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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张靖龙先生在分析曹操此举时认为：“在当时曹操的心目中，目前刘备处境与当年的袁尚、袁熙相似，只要对江东孙权施加一些影响便可达到目的。”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87页。笔者认为，曹操未必会将孙权与偏安于辽东一隅的公孙康相提并论。辽东地处偏远，中央政府对其鞭长莫及，公孙氏久畏袁氏，故而斩送二袁首级以求安守辽东；江东孙氏则不然，其立业江东，在周瑜、鲁肃、张昭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其实力正处于上升期，有觊觎“九五”之心。在曹操占据荆州之后，江东政权已经处于曹操军队的威胁之下，若降曹攻刘，势必难以保持其在江东的统治地位。正如鲁肃所言：“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曹操之所以对程昱“权必资之以御我”的看法不以为然，主要在于其并不担心孙刘联盟对自己的威胁。这是由于刘备此前依附于刘表，此时又与刘琦合兵一处，而孙权与刘表有杀父之仇，此前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也被认为仅仅是为报家仇。曹操很可能出于此种考虑而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可能性，且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故并未将孙刘可能联盟的数万兵力放在眼里。因此，曹操致书孙权多少有些先礼后兵的味道，但曹操如此做法，只能使孙权因感到严重威胁，加速与占据夏口刘备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曹操对荆州战略的考虑，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过于重视江陵，而忽视了夏口的地位。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4）
江陵属南郡，为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国都城所在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又是荆州战略物资的储蓄地。江陵战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方舆纪要四》。早在刘表初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刘表采纳其建议，“江南遂悉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赤壁战前，刘备在闻听刘琮降曹之后，首先率军到襄阳，在无法与刘琮对话的情况下，又向江陵进军，同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刘备与曹操皆欲抢先占据江陵，可见其战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战后，曹操引军北还，留自己的从弟、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江陵，拒周瑜，足见其对江陵的重视。
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夏口的战略地位与曹操赤壁之败（5）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1）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