说不要先生小姐，要青岛。贝克小姐说，青岛下班了。我说那就来支喜力，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那就来贝克小姐吧。我把酒杯满上，又替石留斟酒，我说为了南村，干杯。刚干完杯，部长又来了，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果然部长又说对不起，纸包骨没了。我对部长说：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了，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她笑着说，先生，我看了你半天了，一直想笑，我们叫了个象牙蚌，也是半天上不来，让给你算了。这小姐很面善，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说谢谢啦！我实在饿坏了。吃着象牙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有一天，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刚进门，同事就惊叫起来，哇！象拔蚌特价，十五块钱一斤。我一看，跟着念出声：象牙蚌特价，十五元一斤。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就象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是哪个村的？
部长迟迟没有回来。我又叫了两个饭，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我拿眼四处睃巡，发现贝克小姐已经象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正用拖把拖地。女部长还是不出来，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问我们还加不加菜，我说不用加菜，把没上的菜上上来就行了。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说，我去厨房催一催。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厨房的人早下班了，厨房门都锁了。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我比他还熟悉地形。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这两个菜取消了。我不温不火地说，谁替我取消了，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把菜取消了？他招架不住，只好如实说，厨房的人下班了。我说，不着急，我等他们来上班。
我替石留倒满茶，又把自己的茶杯倒满，装出一个打持久战的样子。酒店里剩下的几个人等着下班，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我们周围团团转。我每隔十分钟问一句：老板该回来上班了吧？没人睬我，大家都苦着脸。留守的几个小姐或坐或站，成散兵状把我们包围着，有一个小姐开始很夸张地打呵欠。男部长在柜台打电话，看他的表情十分激动，我估计他正在添油加醋地给老板汇报情况。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男部长走了过来。由于刚才过于激动，尽管他极力强装笑容，他的脸还是红里泛青。我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就等这句话呢。男部长说：两位老板的单已经有人买了，两位用完饭请自便，招待不周，敬请谅解。我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走出酒店，石留埋怨我太刻薄，得理不饶人。我说，这一课是为你上的，你现在是在南村，不是在武汉，以后多学着点。
三
我带石留去见校长。校长是个面色阴沉的人，他不笑的时候比笑起来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愿意看他难看时的样子。整天面对一个不笑的人，估计谁都受不了。石留给校长带了一些礼物，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家乡特产，这些东西校长从没在家里吃过，他和他老婆看着两眼发直。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真是左右为难。婉拒吧，不礼貌，留下来呢，只能搁在家里占地方。校长就批评我，说不该让小石大老远拎过来。他后来还是偷偷把特产退给我了，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整，还是我跟小石留着慢慢吃吧，这叫物尽其用嘛。结果我和石留吃得嘴唇起泡，吃了一年也没吃完。
去校长家里坐时我拎了筐荔枝，这荔枝是在大院门口的小店里买的，我是店里的常客，店主是潮州人，潮州人做生意向来是刁钻古惑，他并不因我是熟客而给我优惠，反而经常宰我。我拎走荔枝当时可以不给钱，表面上看似乎是优待我，但回头算帐他就会多收一两块钱，说是涨价了。对此我毫无办法，我明知他在骗我，还是得在他店里买东西，因为不在他店里买就得去另一个铺头买，去那个铺头来回得二十分钟，而且难保不给人家宰。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怕给人骗怕麻烦的那种人。我这种人注定了要常吃亏的。我对校长说，今年熟荔枝，荔枝又脆又甜，水分特多，你和阿姨要多吃点。校长说来家里坐就行，不要拎东西。我说不拎东西，就拎点荔枝。
校长是个和善的人，很少发火，但为石留的事他差点对我发了火。那天我正在校园里溜达，校长走了过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溜达。他对我说石留不错，问我几时办手续。我说说不上，还只是朋友，她看不上我呢。校长说这是什么话，打老远的调过来，我可是看你的面子，总不成你调她过来给人家做老婆吧。我说难讲，这些年我可是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校长说，越来越不象话，待会儿来我办公室。
上篇：教学时期——《教学时期》
第二章
一
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地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家对我不好，不把我当人待；二是我一直被迫从事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我现在是人民教师，这本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可我实在没有资格搞这个行当。我除了学历高，长得也比较高外，几乎没有什么优点。缺点倒是特别多，譬如表达很差，五音不全，中气不足，地方口音较重，也就是普通话讲得不地道等等。听我讲课，不听还清楚，越听越糊涂。所以我一上课，同学们就在下面自己安排节目。尽管如此，学校领导仍然特别喜欢安排我上课，一周安排八天。这真是比活受罪还难受。我从不讳言，教师的职业是我自己挑选的，当然是被迫的。我如果不从事教育工作，就得从事另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当，这行当叫印刷品监管。说白了就是看小说，专看带颜色的和反动的。那时校长不叫校长，叫处长。我找处长报到，处长说，来了好来了好。处长带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同志姓赵，叫老赵。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毛孔之间还有连线，纵横交错，我一看以为看到了我家的红薯地，想想红薯地没这么小，又把它看成了脸。老赵说，我这个组叫小说组，我们的职责就是审查小说。他指着桌子上小山一样的书籍说，这些书都是从国外邮寄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反动和黄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动的和黄色的东西堵截在国门之外。
听着老赵讲工作，我的头就象正在充气的皮球，不断往大里胀。我在高校读了八年书，说穿了就是看了八年小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明清小说研究，临毕业时，我一见到小说就患病，要四个同学抬着去校医院打点滴。老赵还没讲完工作，我就噗地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立即有人过来扶我，老赵一个劲地说，小江怎么啦，怎么啦？有一个清醒的人发话了，他说快送车站卫检局，那儿有医生。我在昏迷前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叹气，她叹着气说，现在的年青人身体素质就是差。
大家把我送到卫检局，放在病床上，医生给我挂上点滴。我这病有个特点，就是一挂上点滴就清醒。大家看到我醒了过来，都松了口气。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把该挂的点滴都挂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既然扎了一针，不能白扎，总得输点什么进去，至少输点能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个认识，每次我一晕倒，同学们就给我挂氨基酸，好歹也要挂足三天。挂氨基酸后来在南村很流行，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医院挂氨基酸，气得医生护士够呛，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但医院领导很开心，因为既可以创收又不会死人。
我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就是这样。大家对我印象不好，说我是贾宝玉的老婆，弱不禁风。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比较难接受的是单位领导仍让我看小说，一点也不体谅我一看小说就发昏的实际，硬是不给我换岗。他们说，如果大家都象你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就发昏，那单位不就乱了套。
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每看完一本，就在一张小卡片上填几行字，内容有二，一是对书的评价，二是给书定级别，所以我的权力也算不小，国内收件人能不能收到这本书关键就看我这支笔怎么写。当然不是瞎写，也得讲原则，譬如说九级可以写成八级、七级，甚至五级，但决不能写成二级，也就是说马可以说成驴，但大象不能说成蚂蚁。这也是海关监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原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那么大能耐，这是我师傅教我的。师傅比我大几岁，我进关的时候，她的工龄加关龄已经十五年了。她参加工作早，并不意味着她的学历低，她也是研究生，据说是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一直读上来的，对此我格外钦佩。我后来读了半年的自学考试，老师见我那么高的学历还读自学考试，觉得奇怪，三天两头过来审我，审完了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在报社，帮他发篇论文。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一直以为师傅是可亲不可近，直到几年以后我与她意外相逢，关系闪电般突飞猛进到床上。我和她交流审查印刷品的经验，师傅记忆力惊人，可以说过目不忘。她脑子里的东西跟我讲十年八年也讲不完，而且每一个故事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
二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象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同室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整整齐齐地长在沟里，想到这里，我们的动作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停止，我们的工资毕竟不够买青菜吃，而且又没有人来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这项功课还得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我们太过放纵双手，菜摘多了，吃不了，丢了可惜，我就带回单位给了师傅。师傅说她还没成家，叫我转送别的同事。这样我就养成了给同事送菜的习惯，当然不是每天都送。由于每次送菜时没有造花名册登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送的菜也未必合人家的心水，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差不多把全科的人都得罪了。得罪最严重的是刘老太。刘老太就是说我身体素质差的那个老太婆，她本来已退休了，但强烈要求返聘，单位只好把她返聘回来。她是专职政工员，管全科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由于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家里搞掂了，所以实际上她就管后面那半截。我后来对在印刷品科的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怀疑自己是故意把刘老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