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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和你说话想得整个人都快爆炸了。”眼泪突然涌上了我的眼眶，我咬着牙把它咽了回去，“江东，我要你回来。”
他从楼梯下面走上来，紧紧地搂住了我，那么紧，也不管这还是在学校，也不管要是让老唐或者其他老师撞见的话绝对吃不了兜着走。他说天杨要是现在来一场大地震就好了，他重复了很多遍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我狠狠地咬他的肩膀、他的胳膊，他也不放开我。
“你知道我这几天多想你吗？”
“知道。”
“可是你不能体会。”我抬起头，看着他。
“天杨。”他捧起我的脸，“告诉你件事儿：方可寒她可能快要死了。”
江东和天杨（1）
＇江东和天杨＇
那天晚上从麦当劳出来的时候，方可寒异常地安静。晚风吹上来，这个城市难得有一点闲适的味道。她把头发扎起来，冲我一笑，眼睛亮闪闪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细致地观察过她——我是说在床上的时候。
我送她回家。穿越最繁华的商业街，路过北明，抵达没有人的堤岸。曾经你只要走上这个堤岸就能听到工厂里机器的轰鸣，不是那种刺耳的轰响，那声音远远的，沉沉的，好像来自地心，听惯了之后还觉得它很家常。
“江东你还记不记得？”沉默了很久的她突然开了口，“高一的时候，地理课，讲城市布局，老师就拿这间工厂举例子。”
“怎么不记得，”我说。我到现在也能想起那个老师的语气，“开什么玩笑？河边也能盖印刷厂？幸亏那厂子如今倒闭了，否则让来旅游的外宾看见，笑话不笑话？”那年我们这儿办国际旅游节，来了好多鬼佬和小日本。
老师话音落下，大家哄笑。在我们学校，大家嘲笑起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都是毫不犹豫的。哄笑声中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原来没有人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那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方可寒继续说，“所有同学里只有我是从那间工厂的子弟中学来的。”她微笑。
“子弟中学那年考来北明的，是不是只有你？”
她点头。我突然想：要是那天，在哄笑声中环顾四周的我撞上她美丽的眼睛，那我高中三年经历的，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筒子楼里的灯光悠长，走廊里堆得满满的旧报纸、大白菜、自行车零件、蜂窝煤。水房的管道一定是又堵过了，地板上还是湿湿的，凹陷的地方汪着一摊一摊的水。小时候水房堵塞的日子是大人的灾难孩子们的节日，在大人们污言秽语的诅咒声中，我们高兴地脱了鞋袜，踩着运气好时能淹没到脚踝的水在走廊里一边追逐一边喊：“水灾——发水灾了——”
方可寒那时不屑于跟着我们疯，只不过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无意中开门看见了她。那天水房堵得超常的严重，直到晚上脏水还不退。漂了一地的烂菜叶菜帮，还有一楼道的潮气。她走出来，左右看了看，长长的走廊寂静无声，没发现我，然后她拎着她那双红色的小塑料凉鞋，轻轻地但是兴奋地踩进了水里。刘海垂下来，遮住了她专注的眼神，那个场景就像做梦一样。
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站在走廊里，用称得上是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方可寒笑笑，“你能不能认出来她是谁？”我当然认不出。方可寒说：“她就是戴明和武艳的女儿。”戴明和武艳，是我们筒子楼里的“梁祝”。那时候他们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戴明很英俊，武艳很丰满。戴明为了武艳腰里别了三把水果刀单枪匹马去和七十二中的一群人叫板。那天晚上静静的楼层中回荡着他们两家大人打人骂人的声音。后来他们俩一起离家出走，又一起被大人捉回来；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方可寒说，“我做梦都想长大以后像武艳那样遇上一个戴明。”
“他们俩现在在干吗？”
“开始都在工厂，现在戴明就在楼下开了间小卖部，武艳好像是在饭店上班，他们住的是你们家原来那间房。”
“噢。”
“进来坐坐吧。”她打开了日光灯。
“你爷爷奶奶呢？”
“爷爷前年死了，奶奶现在常常住我姑姑家。”
“噢。”
“喝水吗？”
“行。”
她倒水的时候突然弯下了身子，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说：“方可寒？”然后看见一滴血滴在地上。
“没事。”她仰起头面对着天花板，“都是那个狗杂种，推得也太狠了。”她洁白成苍白的脖颈上有一抹血痕，延伸着，直到她美丽而嶙峋的锁骨。
“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可能是碰伤了，得上点药什么的。”
“哪儿那么娇气。”她笑笑，“我又不是你的宋天杨。对不起我忘了，不该戳你的痛处。”
“去死吧你，”我说。
“江东。”她把一团卫生纸塞进鼻孔，“我会记住，你是第一个为了我跟自己女朋友分手的男孩。”
“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我笑，“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儿。”
“妈的你取笑我——”她大笑，一小股血又溅出来，那团卫生纸一下就变红了。
日光灯在我们头顶嗡嗡作响，那响声由无数声音的斑点构成。急诊室年轻的小医生躲闪着方可寒热辣辣的眼神，“要是像你说的，你最近还常常发低烧的话，星期一来查个血象。”
“血象？”方可寒绽开了她注册商标式的微笑，“那是什么东西？”她特别把声音调整到一个微妙的角度，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就像某种本能。
我们都在肖强的店里，我，江东，还有肖强。方可寒不会再来了，至少近期内不会。
肖强已经抽到第五支烟，还是一言不发。
“就像演电视剧一样。”江东突然奇怪地笑笑。
室内寂静。只有蔡琴在唱歌。
“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
江东和天杨（2）
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巨大的寂静。江东的手突然摸索着伸了过来，扫着我的指尖，最后终于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还是那么大，可是很凉。
周雷的手很细致，但绝不娘娘腔，它有种烘干机里的热气的质感，让人舒服。虽然“幸福”和“舒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至少这舒服令人快乐。
我说：“周雷，张雯纹死了。”
他问：“谁是张雯纹？”
我原谅他。他最近被简历面试招聘会搞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北，总是喜欢把头枕在我的腿上装死。
“什么记忆？就是那个《蓝色生死恋》！”我一点一点抚弄着他的头发。他闭着眼睛，很舒服的样子。“想起来没有？”我问。
不回答。原来睡着了。这人真有福气。
病房里的楼梯很长，有时候我总觉得只有音乐才能把这种长描绘出来。我站在楼梯的拐角，身后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多年前，方可寒就是从这儿离开的。
杨佩宁静地对我笑笑，“宋天杨，我还真挺舍不得你的。”她终于要跟着小杜走了。叶主任对她说：“咱们科的护士，只有你和天杨是大学毕业，留下来的话会很有前途，其实出国很辛苦。”她说我知道。我总觉得是张雯纹最终促成她这个决定的。她问我：“宋天杨，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有勇无谋？”
其实我知道她一定会后悔，但是我还是真心实意地说：“‘谋略’这东西，怎么说也可以培养；可是‘勇气’，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她含着泪给了我一个百分之百的拥抱。
没有了杨佩大说大笑的声音的走廊空了很多，夏日的阳光细碎地斑驳着，我背后那扇门上的白色油漆已经黯淡，在我第一次推开它的时候它还整洁如新，还静若处子，梳着两条麻花辫的我站在它面前，正午的三月的阳光像瀑布一样倾泻着。
方可寒半躺在病床上，黑发垂了一枕头。“宋天杨？”她很意外，“怎么是你？”
“你，好吗？”当然不好，但我该说什么？我不像她，我应付不来这种场面。
“好。”她细细地端详着我，“宋天杨，好久不见，你好像瘦了。”
其实这话该我对她说才对。我说：“都是高考闹的。”
“你准备报哪个大学？”她问。
“没想过。”
“那总想过想去哪个城市吧？”
“大点儿的，人多的。”
她笑了，“我也一样，喜欢特别大的，人特别多的地方。”
在后来的日子里，陌生的城市变成了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我说经常，没错，渐渐地，我每天都会去看她，跟她待一会儿，到后来是真的聊得很热闹。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我可怜她，还是因为我好奇，还是因为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她拿走了我的江东，还是因为——我知道她也许快死了，我对“死”这样东西心存敬畏？可能都有，可能都不是，我想不起来了。
有一次我无意中说起我的爷爷奶奶，无非是些关于老人家的记性和笑话。我爷爷打电话给一个老同学：“你老伴儿身体还好吧？什么？不在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奶奶在旁边急得跺脚，“你上个月不是刚刚参加人家的追悼会嘛！”
这个笑话让方可寒开心得很，然后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样，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孩子，于是我们就谈起了我们的童年。我说我觉得跟着老人长大的孩子，会对“岁月”这东西更敏感。
“真的？”她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我倒不觉得。”
“不过，”她继续说，“上了年纪的人有他们自己的那一套。你觉得是跟‘时间’啦，‘岁月’啦这些东西有关，他们自己倒是不会这么觉得，就好比——你觉得什么‘岁月如梭’，什么‘逝者如斯’这种词儿是讲他们，可他们觉得这些词儿说的是另外的东西，我也说不好，给你讲件事儿算了，”她笑笑，“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她讲话的时候眼睛会奇异地发亮，像是停电的室内突然有人按亮了打火机。
她说她十二岁之前，一直是跟着爷爷奶奶睡一张大床，因为她们家只有一个房间。十二岁之后，她奶奶在家里挂上了一个布帘，晚上帘子一拉，就把她到晚上才撑开的行军床和爷爷奶奶的床隔开。房间被挤得满满的，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冰冷陈旧的墙壁，那是她十四岁那年。
“那天夜里我是突然间醒的，睡得迷迷糊糊的，都没完全清醒。我听见我爷爷奶奶的声音，我还以为他们俩谁的病犯了。”她诡秘地笑，“刚想喊——幸亏没喊，因为我马上明白了那到底是什么，你懂我的意思不懂？”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完全呆掉了。
“那时候，”她脸红了——仔细想想我从未见过她脸红的样子，“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感动。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有‘客人’，当然是瞒着爷爷奶奶。那件事儿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每个人都在‘活着’，按自己的方式活着，谁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这种方式。什么‘沟通’，什么‘同情’，什么‘设身处地’，这些词儿都被人用滥了，其实这些词儿根本不是那么廉价。”
“字典，是吧？”我说，“我早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本字典。”我一直都在等一个跟我一样发现这个秘密的人。我曾经以为这个人是江东，没想到是方可寒。
江东和天杨（3）
“没错，字典。”她眼睛发亮，“我找了好久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词儿呢。”
从那一天起，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谈”，这让我快乐，快乐得几乎忘了她是我的情敌——能这么说吗？快乐得几乎忘了她的病。
江东站在我家楼下，一棵杨树的阴影在他脚下闪烁着。他笑笑，“天杨。”
“你干吗不给我打电话？”我说。
“我想着你反正是这个时间回来。”
那是个星期天，高三的时候我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补习班上课。我说：“平时我不会这个时候回来，今天我们那个英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