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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可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像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这说明国家专制一旦成熟,墨家便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在践行上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至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此后的2000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2000年,这2000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2000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到底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谭嗣同将2000年来几乎绝迹的墨学,提升到与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谭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响在前,系统学习墨子的理论在后,“吾自少至壮……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而且谭本人也以其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来,复兴墨学最力者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写有三本墨学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1904年),全书分六章,约四万五千字;一为《墨子学案》(1921年),全书八章,约七万字;一为《墨经校释》(1920年),约十万字。《墨经校释》出版时,梁启超约胡适为之作序,这里引胡适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推广墨子学说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梁启超以其敏锐而广博的历史视野,考察虽然墨子学说2000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之一,“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譬如在战争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开边黩武者,皆持反对之态度,而在守土捍难方面,则是最为尊崇。这种民族特性,实则与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学说是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之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说到墨学的研究,还不可不提到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重点研究了墨家学派在逻辑学上的成就,在胡适看来,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胡适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样无法抵抗。而对于墨子学派中的一大批无名的学者——也就是称为“别墨”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墨经》、《大取》、《小取》等深奥难懂的文章——胡适称赞道:“别墨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重新赋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2000年后,墨家的学术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学的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从晚清以来,墨学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秦以后2000年的总和。虽然近代以来,墨学因其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备受学界关注,但我认为,墨学的复兴,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墨家只不过能为中国科学史提供些材料罢了,我们也不用抱着墨子2000多年前发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鸢来引为自傲的本钱。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并不会逊色于当代,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
专写艳词柳三变
程蝉发帖时间:2002090416∶36∶00
记得小时候看三言二拍的白话故事里就有柳永,风尘飘徙里有着总也掩不住的疲惫。周围簇拥着内心哀伤的女孩子们,外貌娇艳。那些女子的未来都在风里漂浮着,他同情她们,因为他也是。连死去了都是女人的眼泪单葬他。所谓“《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引“前辈”诗句)。其实等到作《戚氏》的时候,他已经少作艳词,开始写“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的句子。艳词这类的少年情怀(也许还有中年)已经被长期的困顿生活折辱,也就是说他与权势话语终于在观念上取得了一致,于是开始后悔自己的当年,因此才有“追往事,空愁惨颜”之句。
其实倒是很多人偏喜欢他的艳词,正如靡靡之音初入大陆,立即呈洪水猛兽状。这是人民群众所能了解的东西,因其俗而流行,也因其俗而被其时的文艺话语圈蔑视。所谓“艳词”也是泛指,有人说柳永词的内容“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虽语气实在是轻薄,可也说到了重点。柳永一生的际遇,大约都和他作品的内容有莫大的关系。
其实为文略放荡些,在当时的士大夫文化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总归还是有点害羞,欧阳修所作的艳词也是才气纵横,但他的追捧者一律不认,说这艳词是小人写出来污蔑给我们文忠公的。这话就说得有点不顾事实了,胡适也说,北宋的道学气其实少,作艳词也不算是犯禁。
但柳永不一样。别人写罢艳词,当做是文字游戏,还是向着话语中心靠拢。但他的作品老拿到市井里给歌妓传唱天下,再加上这些歌妓多是市妓。不比官妓们与官员的交往,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相互爱慕,却不涉情欲。因此柳永的市井气总不免被人看小,又况当时整个朝堂正防着这些“艳藻之词”,以为是“将亡之兆”,再加上柳永的父亲本是南唐旧臣,对他的防范自然是重些。
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刚骨毁灭了他的仕途。这刚骨显然是遗传自他那个能说出“臣非魏征,陛下亦非唐太宗!”的父亲。周游于青楼之间不知收敛,再打上一副“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子,他内心里一直遵行的独立人格未免使得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音乐的天地里他是自由的,自制慢调风行后世;但在当时的世界里,他显然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那个群体。
据说他死后为歌妓们合葬,每年的清明节都也有歌妓到他的坟上纪念他。每次看到这段传说就想起后世的一首《苏小小墓》,无由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冻云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屡轻烟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新解
老金在线发帖时间:2002021122∶13∶00
《周易·丰·彖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与人乎?”这种矛盾发展变化向着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在《洪范》、老子、庄子和邹衍那里,也有过不俗的表述。《曷加鸟冠子·环流》更把它抽象为“物极必反”的哲学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常见的哲学思想。西方最早表述这一思想的是赫拉克利特。荣格对这位先哲的观点极为推许,他说:“年老的赫拉克利特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发现了所有心理学规律中最了不起的一条,即对立物的调节机能,他称它为‘物极必反’。他指的是这样的意思:每件事物倾向于迟早转向它的反面……我们的生命犹如太阳的运行。早晨的太阳不断地增加热量,知道中午发出了绝顶的热,于是,‘物极必反’到来了:它的继续向前移动并不意味着热度的增加,而意味着一种减少。”荣格这一段话,可以移来做“日中则昃”的脚注。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读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就会发现某些注释的不妥。陈亮词最末两句:“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在今日所有通行的注本中,都把“赫日”解释为喻指赵宋王朝,“谓宋王朝的国运如赤日之在中天,有着光明的前途”。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