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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第110节 河南少女喊冤（3）
极度失望之余，从2001年5月份起，宋卫玲只好又频繁地去北京上访。因为负债累累，宋家连去北京的路费都借不到。有一次，见外甥女四处借钱上访，小宋81岁的姥姥将自己的棺材变卖，并把所得的500元钱全部塞给她手里，头发花白的老人流着泪，颤巍巍地说：“好孩子，人活一口气。你一定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咱们全家都支持你。”小宋百感交集，一下子扑倒在姥姥的怀里痛哭不已。
在漫长的上访途中，由于没钱，这个孱弱的姑娘只好经常露宿街头、汽车站、地铁口和火车站；饿了，就嚼一口自带的干馍；渴了就喝自来水。由于经常饥肠辘辘，致使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2002年3月9日上午，我从北京来到河南省滑县公安局，有关人士承认的确收过宋家20万元人民币，但那笔钱并不是他们公安局拿走了，而是交给滑县信用社的，由于这个案子至今没有破，所以他们也无能为力。该局的纪委书记和控申科马科长向我出示了一份有关此案的情况反映；称在上级有关领导的关注下，近日他们重新成立了专案组，公安局王局长及其他领导对此案均极为重视，公安局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决定马上将20万元退还给宋家，早日破案。在严格认真地查看了我的记者证和采访介绍信后，滑县公安局的王局长才勉强接受我的采访，他先是怪记者不懂法，因为像这种尚未侦破、在社会影响较大的案子，是根本不应该来采访的，不过，他还是称：“我们公安局工作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已向宋卫玲及家人表示了歉意。”但王局还是声称，对于那20万元钱，并不是警方向宋家要的，而是她本人和其家主动提出要上交这笔钱，后来我们就转手交给丢钱的信用社了
我来到滑县县委宣传部时，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副部长气愤地说：小宋那件事，县委、县政府曾多次要求县公安局退还当事人的那笔钱，并早日破案，但警方到场没有下文，他们太不像话，此事早已经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像这样一宗比较简单的案子，怎么还没有结果呢？
县人大法工委的一位主任也无奈地对我说：这事问题显然就出在公安局身上，我们也多次对此进行过监察，但人家公安局的领导连县委县政府的话都不听，别说我们这些人了。他们太牛了，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连地方对政法部门行使监督权的人大都管不了这件事，也就难怪宋卫玲一个弱女子被迫无数次进京上访了。
我对此案介入后，曾几次向公安部有关部门了解宋卫玲上访的有关情况，加上小宋自己长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及公安部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公安部有关领导明确指出：滑县公安局的有关行为是一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必须马上更改；并指令河南省公安厅、安阳市公安局及滑县公安局的纪委部门的有关人员来京就这宗在本地影响恶劣而一直又悬而未决的案件进行说明。在认真地了解有关情况后，公安部当即要求滑县公安局在7日内将那笔20万元的巨款无条件地归还给当事人，向当事人及家属当面赔礼道歉；要求滑县警方限期破案，并将破案结果上报公安部。
对于这宗神秘的信用社丢失巨款案，华融城市信用社主任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称：由于他是去年才上任的新领导，所以对有关情况不好说什么。不过，他知道，那20万元钱是公安局主动提出交给经办人的。退赔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公安局以前的作法明显是错误的；2根据以前有关协议，滑县公安局退还给宋家的那笔钱，其实是从信用社退还出来的，现在信用社反而要受20万元的巨大损失；3只有等到警方抓到真正的盗贼，我们才能得到有关赔偿。但不知何故，至今没破案。这位主任还告诉我，信用社前出纳主任李艳红因工作失职早已被除名，她现在外地做生意。她在任职期间，也曾发生过几次丢钱之事，但当时数目并不多。因为警方没破案，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华融城市信用社已于2001年9月29日合并。现在我们交给公安局的20万元是县领导临时办了贷款手续，按规定，我们得报省里批，时间不得超过7天。由于我是新上任的主任，所以对以前的一些事不太了解，只是没有想到这事有这么复杂。如果宋卫玲真是冤枉的，我们一定根据有关规定，为其恢复名誉和工作，并按有关规定补发工资。
2002年3月8日，这是阳春三月里头一个温暖的晴天。春风拂面，阳光灿烂，吐绿的叶芽已呈现出勃勃生机。这天上午，宋家终于从公安局领回了那笔20万元巨款。宋保家双手紧紧抱着这一大堆刚从银行里取出的20万元巨款，一家人围在一起，当着我的面数了一次又一次。他们全家个个笑逐颜开。当他们从中数出两万元现金要对我表示感谢时，被我婉言谢绝了。
宋保家紧紧抱着我说：“石记者，这冤屈已经让我们家卫玲背了整整3年呀，要不是你这次来过问，还不知要等到到什么时候呢？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呀，我们真不知拿什么来感谢你”
为了对我表示感谢，这3年多来，一直过着紧巴巴日子的老宋一家人，特意拉着我来到了县城里最好的一家酒店，请我吃饭。同时还特意请来了两位亲戚陪我喝酒。但对于这20万元近4年的利息，警方不肯退一分钱，只是让宋家向信用社讨要，称与他们无关。在还钱时，公安局有关人士再三向宋家表示：他们一定会加大破案力度，争取早日将真正的盗贼捉拿归案。
为了讨公道，宋卫玲自1998年7月遭受不白之冤后，家人为了救她，以高息贷了十多万元的款，这钱后来虽然已归还给人家，但由于高额的利息，以及她长时间的频繁上访，使全家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上她的母亲一直没有工作，长年体弱多病，本来也与她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弟弟，也因此受到连累，最后被迫辞职了。全家人只靠父亲每月千余元的工资生活，一家人经济十分拮据，至今还欠着五六万元的外债。
满脸沧桑的宋卫玲对我说：从看守所出来后，四周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男友也离她而去。为了攒钱讨公道，小宋曾帮人做过会计、营业员，同时也摆过水果摊，卖过烤红薯。但每次挣的钱都用到上访的路上了。现在虽然公安局将那20万元已退还给她，但他们对此给她所造成的损失，尤其是精神上的创伤，至今也没有给予她一个明确的答复，还称此事与他们无关。她也多次欲将公安局和有关人员告上法庭，以讨回一个公道，但她哪有钱去请律师呀？无奈之余，宋卫玲于2003年底又南下深圳，现在宝安的一家公司做会计。她告诉我，目前她每月只有几百元的收入，除了要用来还债，余下的还要应付日常生活，同时她还想与公安局打官司。她不但要追究警方的不作为行为，更要他们赔偿她因此而造成的工作和身心等损失。小宋咬着牙向我再三表示，她一定要用法律手段，将滑县公安局及有关人员告上法庭，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但是，至今时间已过去两年多了，宋卫玲的事情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读者们也许会像我一样发出这样的疑问：她与公安局的官司什么时候才能进行呢？她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法律的维护吗？
第十五章 我的正义之旅第111节 人间自有真情在（1）
2004年春节的脚步又渐渐地靠近，远在家乡的父母频频来电催促我回家过年。流浪到北方后，虽然我也几次回过老家，但5年了，我没有回家陪亲人们度过一次春节。
春节前夕，远在北戴河的沈淑萍大姐，获知我孤身一人身居北方寒冷低矮的平房，获知我因连年的漫长官司，穷困潦倒，负债累累，身上根本无钱过年后，这位好心的大姐特意从北戴河坐了近3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北京看望我，还特意为我带来了海鲜、当地著名的“杨长子火腿肠”等特产和一大堆年货。
这个时候，沈姐给我带来了年前的快乐，也带来了由衷的愤慨：为这位热心大姐的案子，更为她的不幸遭遇。
我获知，因为我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那篇报道，后来被国内的其他多家报纸转载，使北戴河医院的“名声”传遍全国，让医院的领导面子很过不去，自然也激怒了本来早就对她极为不满的孙恒俊不顾医院全体员工的愤怒，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罪名，在一个月前将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了长达32年的沈姐给整下岗，剥夺了在医院工作的权利！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曾先后6次前往北戴河，并3次出庭旁听，其中还有一次出庭做了一回代理人。我采访此案的时间先后长达4年之久。2003年7月19日，在由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报道，随后，《京华时报》、《扬子晚报》等多家报纸转载了我的文章。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的这篇文章不但没对沈姐起到任何帮助，反而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
特别是，她做梦也没想到，与医院的正当诉讼竟会导致自己下岗。
早在2003年1月，一位好心院领导曾告诉沈：“小沈，你要有所准备，一旦你的官司败诉医院就让你下岗。他们说你的诉讼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2003年12月12日，一位院领导和沈姐谈话时还特意指出：“到培训班里要好好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沈姐问：“我有什么错误？”他说：“你与医院打官司就是错误。”
培训结束后，那几个与沈姐一起待岗的人都各自找岗位。果然不出所料，其他3人都回到了原岗位，只有沈姐一人到处碰壁。
2004年1月7日北戴河医院下发了一个通报，其主要内容是沈淑萍对自己为什么被评为末位没有认识。其他3人分别对自己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经过培训综合测评结果：其他3人合格，惟有沈淑萍不合格。
其他三人被评为末位后，他们的主管院长在与他们谈话时分别都给他们指出了不足，但北戴河医院的主管院长在找沈淑萍谈话时说：“你的工作无可挑剔，我也不知道你有什么不足。”也有个别院领导对沈姐说：“要不你就委曲求全承认错误吧，保住你的铁饭碗，别把工作丢了。”沈姐不能接受，所以她又决定找孙恒俊讨说法，但多次找孙时，孙总是避而不见。
2004年1月10日下午，院方又专门为沈的问题召开了中层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一位副院长宣读了沈的学习总结，他还强调，就是报纸给医院带来了不好的声誉，她在总结中还不承认错误。
关于是否同意让沈淑萍上岗的问题，一位副院长说：“她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报纸这点事，承认了不就行了吗？先给她做做工作”。沈姐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她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她也不可能做出不符合事实和违心的检讨。同时，北戴河医院还在相关文件中认为“诉讼严重影响了医院声誉、严重干扰了工作秩序，需要浪费诸多精力”
当沈淑萍多次前往院党委办和院长办公室询问有关原因时，孙恒俊一直避而不见，那位医院的党委副书记朱某振振有词地说：“这还用问吗？你不是一直要与医院打官司吗？你不是总爱请记者来批评我们医院么？现在就叫你下岗，有种你就去告去吧！”
朱还说，你应承认是报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医院经济收入不好，因为你开了几次庭，牵涉到很多人，还使院里20多人出庭做证，是你自己得罪了这些证人呀，所以他们才给你打低分
2003年11月27日，北戴河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孙恒俊在“工作报告和人事制度改革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院）尚有两例医疗纠纷正在法院审理中，由于医疗纠纷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也影响了业务收入，同时也影响医务人员的情绪，需要浪费许多精力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严格（重）干扰破坏了医院的工作秩序。”
沈淑萍认为：孙在报告中所说的两起医疗纠纷除自己正在进行的诉讼外，另一起就是于丽梅状告医院的诉讼。
2003年底，北戴河医院按照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在医院四个主要系统开始实施，全院300多名职工按相关规定对在职人员工作进行投票评分，四个主要系统分别评出四名“末位”者，沈淑萍是其中之一。
沈淑萍对被评为末位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被评为末位是因为与医院打官司，领导对我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