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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滑稽与矫情，虚造之笔溢诸纸墨，扑人眉宇。但使用第三人称确有出人意表的效果，又有说部的善置悬念，还将自己从单一的主体中分裂出来，以客体的身份观照自己，此乃识人及为文之“分身术”：“这家伙最怕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
阿根廷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好为吊诡之文，善创神秘之章，喜弄分身之术，乐玩叙事圈套，潜泳于古今玄妙之事，浸润于莫比乌斯圈的“自咬”。博氏喜读《庄子》，何尝没有庄周梦蝶的自我“物化”之感，因而有《博尔赫斯和我》、《另一个我》、《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诸文，既似小说亦像随笔，模糊了文体疆界，取得诙谐佻而又让人深思的效果。流沙河的“我去看他，他都躲入镜子”，也只有如此，“我”才能够看得见“他”，“我”并不完全是我，也有可能是“他”。如是观之，自嘲何尝不是他嘲，反之亦然，此乃笑天笑地，笑古今一切可笑之人，包括自己。古人乃至今之落后民族的“临池一照”，以及自此之后发明的镜子，均是人类认识自我的进步。镜子的照鉴功能，正是人类得以窥视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的工具，尽管这种“认识”还不免落入皮相的窠臼，但人类自此会减少些许暗昧与自大，认得自己的可怜渺小，“这家伙最怕我”，“和我对骂，就是不敢出来”。但如果有人据此断言流沙河的自我调侃取法乎西，那就未免太过草率，我们只是说文化上的不同之同，开人眼目而已。吾国历代幽默笑话、反讽自嘲甚多，且不说东方朔、纪晓岚诸辈的诙谐冷趣，就是在许多古代文人骚客的“自为墓志铭”、“自题小像”里也不乏像《这家伙》的自我贬损和风趣，这就是说流沙河的“这家伙”不免受历史上诸多前辈“家伙”的直接沾溉。戏曲家钟嗣成曾夸张自己的丑是“有朝一日黄榜招收丑的，准拟夺魁”（《一枝花·自序丑斋》套曲），画家徐渭自污是“龙耶猪耶”（《自书小像》），思想家李贽谓自己“其性褊急，其色衿高，其词鄙俗，其心痴狂，其行率易”（《自赞》），文学家张岱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诚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仅堪覆瓿。这人耶有没有用？”（《自题小像》）诗人流沙河说：“有喝倒彩的，有鼓反掌的。这老傻瓜，他还洋洋得意，站起身来频频鞠躬。我真替他脸红！”（《这家伙》）
这实足的自我贬损里透露出非比寻常的傲岸不群、深切的孤愤以及无奈的自嘲，也可说是对社会变相的批判与宣战。鲠骨之言以嬉笑之语出之，更能获得出人意表的效果，让人铭记在心。正如法国著名喜剧作家莫里哀所说：“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恶习变成人们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伪君子·序》）流沙河已经在“文革”时经历过无尽的污辱和被动的自骂：“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从这样的人间地狱活命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嬉笑怒骂，调侃反讽的呢？！自然能主动地看到自我的渺小，进而调侃戏谑，非心理健康，历尽沧桑，看透世相，洞察人生，佻善谑莫办，如此才知道自己原系一“家伙”耳。
二
林语堂先生说：“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虚空、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
Khayyam），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吾国与吾民·幽默》）流沙河亦是在识得我们人类自身渺小愚拙和现实社会的可笑后，才以幽默讥刺的文章讽世的，亦系一幽默大家也。沐改革开放之风，8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种思潮风涌而来，众多主义加入社会对文学的大合唱，批判反省及理性的启蒙，虽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然声音相对多元，一时蔚为大观。稍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的声音愈加萎缩，社会批判的锋芒收敛，空洞霉腐的说教泛滥起来，在我们这个法制尚不健全、缺乏理性的国度，知识分子又不能对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弊端作正面的“肉搏”，但是知识分子又必须发出自己独特而理性的声音，找准自己批判社会不公的支点。流沙河先生选择了“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的庄子来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针砭讥刺，“拖古人到现代来讲话”，于是《庄子现代版》便应时而生，继而《Y先生语录》也就势出笼。从他由诗贾祸到新时期复出以来，他自述均以歌颂为己任，“若有使命在焉”，后来终于醒了，将歌颂视为“此或一厢情愿之态，今已矣，不说了”。但要看流沙河思想之突变，我们怎样分析，都不如他的“自供状”来得真实：“洎乎八十年代末期，经济改革独足跳踔之弊，渐渐凸显出来，怵目惊心。吏治之不谨也，袖风之不清也，世道之不靖也，社会之不平也，政策之不定也，民主之不行也，文明之不振也，公德之不兴也，使我觉得自己没脸，不好再去歌功颂德。”（《Y先生与我》）
好一则“自供状”，真是一篇声讨社会不公的檄文，虽然社会之腐败不能因此传檄而定，但深得民心是不言自明的。流沙河深知不能用豪言壮语来改世，便用《庄子现代版》来曲线讽世，“著述过程亦即角色改换过程。秃笔一支，不能改革现实，却能变革自身。古今文人皆享有此种蛹蜕之方便，这样他才活得出来，使斯文一脉不至于断绝。要说软弱，也是。”（《Y先生与我》）其实这并不是软弱不软弱，而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找准自己应对现实社会的支点，不然下面的话你就不好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躲避的权利。软弱者怕自己一身弄脏，他只好躲避了。”这比任何惊天动地的对社会的批判更生猛，更锐利，更可笑，非说真话的真汉子能出此热血之言和大幽默吗？若以笑话看这污浊之世的话，我相信流沙河先生以上的言论与画家黄永玉先生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老汉我因为胆小，遇到好笑的事情总是采取一种战术：‘笑得赢就笑，笑不赢就跑。’倒是很少吃眼前亏的。”（《吴世茫论坛》）自然，方巾跬步之徒，内心霉腐之辈，佻不雅他们是不敢的，但卖友事仇的能耐却是大大的有。所以爱嘲讽讥世之人，遇到这种人就只好“笑不赢就跑”，实施那最后剩下的惟一挡箭牌“躲避的权利”，好在现今要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确实不那么容易，地球村毕竟是大家的啊。
杜牧有诗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插得满头归。”现实你不能改革，你就只有笑笑而已，否则就是只有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苦命。何况你跟别人讲正规的道理，他未必领情接纳，这一点流沙河在《Y先生语录》第43则就有披露，应看作是他写作《Y先生语录》时总的创作心态的显现：会场气氛严肃。Y先生打个吼响的呵欠，惊动四座。
有同志问：“你在干啥？”
Y先生答：“演正经戏，容易疲劳。打呵欠发出放肆的声音，觉得全身舒服。”开会仿佛成了有些人的必修课，但像现在这样文山会海的，无度地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从古至今，确是闻所未闻。但成天开会的人，演这种正经戏，很少容易疲劳的，他们是越开越欢，说白了就是利益驱使人。就像一位猝死在会场的官员，他如果死而复生，Y先生揣度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他会跳起来，挺起肚皮吼，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了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第331则）毕竟是Y先生，就像吾蜀已故作家贺星寒所创造的方脑壳一样，爱说大实话。贺星寒在《从庄子到Y先生》一文里，较为详尽地描述了流沙河从《庄子现代版》到《Y先生语录》写作时的心路历程。惜乎该文刊布时，被删其大要，否则更能见出流沙河先生在非常时期的铮铮铁骨和忧时伤世。
“庄子不官不僚，也不运动社会”，“布衣草鞋，糁汤野菜，物质贫困，精神自由”，既像Y先生，也是沙河先生的化身，尤其是“他只躲在陋巷著书，批评显贵的儒家，攻击污浊的社会”，更是他著书讽世的真实写照。流沙河实在是庄子的异代知己，思接千载，此之谓也。“我是漆园一树苦李，皈依自然，礼拜庄周，所以痒志早已消磨，遇事退让三分，总觉得眼前的都是梦。”（《读〈文革大笑话〉》）我们看出《庄子现代版》对《Y先生语录》施以的影响，更可看到后者承接着前者的余绪遗泽而来，也就是批判社会，幽默讽世，在书中珠联璧合。
庄子用一批歪瓜劣枣——跛子、独脚驼背、啮缺、支离疏等残疾人——来批评显贵的儒家，就把孔子给耍弄了。因为在庄子看来，就连这些并不算健全的人，即下人之质都能知道儒家宣扬的空洞大道理的可笑，独独像“至圣”孔子这样的人要装样子，不明白其间的道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流沙河先生也认为，社会的腐化堕落、虚套无聊，人人都知道而不愿说出真相，得一Y先生（贺星寒的“方老壳”亦应作如是观）而天下大白也。老壳方，说明微有“残疾”，无论是智商还是身体；先生Y，表明不像正统的“正”，来路不正，伪劣产品，或发Y言，就是身体（语录里有一则透露他身高只有144米）智商上均不是上上之选，甚至Y先生自己也说：“明明不Y，却冒充Y先生，太不要脸啦！”（第121则）独独他能披露出这些人间非常可笑之事。《庄子现代版》到《Y先生语录》不只是有一条能通达的暗河，而且一脉相承。“Y先生举左手，展开五指，说：‘长长短短，世界多元。’又举右手，展开五指，说：‘重复一遍，历史循环。’”（第65则）两千年前至今日，看似漫长，变化极大，生龙活虎，但其间的堕落霉腐，何尝不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循环”？！
庄子嘲笑儒家亦自嘲，Y先生嘲笑社会亦自污，关键在于他能把几千年的历史搞懂：“Y先生大街上看河南人耍猴戏，笑够了，对三只可怜的猴子说：‘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我笑你们，也笑我们自己。’”沙河先生好像不是在研究进化论。
三
从《庄子现代版》到《Y先生语录》，其间新释过几十则《阅微草堂笔记》，还写过三篇短文。其一为《尴尬二十四》，其二为《可怕的曾国藩》。前者可视为《Y先生语录》的前奏曲，描述了吾人生活之普遍情状，于今有几人能免尴尬？后者可看作是《庄子现代版》的余绪，因为曾国藩的那套正是庄子猛烈批判的，曾国藩对下属和家人的训诫，洗脑手段，被后来那些“独服曾文正公”的人学着，并发扬光大了“曾文正公”整人的伎俩和花样，其酷烈之程度，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倘若庄子在世，肯定与流沙河先生有同样的感受，他最终也会忍不住说：“啊，多么可怕的老师啊。”
庄子不愧是嘲讽取笑儒家之老手，“鸡有正德，天下无敌”。依我的理解便是，越是瓜娃子，越能在装神弄鬼的表演中修成正果，因此也就“有好多人在表演倒挂金钩”。楚国的一位养德之士温伯雪，讽刺虚伪的儒家，“他批评我时，眼泪汪汪的，一心孝敬，就像他是我的儿。他教导我时，装模作样的，满脸正经，就像他是我的爸。”（《庄子现代版》：279）猛起灌粪，不管民众需不需要他那可恶的大粪，这样的人要遇到一点这样的尴尬：“沿街讲演文明礼貌，忽被舞女揪住不入，追讨夜合钱。”（《尴尬二十四》）当面拿下他伪装的面子，才有可能闭起他那大话假话一大套的鸟嘴。“庄子论道，道在屎尿”，“庄子借粮，被人戏弄”，这样的说法，岂止有趣得紧，自嘲得要命，简直可让人笑掉大牙。自然，Y先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嘲笑那种死活不肯退休的“四化”干部时曾说：“一是头脑僵化，二是品质腐化，三是脾气恶化，四是等待火化。”该同志大怒，“向上级诬告Y先生动乱。Y先生说：‘再加你一化，整人公式化。’”如此不可救药的“五化”干部又岂止是个别的某同志，简直成了以整人为要务者的思维路径和肖像写照。
流沙河先生的幽默讽刺自然除了承接庄子的滋养外，还与我们有比较发达的笑话基础有关。所谓笑话基础，并不是指我们的民族比他国民众更具幽默讽刺的细胞和笑的神经。古语云，蓄势既久，其势必猛。推而言之，就是被专制统治压制得越久，民众的声音得不到释放，不能上达天听，即便有幸上达了，也是充耳不闻。于是吾国历来盛行政治笑话，被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