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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搞的！干吗这时候就跑回来了？’他粗声粗气地问。
“‘是表兄打发我回来的，爸爸！’
“半夜三更？他可不该这样哟！’
“我注视着父亲。他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我老提心吊胆，’我说，‘老觉得家里离不开我，我必须回到你身边来。’
“老人瘫倒在一把椅子里，双手蒙着脸。
“‘回你房间去吧，’他喃喃道，‘我希望一个人呆着。’
“可是我没有走。‘让我陪着你吧，’我低声说。
“然而，我父亲并未听见我说的话，他抬起头来，仿佛倾听着窗外什么动静。突然，他一跃而起。
“‘别响！’他嚷道，‘你听见没有？’同时张大了眼睛瞪着我。
“我走到窗边，朝外望去。花园中一片死寂，只有夜风吹动接骨木树的枝权，发出相互碰击的声音。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回答。
“我父亲仍然仁立着，恰似正听着什么使他心中充满恐怖的音响。
“‘我觉得这并不是罪过，’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不是什么作孽的行为，更何况，这并至少到目前为止还在我家里呢。’随后，他便向我转过脸来。‘我知道，孩子，你不相信这个，’他说，‘可它却千真万确。我用幸运棒去探过三次，都证明我花高价换来的消息毫无差错，在咱们家的井里的确藏着一批珍宝，是瑞典人打来时①埋下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起出来呢！所以我们堵住了泉眼，淘干了井水，今天夜里便动手挖起来了。’
“‘我们？’我问。‘你还讲谁？’
“‘他只是城里一个会干这种事的人。’
“‘你莫不是说那个会造金子的家伙吧？他可不是个好帮手呀！’
“‘用幸运律探宝一点也不犯罪吧，孩子！’
“‘可那些搞这种鬼把戏的人，他们都是些骗子呐！’
“我父亲又坐到椅子上，茫然无措地瞪着前方。临了儿，他摇了摇头，说道：
“‘镐头已碰在上面发出了响声，可这会儿，却出了点怪事。’他停了停，然后继续说，十八年前，你母亲去世了。在她知道自己就要离开我们的时候，突然痛哭不止，一直到死神使她长眠过去。这哭声啊，就
①在一七００至一七二一年的北方战争中，瑞典王国的部队曾占领过作者的故乡胡苏姆城。
是我从你母亲口中最后听见的声音。’他又沉默了半晌，随后却欲言又止，像是害怕听见自己的声音似的。‘今天夜里，在锅头碰响宝箱的一刹那，我十八年来又第一次听见了你母亲的哭声。它不只像这些年那样响在我的耳畔，而是从我脚下，从地里传了出来。人家说在掘宝时不能讲话，可我觉得那镐头像挖到了你放世的母亲心里去了似的。我大叫一声，灯便灭了。暗你瞧，’他声音低沉地补了一句，‘这下一切又全都没影儿了。’
“我跪到父亲脚边，用手抱住他的颈项。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说，‘让我们相依为命吧，爸爸，我清楚，咱们家里遭到了不幸。’
“父亲一言不发，却把汗涔涔的额头靠在我肩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寻找支持。我们这么坐了多久，我不知道。我只感到，我的脸颊上沾满了热泪，沾满了从我父亲的老眼中涌流出来的热泪。我抱住他。
“‘别哭啊，爸爸，’我恳求着，‘贫穷我们也可以打熬过去的。’
“他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声音是那样低，那样低，叫我几乎没听清楚地说些什么！
“‘贫穷吗，孩子，倒可以忍受，可债务却不成啊！’
“从那时起，小伙子，我家的日子就难过了；可另一方面，那又是我一生中得到了最大安慰的时期，就算我现在到了晚年，我还是这么认为啊。因为，我第一次能对自己的父亲，尽我做女儿的孝心，从此，我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再过一阵，我简直就成了他在世上唯一可以叫做自己的东西了。我伴父亲坐着，泪水偷偷地往肚里吞，听着他向我倾诉自己的苦衷。我这时才知道，父亲已濒于破产，而破产对他来说，还不是最可怕的。在一个失眠的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这时候，那个关于我家井中宝藏的传说，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自此，它便紧紧追逐着我父亲，白天翻开账簿，他神思恍惚，夜里睡在床上，也梦魂不安。梦中，他看见从幽暗的井中射出来万道金光，一起身，他便忍不住一次又一次跑到井边去，望着那神秘莫测的深渊发呆。临了儿，他又去向那个邪恶的人求助。那坏蛋才不肯马上答应哩，而且狠狠敲了他一笔竹杠，说是为了做什么准备。我可怜的父亲让人牵着鼻子走，交了一笔钱，又交一笔钱。到头来，梦中的金予吞掉了手头实在的金子，更糟糕的是这钱还不是我父亲自己的，而是被监护人哈勒托他代为保管的遗产。我们合计来，合计去，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给哈勒作抵偿。我们既没有可以资助自己的亲戚，你的祖父当时已不在人世，到最后，我们自己对自己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是无路可走了。
“灯灭了，我把头靠在父亲的胸口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久久地坐在黑暗中。我和父亲后来还谈了些什么知心话，到今天我已记不起来了。在这之前，我父亲在我眼中是个绝无过失的完人，就跟上帝一般；那天夜里，他却告诉我他做了一件事，一件一定会被世上看做是犯罪的事。然而，也就在此时刻，我却感到自己心中对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感情。窗外天幕上的星星渐渐苍白了，接骨木树丛中已有一只小鸟儿开始唱歌，第一抹晨曦投射进了我们朦胧的房中。我父亲站起来，走到放着一大叠账簿的写字台边。墙上那幅真人大小的画像上的祖父，头戴发囊，身穿浅黄色短袖马甲，似乎正用严厉的目光俯视着自己的儿子。
“我要再算算，’父亲说，‘要是结果还是老样子，’他跟请求宽恕似地瞅了瞅祖父的画像，迟疑地加了一句，‘那我的下一步就难了，因为我不得不去求上帝和世人怜悯我。’
“我按他的希望离开了写字间，不久房子里也有了人声，天已大亮了。我做完了必须做的事，走进花园，再从后门到了街上。哈勒每天早晨去他当时干活儿的工场，总要打这儿经过。
“我不需要等多久，钟一敲六点，就看见他来了。
“‘哈勒，等一等！’我说，同时招手让他跟我进花园里去。
“他惊异地望着我，可能从我脸上已看出不幸来了吧。我把他拉到园里一个角落上，握着他的手，好半天吐不出一个字。临了儿，我还是一五一十告诉了他，然后求他说：
“‘我父亲要来找你，你可别对他太狠呀。’
“哈勒顿时脸色苍白，眼神也变得使我害怕起来，他也许只是完全绝望了。
“‘哈勒，哈勒，你该不会把老人怎么样吧？’
“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口上，惨笑着望着我。
“‘绝不会怎么样，’他说，‘只是我必须马上离开此地。’
“我吓了一跳。‘干吗呢？’我结结巴巴地问。
“‘我不能再看见你父亲。’
“‘你会原谅他的，对吧，哈勒？’
“‘会，阿格妮丝，我欠他的，比地欠我的，还多啊。尽管这样没必要让他在我面前低下他白发的头。再说’他像顺便加了一句似的，‘再说，我觉得眼下也还不是自己能当师傅的时候。’
“我听了什么也没讲，我只看见，那昨天伸手就可摸到的幸福，如今已消失在渺茫的远方。可是又毫无办法，看来哈勒所要走的，便是最好的出路。
“‘你几时动身，哈勒？’我只再问了一句，而自己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留心别让你父亲今天来找我就是了，’他回答，‘到明天早上，我便会料理好这儿的一切，别为我难过伤心，我会很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的。’
“说完这些话，我们便分了手；两人谁都心事重重，再也谈不下去。”
讲故事的老处女停了片刻，然后又说：
“第二天早上，我又见了他一次，以后，就再没见着，在我整个漫长的一生中，也再没见着。”
她把头耷拉在胸前，两手暗暗在怀中绞扭着，以此克制内心的哀痛。从前，这哀痛时时侵袭那个金发少女的心，今天，它仍使者处女衰朽的身躯战栗不已啊。
不过，她这么垂头丧气的并没多久；一会儿，她便强打起精神，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前去了。
“我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她用手指着那块饶有她父亲名字的玻璃说，“这个人吃的苦比我多。让我还是再讲讲他的事吧。
“哈勒走了，他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向我父亲告别，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不久，人家对我父亲采取了最后的法律手段，决定当即公开宣布他破产。
“从前，从前我们城里发布通告的流行办法，不像今天这样在教堂里由牧师在讲道之后代念，而是在市政厅敞开的窗口上，由市府的秘书当众高声宣读，而在这之前，钟楼上将鸣小钟半小时。我家正住在市政厅对面，所以每当钟声响起，便看见小孩子们和一班游手好闲的人聚到市政厅的窗下，或者站在市政厅地窖酒馆前的台阶上。宣布一个人破产的方式也如此，所以久而久之人们把这做法本身也当成了一件坏事，使‘敲某某人的钟’变成了一句咒骂人的话。过去我自己也漫不经心地去听听，可现在，一想到那钟声就不寒而采，生怕它会给我本已一蹶不振的父亲以心灵上的打击。
“他悄悄告诉我，他已就这事请求一位要好的市参议向市长疏通。市参议是一位好心肠的牛皮匠，向我父亲打保票说，这次宣布他破产时一定不敲钟。可我从可靠方面打听到，这张保票靠不住。因此我一方面既让父亲继续相信这无害的谎言，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他，让他到那天和我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到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去。然而父亲苦笑了笑，回答说，他在自己的船完全沉没之前绝不离开。忧惧之中，我突然想起我家拱顶地窖紧里边隔出的那间小库房来，在那里头，是从来听不见钟声的。我便据此情况定下一个计策，而且也成功地说动了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开一张库里存货的清单，好使日后法院的人来点收财产的难堪的手续简短一些。
“当那可悲的时刻到来时，我和父亲早已在地窖中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了。父亲将货物归类，我则就着灯光把他口授的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有几次，我似乎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嗡嗡的钟声，便故意提高嗓门讲这讲那，直到木桶和货箱推来搬去发出巨响，把所有从外界侵入的声音都吞噬掉。事情看来完全顺利，我父亲也干得十分专心。可谁知突然之间，我听见外面地窖的门开了，我已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我们的老女仆来叫我，而随之传进来的，是一阵阵清脆的钟声。我父亲侧耳听着，让手中的货箱掉到了地上。
“‘这耻辱的钟声啊！’他长叹一声，便无力地倚在墙上。‘真一点也逃不脱哩！’但转眼间，我还没来得及讲一句话，他便站起身，冲出库房，沿着楼梯嗵嗵嗵地跑到地窖外面去了。我随即也跑上去，在写字间里没寻见他，最后到起坐间里才发现，他正两手相握着，站在大开着的窗前。这当儿钟声停了，在对面晨光朗照的市政厅，有三扇窗户被推开来，市府的差役把一个个红绒坐垫放在靠窗的长椅上；同时，市政厅前那些石阶的铁栏杆上，已经爬满了一大群半大的顽童。我父亲呆呆立着，两眼紧张地盯着对面。我轻言细语地想劝他走开，可他不听我的。
“‘你甭管，孩子，’他说，‘这事跟我有关，我必须听听。’
“这样，他留了下来。一会儿，头戴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市府老秘书，出现在当中的一扇窗前，当他旁边的两位市参议在红城坐垫上把身子靠好以后，他便拉长自己那尖嗓子，宣读起他双手捧在眼前的判决书来。在春日的宁静气氛中，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了我们的耳鼓。当父亲听见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回荡在市集广场上空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可他仍然坚持着听完了，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金表来，放到了桌上。
“‘它也属于抵押品，’父亲说，‘锁进钱箱去吧，明天好一块儿加封。’
“第二天，法院来人查封财产，父亲已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