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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因为她是妈妈
回家
为了过年回家的事，我揪了很长时间的心。
既遇良人，我万里来归。在异乡一遇到不快乐的事，就自怨自艾，觉得人家生女儿真没意思，养到二三十岁白白拱手送人。春节一年一度，我当然要回家，那是血的呼唤，DNA在说话。
我给妈打电话，妈问：“你回来吗？”我答：“回呀。”忽然有一抹沉默。我知道是我妈时时处处不愿让我为难，所以自己千难万难出不了口。一念及此，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可恕，赶紧加上：“他也回。”妈顿时放了心，笑说：“你大姐还说你们可能……还是回吧，他一年也就
过来一次两次。”
我自此悬了心。早此时，我跟他半真半假讨论回家的事，他微做苦相：“来去一趟太辛苦了，让我休息吧。”我佯怒曰：“在我家有人虐待你、不让你休息吗？”他答：“在我家有人虐待你吗？你为什么不愿意回我家呢？”我顿时没词，我不是白金好媳妇，凭什么要求人家是黄金好女婿？
我希望他跟我一起回家呀，又不是刘兰芝无故被遣归，当然小夫妻齐齐整整同时露面，一人一声“妈”来得体面。但去年就回的是我家，论情论理，今年应该回他家。我该怎么说服他？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难道对他家就不是？我想回家——难道他不想？他难得来一次我家——惭愧，我又去过他家几次？
这拒绝还没有发生，已经够让我暴怒了。正在拖地，不拖了，拖把咣一声扔到地上。晚上他到家，我蓄着一腔怒气准备给他下最后通牒：“我过节回家！你回不回两可，如果你不回，以后就永远不用回了！”
我眼睁睁看着他弯腰脱鞋，文件包也赌气不帮他接，他就随手搁在墙边，手势非常疲惫。他是真累，这段日子周周出差天天加班。屋里空气是潜藏的高压，到处埋伏着死亡红外线，他一无所知坐到沙发上，开了腔：“我实在走不开……”去死！“……我们年三十上午飞回去可以吗？再早我真没办法了。”
我就这样愣在他的对面，忽然意识到不知几时，我正摆了一个双手叉腰气势汹汹的姿势。此刻我一低头，莫名地，觉得感激。太荒唐的感受，不是你侬我侬，不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居然是——非常廉价的谢意。
这样说来，或许我们并不相爱吧？爱是“你给我的理所应当，我给你的都心甘情愿”，恰如我们拜观音，而观音绝不用理会我们。爱是天人之情，是不说对不起，当然也不说谢的。而我和他，却像小兵向元帅敬礼，元帅必得回礼，无论他们之间隔了几千几万级。这是温和的、有回馈的、人与人之间的情与礼。
我过去，把脸偎在他胸口，我想说谢谢，开口却是：“明年，咱们回你家吧。”他一手揽我，一手还抓着遥控器，在不停地换台，答：“嗯。”
这一刻，我们互相了解。父母亲人才是我的第一顺位，他是第二位，我们还不曾亲密无间，也就因此没有陷入爱的无间道。我和他，不过是柴米夫妻，但我宁愿如此，宁愿，因为爱要么燃烧，要么长久，但不能两者并存。
我的故乡在哪里
你曾经以为你没有故乡。
你生在东北小城，冬来积雪盈你孩童的膝。有一年水管冻裂，父亲带你去打井水，井是白茫茫雪地上一只孤单的黑眼睛，冒着热气。
你又跟父亲上山打山楂，秋色浓烈。依稀听见，广场上有大喇叭在说一个伟人的死，你们打了好几麻袋殷红的果子，像一辈子都吃不完。
可是上小学填表，你在籍贯上填“湖北黄陂”——父亲是黄陂人。
你甚至没回过父亲的老家，只去过一次黄陂县城。是大四快毕业，班上组织去郊游，县城主街也破破烂烂，录像厅挂着黑板，斗大的字写着“欲火焚身”。晚上，男生们语焉不详地一个个失踪，再过一会儿，他们哗一下同时出现，吃吃怪笑兼垂头丧气。终于有男生告诉你，“欲火焚身”是写消防员生活的。
而黄陂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县，它沦为大武汉的一个区，如通县之于北京，或者番禺之于广州。她们都曾是清清白白的黄花姑娘，此刻是豪门里的承欢姬妾。
你妄想怀乡，如怀一块昂贵的璧，那块璧却碎成一地玉屑。
而表格也不再填籍贯，改为出生地，你便写“辽宁丹东”。只七岁，你就离开了，经沈阳、北京、武汉，一程一程漫长的火车。你与行李一起，车窗里进车窗里出，泥鳅一样在人头下滑过，躺下小小的身子占座位，而且不哭。年年报纸上都写春运的恐怖，仿佛意外得不得了，小鹿斑比那么天真。谁人不知道呢？哪怕你只有七岁。
丹东是你父母的异乡。他们像所有“文革”初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样，被看不见的政治大手拨弄，去这僻远、苦寒的流放之地，生儿育女，艰难地活下来。一有指望，就想离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你后来才知道，这不是一个滥俗的名词，这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捩之点——冰山有微微裂缝。母亲遂一周一周，去当时的电子局长家里 ，不带礼物——那时不兴这个，也带不起，只带孩子们——有你吗？你不记得了。陈述、周旋、乞求，说到动情处，母亲落下泪来。
他们走得那么高兴，而丹东也很快将他们和你统统忘记。旧同事的小孩出外上大学，才又忽然发生了联系，仅限于此。丹东其实与你不相干，即使你回去，到哪里寻找缅怀之地？当儿童笑问你从何处来，你会否惊慌地问：“啊，你说什么？”东北话，不是你的乡音或母语。
现在你在北京，你很自然地对人说：“我是武汉人。”你当然是。你在武汉定居，二十多年。你渐渐不再觉得武汉话鄙俗不文，甚至爱上它的红尘颜色，可是仍然不会说。在汉口你老东张西望，连香格里拉都找不到；火车站你总被人当外码子；外地来的朋友请你带路去起义门，你没好气地说：“等我上Google查一下。”内心深处，你一直是那个刚下火车的小姑娘，被四十度热浪袭昏，周围大声嘈杂如开骂。你和武汉，老隔了一层，不能一把抱在怀里。
但北京更加与你无关。隆冬，窗外阳光好得几乎猖狂，而风声如哨声凄厉。大风这件事，超出你的经验值，你对温度的评估系统没包含过这个因素。你遂穿了薄薄黑裙、薄薄红羊毛大衣出门：一步，两步，三步……第四步就冲回去，换高统靴和把你从头蒙到脚的哈利波特大棉袍——这不是你的城，你无法知冷知热，如一个温柔的妻。
虽然你并不烟视媚行，你又何尝不是这世上的吉卜赛女子？都一样地，没有原乡。
那一天，一个男孩儿陪你穿王府井后面的小巷。真破败，你走了几步就迷路，不是说北京是一座东南西北明确的城吗？男孩儿笑咪咪说：“不包括胡同。”你看见小院里放了一大堆乌乌的垃圾，烂菜叶，破菜帮，鸟都不会落在上面啄食。你心里嘀咕，过年了也不清出去？蓦地一惊，这分明是人家的冬贮大白菜。
“这是胡同游不会来的地方。”男孩儿说。他妈妈是北京人，他生在宜昌，对同学来说，他是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回北京姥姥家过寒暑假，他又成了不会说北京话的外地孩子。他笑起来：“所以，我是没有故乡的人。就好像你，你会把武汉当做故乡吗？”
你猝不及防地愣住，很久很久，北京那么冷，眼泪还在眶里就凝成冰，割着你的视野。你只努力睁大眼睛，让微笑滑过，如小孩在北海的冰面上溜冰，轻轻地说：“不……武汉，是我的故乡。”
不仅因为那里有你的同学、朋友、你努力绽放过的青春、你曾深深爱恋过的少年——六渡桥的老房子里，他带你见过他庞大的全家。还因为，父亲在那里。
武汉有多少条大街小巷，父亲骑自行车经过；不远处的小菜场，原来父母经常一起去买菜；东湖，是父亲教你游泳的东湖；水果湖的大小馆子，父亲都去吃过，老是嫌太贵太油腻；你也曾在武汉最大的商场，不顾父亲的反对，给他买极昂贵的羊毛衫——他到最后都不舍得穿。
而父亲，永远睡在了武汉的石门峰公墓。
武汉怎么可以不是你的故乡？当你想念，当你铭记，当你在深夜，无声哭泣。
他们说夏娃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而你终于知道，当一座城市，有你最深爱之人的坟茔，那里就是你的故乡。
她没有上第一线
一夜之间，这城市面目全非，路上无数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散乱的、惨白将萎的纸花。忽然接到二姐电话，说：“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而她，是医生。
她说他们医院紧急开会，全体医护人员24小时待命，随传随到，任何人拒绝征召，当即开除……非典原来与我，如此之近。
我脱口而出：“开除就开除，我养你。要不然你现在就辞职。”急切得喘不过气来。
她斥我：“说什么呢，都怕死，都辞职，没人看病，到最后全地球所有人都传染上了，那时躲家里就安全了？再说，医院什么病没见过呀。”
很多很多话，在我喉里纠缠如斗蛇，我说不出一个字。
二姐一贯口气沉静：“这段日子我就不回家了。万一……老公是没办法了，总不能传染爸妈吧。我也叫小彭（二姐夫）最近别回他自己家了。就这样吧。”
疾病那么严厉，注定让人六亲不认。至爱却必须闪开的，是我们，她的父母及姐妹。我知道二姐，已经决定独自背负。
我每晚打电话给二姐，有时两三天联系不上，一颗心就吊到颈子口。接通了，原来不过是她夜班，她叫我“别穷紧张”。又说，其实医院里也人心惶惶，负责消毒的后勤人员，不敢进传染科，远远地，站在大门外高声问：“你们还好吧？”有的医生较活泼俏皮，笑道：“健在中。”引发一阵笑声。
瘟疫阴影下的城市，惨淡苦闷，这笑声，珍贵如一城的碎钻。
报纸铺天盖地都是非典消息：“从北京回来的某工程师，感觉不适，发烧至38。5度，120送入医院后，经诊治，证实是大叶肺炎……”这不是二姐所在的医院吗？
电话里我说得慌乱，语音七零八落，她嗤一声笑起来。“你也看到了。今早一上班，一个住院病人，直冲进办公室大叫：‘我要出院。’报纸举得高高的，像举面战旗似的，直伸到我脸上来……”
她是医生而我不是；危险她触手可及，离我十万八千里；紧张到几乎神经兮兮的是我，而浑若无事的，是她。
有段日子，报上尽是医护人员争写申请的光荣事迹，看得我替二姐十分担心，又惭愧于自己的一己之私。
她只笑：“我是不写申请的。医生多了，妇产科、儿科、皮肤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一窝蜂都上第一线，有用吗？再说了，非典期间其他病就自动不发了？那些病人，就不需要 医生吗？”
这几天她上武黄公路收费站，为入城人员量体温。电话里她仍是轻描淡写，我絮叨半晌，她略微不耐烦：“反正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果他们让我上第一线，我还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是医生，在哪里我都是。”
电视上总在说：向所有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然而第一线之外，并非没有沙场。刀刃之利，因其刀背的厚重；金字塔入云的塔尖，是立在宽广坚实的塔基上。这一场天人大役中，有无数沉默的战士。
我二姐，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医生。而绝大多数医生，都如她一样普通，却在各自位置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且，保持“随时准备着”的姿态。
我相信他们在大疫面前，也心怀恐惧，却知道畏惧无济于事，故而，他们必须无畏，必须温柔而坚定，必须在人群中，高高地扬起头。
难以言说，这是生活，还是职责。
我想，像我二姐这样的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而我的二姐，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娇小，微胖，雪白的小圆脸总是笑眯眯的，据她以前的病人说，像观音。
圣诞老人差一分钱
时近圣诞，邮局里到处花团锦簇，缎饰、彩球、贺年卡的清脆音乐。这时，身侧一直与保安絮絮聊天的老人，却突然拭了一把泪。
是忘了存折密码吗？正填汇款单的我，稍一惊，却见保安坐着，椅子前后摇晃，十分地心不在焉。不过是半熟的人，在闲话家常吧。
“到十号，我徒弟就跟我说：‘师傅去领工资了。’我就说：‘没那个领钱的命。’他不明白，说：‘工资人人都有的呀。我帮你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