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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各自启程之前，抑或在四顾茫然的中途，我们都需要不断地闻思。因为这世界从来不乏智慧的声音，而只是缺少耐心聆听的耳朵。
“新的一代人出生了，来到了世上，长大成人，他们看到芸芸众生在忙碌拥挤着：年迈的人，头发花白了的人，受人尊敬的有地位的人，全都参加在其中。因而他们相信，这种无理性的忙碌拥挤就是人生，没有别样的人生。于是他们在这忙碌拥挤的人群边上也拥挤了一阵子就离开了。他们并没有看到人们的聚会，只在门口看到一群拥挤喧闹的人，就认定这就是人们的聚会，于是他们也在门口拥挤了一阵子，衣服都揉皱了，回家的时候一心相信他已经参加了聚会。”托翁用寓言似的笔法，向我们揭示了存在的荒谬。他犀利的思考直指人生的意义。然而，多数世人可能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生活。亲人、朋友、爱情、健康、财富、名声、功业、艺术、娱乐，还有夏夜的星辰、春天的草地、婴儿的微笑、小鸟的鸣唱……所有这一切，难道都只是“拥挤了一阵子，衣服都揉皱了”吗？难道除了这一切，还有什么“聚会”吗？
也许，在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张入场券之前，我们永远也无法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聚会”。
“我爱人，也被爱；我有可爱的儿女、有丰富的家产、我有名誉、我很健康、我身心精力过人……突然，我的生命终止了，我不再有任何欲望。我明白我不再有什么可冀求的了，我来到深渊，在我跟前——除了死亡，一无所有。”托翁直面死亡时的心境，让他知道同时也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一切，只是生命的部分而非所有。因为生命天然地含藏着死亡。并且，即便一个人拥有尘世上所有的幸福（托翁在这点上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望尘莫及），但当死亡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句号随时都会横亘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拐角处时，再华丽丰满的内容，最终都只是一个虚无的空洞。
于是，像无数智者曾经做过的那样，托翁开始沉思并寻找超越的途径。
像这种只追求肉体（托翁誉其为“动物性”）幸福的生命方式一开始就被托翁彻底摒弃了，向人们提供类似指南的人被托翁深恶痛绝地誉为“学究”。因为他们以所谓“物理的、机械的”科学为生命下定义。既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这条康庄大道已然封闭，那么，是否去建造并攀登那座通向“来世幸福”的“巴别塔”，就是人们惟一的最后选择？
托翁又一次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对那些只追求“执行一些外表仪式”的教条主义宗教徒嗤之以鼻，称他们为“伪善者”。“伪善者说‘生命的幸福不是在现世，而是在前生和死后’。”“他们说，现世的生活是罪孽，解释这种罪孽要追溯到创世之初和人类的诞生之时。要赎清这种罪孽必须等到死后。为了在来世获得幸福，人们就必须信奉他们教给人们的学说，必须奉行他们指定的种种仪式。”
可见，无论是“个体的动物性”生存，还是“否定现世生活”，均非获取“聚会”的入场券。那么，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当我们不再把生命只看成是我们肉体的生存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生命就开始了。”“相信肉体的灭亡就是自己生命的灭亡，就同相信一个物体进入到强烈的光线底下，它的影子的消失就是这个物体消失了一样荒谬。”“对于不依据自己在时空中的存在、而依据自己日益增长的对世界的爱来看待自己的人来说，时空条件的影子的灭亡只是更大的光明到来的标志。”
“对世界的爱”，以及为着人类全体的善而活——这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经过大半生的思考和体验，为他自己、也为世人所指明的通向“真正幸福”的道路。
经过托翁的诘问，那些错误的人生观彻底坍塌。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完善的价值理念得以重建。首先，应该要“弃绝个体的幸福”。但是，这里所要“弃绝”的，只是把幸福纯粹建基在个体（动物性）生存之上的那种观念和心态，而并非弃绝生活中的一切。“不可能也不需要弃绝个体的需求，就像不可能也不需要弃绝人的其他生存条件一样……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些生命的条件，但是不能也不应该把这些生命的条件看成生命的目的。”托翁并非要让我们成为遁世主义者，而只是希望引领我们契入更为广阔的生命境域，从而发现生命的意义。“为了使人拥有生命，就应该抓住它的全部，而不是抓住表现在时空中的那一小部分。谁抓住了整个生命，他的生命就会变得更丰富；谁只抓住生命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已经被他抓住的一小部分也会失去。”其次，托翁强调幸福的实现并非在“某时某地”，而就在“此时此地”。“一个人，无论是基督、苏格拉底……或是老人、青年、妇女，如果他活着时为了别人的幸福而弃绝了自己个体的幸福，那么，他在此生就已经具有了对世界的新态度，对他来说死亡就不存在了。对所有的人来说，确立这种态度都应该是此生的事。”
至此，我们终于看见，从基督、苏格拉底到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那个盛大的“聚会”，而始终让我们困惑不已无从寻觅的那张入场券，就是——“对世界的新态度。”
具有这种“新态度”的人，就是“使自己的生命服从于理性的法则并表现为爱的人”，他“就会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他所向往的生命的新中心发出的光，同时也会看到这光通过他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这就使他确信生命不会减少，不会死亡，有着永恒的力量”。
这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段献辞：“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挚爱生命、不懈探索人类真理、努力追求真善美的21世纪之人！”
我不知道这段话是作者还是译者所加，但是我知道，21世纪的序幕，却是在仇恨与血腥中拉开的。纽约世贸中心轰毁时的巨大烟尘，巴以边境上越来越年轻的人肉炸弹，阿富汗难民木立在战争废墟上的身影，印巴互相瞄准的核弹头和紧张对峙的一百万军队……所有的这一切让我知道，这份来自19世纪的盛满深刻智慧与巨大温情的生命礼物，之于今天的我们而言，绝对是一份羞于承受的馈赠。
1910年11月20日上午，列夫·托尔斯泰，这位睿智而善良的老人，病逝于离家流浪的中途——列札·乌拉尔铁路上的亚斯塔波弗车站，享年82岁。
老人在最后留下了一句语焉不详的临终遗言：“我热爱……真理……为什么那些人……”究竟是怎样的话语，自老人嚅动的唇边失落、且永远失落了呢？
我合上书本，试图把这个无解的问题掩回书里去的时候，忽然听见无数愤怒的雨点，正自苍穹的深处倾泻而下，无边地敲打着这个浑浊的世界。
活着，可要记住
：天涯社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读《日瓦戈医生》
云也退发帖时间：2001081219∶43∶00
读《日瓦戈医生》的日子里，脑海中时时缭绕着别尔嘉耶夫的论断：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由此，俄罗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内转，走向自觉，走向内省……的确，辽阔的幅员历史地哺育了极权专制，也造就了一大批博大多思的心灵。所以，俄罗斯式的悲剧美历来是内敛的自我与自我的交锋。正如日瓦戈医生，似乎从来就不抱着匡世济民的宏大理想，尽管他的学问令人钦佩；困扰他终生的烦恼是，他内敛的个性、他的诗人气质以及他渊博的学识无法给他带来安定的生活，无法留住他最心爱的亲人和情人。日瓦戈一生过着一种自顾不暇的生活，从中我可以窥到“人”在历史中浮沉的无奈。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对“人”有一段美妙的比喻：“……因为我觉得人跟要塞很相像。人打破围墙要自由自在，他也就只剩下一堆暴露在星光下的断垣残壁。这时开始无处藏身的忧患……”萨特也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不是多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存在主义大师对人的本质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人面临的无穷的选择之中，最根本的就是“普遍”与“特殊”间的抉择，对“实现自我”的渴望，总能刺激起人的性格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渴望摆脱共性迈向个性的一面，而一旦开始，在内与外之间的游移不定就构成了人生的全部。敏锐的人将在这种来来往往中咀嚼他人无法感觉的苦痛。
人本质上都是一件很复杂的器物，只是器物中也有艺术品和坛坛罐罐之分。多思的人会使自己“艺术”一些，但也因此贮存不了多少流质。“无处藏身的忧患”笼罩在心头的时候，日瓦戈医生悟出了什么：“只有在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在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呀！”
我一直不太明白日瓦戈医生是在什么样的压力下开始他的流亡生活的，但是我能体会到他为成为一个“小角色”付出的努力。他渐渐地改变了过去对战争和革命的热情的看法，渐渐地关注起生活本身了，可就在这时，他在一次外出时被游击队掳走，因为后者需要一名军医。虽然一年后他逃了出来，但是直至猝死街头，他没能再与岳父和妻儿见上一面。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精神支柱仅仅在于对童年时的伴侣拉拉的期待，并把期待的焦虑、见面的愉悦、离别的黯然神伤写入诗歌，作为吐露情意的一扇窗户——他的感情从不轻易地流露出来。在书后翻译得很乏味的日瓦戈诗作里，只有这样的句子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转眼已是几百年／同样的云同样的山／同样的溪流河水间／悠悠岁月依然。”一派俄罗斯式的凝重情绪。大地给了俄罗斯人充裕的行动空间，也使得这个民族一代代饱经离乱之苦楚，流放、流浪、流亡成了他们的宿命。而日瓦戈医生经历的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流亡，很难说他在追求什么宏大的信仰，只是思想指点他不要听凭当局的支配，要把握自我的命运，所以他早早地冲破了“围墙”，潜出都市的喧嚣想冷静地审视历史的面貌，可是手中的命运不服从他的主人的把握，红军、白军、游击队，对无意于“伟大事业”的日瓦戈医生而言都是对安宁生活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他在诗中寄托摆脱困境的愿望。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日瓦戈医生没有更多的奢望，他真诚地自足于做一个小人物。动荡的社会教会了他严严实实藏匿起曾经有过的锋芒，甚至与世无争，他宁愿被吸入大地的缝隙里，消失在别人的视野中。
然而思想就像意识，一旦拥有，便成为无法抛弃的存在，你只能与它共存，并且别无选择地吸收更多更多。思想又是意识的升华，包蕴着人的全部内在的精美。日瓦戈是十分珍惜他的思想的，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途中，他也不忍心将他的思想束之高阁。他仍然幻想像常人一样过哲人和诗人的生活，这却在他的内心引发了自我与自我的冲突，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目光必须在深邃和浮浅之间摇摆，意味着他的语言必须在精致与粗俗之间游动，意味着他头脑中的此在与彼在的界限就此模糊起来。难道过黎庶百姓简单的生活都这么难吗？但是可怜的日瓦戈医生一天比一天憔悴。
很久以来，我不敢对日瓦戈受的这种折磨表态，因为我自己也质疑这样的折磨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我们以“拯救者”自居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一个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群体天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一手捧起改造世界的武器，一手毅然决然地扯断了我们与物质生活之间最后的几缕瓜葛。几十年后，“人”在世界范围内成了“目的”，是需要五条件捍卫的“终极目的”，我们习惯于口沫横飞地追述那时的情景、感慨人心之易变，还不免要加上一句：“那时的人都这样！”——扛起理想，埋葬现实，一旦重新认识了现实，又扔下了以往的至爱，就像一个黄口小儿，把手里的玩具抓起又放下。
自我与自我的冲突，在人打破自我的壁垒时便埋下了种子，思想者不愿躲藏于要塞中苟全性命，但是一旦栖身之所成了一片废墟，他所能依赖的就只有自己的思想了。能够在蹇涩的命途中执著前行的人，和能够在安逸生活中身体力行思想的人，同样需要百倍于常人的勇气和自觉。这时，日瓦戈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