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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区别于“文”或“言”，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较为接近佛教中的“色”。上海佛学书局1934年版《实用佛学辞典》称：“色者，示现之义”，“眼、耳、鼻、舌、身之五根也，是属于内身，故名内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也，是属于外境，故名外色”。佛教中的色尘、色相、色法、色界等，在这里都可以视为象的延伸概念。
唯识宗作为东方传统哲学中较为系统性的认识论，称“万法唯识”，首先提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以及“身识”，将其视为全部心识的重要基础，视为人与事物现象的直接关联。（见太虚等《唯识学概论》）
佛教常常借莲花、明镜一类象征来直通心性，借面壁、棒喝一类行态来寻求感悟，一直在强调文字之外的信息传达，其极端者甚至强调“不立文字”、“言语道断”，但他们以“色”对立于“心”，赋予了“色”第二个意义：“变坏”、“变碍”以及“质碍”。（见《实用佛学辞典》）因此一旦从认识论转入人生论，佛徒们便视“色”为迷惑耳目泯灭心性的俗尘，是人们进入觉悟时的魔障。在空门净土那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虚幻不实之物，琐屑无义之物，理应被正道者拒绝和超越。这样，他们从认识论上逼近了色的大门，又在这张大门前匆匆闭上人生论的双眼，在感性现象世界面前有一种进退两难。
佛学东传的结果之一，是色渐渐蒙上贬义，与尘世中的凡夫俗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虽说不一定符合大智慧原旨，却是佛学在中国承传和演进的部分现实轨迹，与儒家、道家的抽象思维指向互为呼应，几乎汇为一流。影响所至，人们见“色”而惊，闻“色”而避，较为感性的生活总是被称之为“沉溺声色”、“玩物丧志”，是一种君子不齿的堕落，而“好色者”甚至成了日常用语里“流氓”的别号，致使隐含在色界里的意义结构一直处于道德歧视之下，几乎是一片暧昧不明和无人深究的荒原。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知识者皆以语言为尊，比如从来不乏“文”的字典、辞典、语法以及修辞，不乏各种语言研究成果登堂入室，却一直未见世上有过“色典”或者“象典”，一直没有什么人对生活中万千声色的含义、来源以及运用规则有过系统的记录整理。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此心存忧虑。他说：“关于理性认识，世界上有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毫无异议地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其名为：逻辑学。但是，关于直觉认识的科学却勉勉强强和困难重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肯定。”（见《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科学的美学》）我们将看到，克罗齐指出的这一失衡状况不仅遮盖了生活中那些只可意会的事物，反过来也将祸及生活中可以言传的事物，最终构成理性认识的乱源。
眼睛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眼睛。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襮焉。”这是《孟子》里的话，把眼睛当作灵魂的窗口。
孟子在人际交流中也常常以眼代言。
《荀子。大略篇》记载：他去见齐宣王，见面时只是用眼睛盯着对方，并不说一句话，如是三番令王宫里的人大为奇怪。孟子后来对别人的解释是：“我先攻其邪心”在开口说话之前先放出浩荡目光，给大王来一次心理卫生。
在孟子看来，眼光的清与浊能暴露出内心的善与恶。一个伪善者最悬心的事，是他的装模作样最可能被自己的目光公开告发。目光一亮，目光一暗，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心机暴露无遗。可以想象，偷鸡摸狗的窃贼，东藏西躲的间谍，还有虚情假义的演艺明星，即便面对着毫不知情的陌生人，也喜欢用一副墨镜遮盖自己的双目，大概就是缘于缺乏控制眼光的自信，不能没有这种障眼设备。
朋友老木最近在我的面前戴上墨镜了。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保健的原由，比如并没有需要遮挡的太阳强光，看来只是要阻挡和躲避我的直视，使我不能不有一种黑上心头的慌乱和悲哀。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在黑色镜片那边已经发生。
果然，一个月后，另一个朋友大川告诉我，老木把我们共同加工白铁桶的钱黑去了一半，还去大川姐姐那里骗了粮票和火车票，气得大川定要去打他。这是墨镜给我最早的一次刺激。
面容
在开口说话之前，我们总会盯一眼来人的脸。面容是人最具个性的身体部位，因此各种证件照片上都锁定面容，而不是一个膝盖或一个巴掌。面容当然不会比指纹更能精确记录差异，但面容比指纹多了一份情感的流露，多了一份隐约可辨的文化和历史，于是总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焦点位置。忧郁的目光，欢乐的眉梢，傲慢的鼻尖，清苦的面颊，智慧的前额，仁厚的下巴，守住了千言万语的嘴角……总是不知何时突然袭上心头，让我们生出片刻的恍惚。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一个宁静的侧面，一个惊讶的蓦然回头，一个藏在合影群体角落里的默默凝视，都可能会让我们久久地梦绕魂牵：如今你在何处？
面容的浮现和消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见面”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开始。美国总统林肯说过：过了四十岁，一个人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林肯看到了人生经历将会重塑面容，发现了心理一直在悄悄镂刻着生理的秘密。比较一下俄国作家契诃夫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比较一下印度领袖甘地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我们的确看到了智慧和胸怀是如何在面容上生长，最后成为了人世间美的精品。少年顶多有漂亮，盛年才有美。生活阅历一直在进行悄悄的整容。《世说新语》上记录着这样一个著名的传说：魏王曹操当年要接见匈奴特使，担心自己面貌不够雄武，不足以震慑来使，便让一个姓崔的人假扮魏王，而自己持刀于床头假扮卫士。接见完结以后，下人奉命去询问来使对魏王的印象，不料客人说：魏王确实优雅，“然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这样看来，要想在自己的脸上展现其他人的阅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剧艺演员难能可贵的原因。一个奶油小生要演出帝王的胸中城府，一个纯情少女要演出娼妓的红尘沧桑，该是多么的不易。人们说：多笑者必多鱼尾纹，多愁者必多抬头纹，巧言令声使嘴皮薄厉，好学深思使目光深邃，心浮气躁会使面部肌肉紧张而混乱，气定神闲会使面部肌肉舒展而和谐。如此等等，如何遮掩得住？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顺理成章地以貌相人，比如依据“心宽体胖”的经验，相信“体胖”者必然“心宽”。其实，“体胖”一类现象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即便在后天演变这一方面，也还可以追溯出更多相关条件。我在孩童时代就发现过夫妻越长越像，对同学们那里好几对父母的面容相似性十分奇怪，总觉得他们是兄妹。我后来还发现养子与养母越长越像的情况，爱徒与高师越长越像的情况，佞臣与暴君越长越像的情况，这才知道他们的面容相近，首先是由于他们的表情相仿。表情是易于互相感染和模仿的。朝夕相处的人，两两相对如同镜前自照，也许会下意识地追求自我同一，情不自禁地复制对方的笑容。在一段足够的时间以后，他们就免不了会有相似的某一条皱纹，某一块较为发达的肌肉，某一个器官的轮廓曲线这当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我们放开眼光，甚至可以发现一个时代则常常批量产生着面容。在我一张褪色的老照片里，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女知青共有的黝黑、健壮、朴拙、目光清澈但略有一点呆滞；在我女儿新近拍下的一张照片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大部分女白领的纤弱、精巧、活泼、目光进逼但略有一点矫饰。我们就可以知道，面容是可以繁殖的，是表情感染后的肉体定格。这种繁殖其实一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军营、党派、沙龙、行业、社区、宗教团体等等，都在制作出各种“职业面容”、“党派面容”乃至“社会面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容不仅仅属于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成为了人们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一部分。
相术
1990年我和朋友们编过一期杂志，曾做过一个小试验：刊登出四十多张人相照片，让读者猜出他们中间的十来位罪犯，正确答案在杂志的随后一期公布。结果不出所料，接受试验的读者们都频频失足于这个面容的迷阵，猜测的正确率不足五分之一。他们不论如何小心翼翼，还是被一张张清纯或者奸险的脸骗过去了，不得不在事后怀疑和痛恨一切相术。事实一再证明，面容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得令人生畏。相术即便杂有一些医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说人间万事的野心扩张，则成了宿命论的旁门左道，成了“扼杀任何人生努力的符号暴力”。
（南帆语，见其《面容意识形态》文）
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可算一种准相术，力图建立面容的标本手册，让观众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红脸象征忠勇，白脸象征奸诈，黑脸象征刚烈，三角白粉鼻则象征油滑卑微，诸如此类。中国小说也有过脸谱化倾向，比如在我读过的一些作品里，作家们总是把两扇厚嘴唇安装在厚道人士的嘴上，似乎厚嘴唇是缺少运动的肉脂积累，源于沉默的习惯，源于忠厚者常有的木讷，自然成了重诺守信的形体特征。
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相术当然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知识极端。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扫帚眉、鹰钩鼻、酒糟鼻之类统统被派给了坏蛋，龙睛凤目、方头大耳、卧蚕眉、含丹嘴、国字脸、悬胆鼻则统统献给了道德君子包括把“重瞳眼”献给了明主圣王。在相术家们看来，人际命运和行为操守都可以进五官科，集中显示于人脸这一块仪表板。
但这些理论从来没有登堂入室，从来没有得到过知识界普遍的承认，在有些人那里即便既信又疑，挥之不去，也顶多落下一个“相信与不相信结合”的模棱两可。
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重瞳眼”是否称得上美貌，人们也多有怀疑。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还曾写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学者不道也。”解读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们迎面而来的诸多人脸只是一块块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见钟情”和“一见如故”之类的故事都属于谎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也许，面容不是静止的，因此不应该简化为相片；也许，面容不仅受制于生理遗传也受制于心理再造，因此不光是一个脸蛋而应该包括表情活动的全部，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无法充当廉价的先知，但并不妨碍一个富有职业经验的警探，不难从一群乘客中一眼辨出走私疑犯或者越狱犯。很多缉凶过程的事实报道证明，一个神色特征，一个举止习惯，一个装束细节，都可以使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对手在哪里。这种行外人和局外人无法理喻的目测能力，隐含着特有的经验、技巧以及博闻广识，有时竟可达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几可称实践家的“相人之术”。相人本来有术，只是术士们无所不知的夸口许诺，决定了江湖相术的破绽百出。警探不是术士，他们依据一个人的外形表象锁定犯罪疑犯，即便有高得惊人的成功率，也仅此而已，并不窃占认知越位的特权。犯罪只是犯罪，此时的犯罪也只是此时的犯罪，并不能决定该犯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刚烈，命运是坎坷还是顺利，智识是丰富还是贫乏，婚配是圆满还是残缺，父母是健在还是亡故，甚至不能决定该犯在另一个人生的层面上，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是否能成为一个良民。这正像我们在杂志中印出的那数十张照片里，男女良民一旦身处特定的条件之下，也不一定没有犯罪的可能，因此五分之四的识别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永远的错误和绝对的错误。
在犯罪问题以外，人是非常复杂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儿子，好儿子不一定是好父亲……幸好警探们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务，也无意穷尽人生未知领域里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