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孩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更普遍。他所说的诗，泛指美学行为。
滑铁卢遗址中有一个房子是雨果构思《悲惨世界》的地方，那么，诗中的滑铁卢也拥有一个自己的指挥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仑时总是反复地念叨着“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其实发出这个声音的也是巨人。“那个巨人”不知道身后会有一个文化巨人对他那么关注，这关注将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历史，一代代观者如堵。
第四十九章 蓝旗和孩子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国的国界前，自从有了它，大家都纷纷收回，到这里来享受清静。
原来只是为了反战而结盟，不料却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结构、新的制衡，对此我们似乎还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宋明江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按照一般观念，布鲁塞尔哪里有巴黎、伦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为国际协调中心而取信于其他大国。因此，小得不可能对别人构成威胁而又地处中心的比利时正当其选。因欧盟总部所在，布鲁塞尔已成为一个国际外交中心和新闻中心，对此不仅我们没有料到，连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也没有料到。
没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在思考问题，总觉得欧盟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组织罢了，怎么比得上一个国家实在？其实欧盟正是针对这种国家至上观念而出现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观念的极端形态不仅导致了太多的人间灾难，而且肢解了欧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势的失衡。
在目前，欧盟的大行动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着力于营造一个共同大市场。为此，连货币都趋于统一，实在是大手笔。在当前这样的经济时代，货币是体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这些国家连这份主权都愿意受到冲刷，切莫小看了它们联合的决心。我们这一路看到那么多欧洲国家已完全不在乎边界防守，所有的车辆长驱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货币了。如果欧元全然通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畅快感？欧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比值受挫，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存在。
一路上还看到，欧盟对于已经入盟的贫困国家，援助得非常实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像爱尔兰，由于善用这笔款项，近年来发展巨大，国际间刮目相看。
以经济的联合为基础，防务、外交、内政、司法诸方面都会一一呼应起来。当然麻烦不少，欧盟也步履谨慎，但一直没有后退。从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积月累，转眼间就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政治家们会注意欧盟的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实际后果，而我关心的是它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摇撼，很多习以为常的范畴需要另起炉灶，很多目为经典的命题需要重新寻找内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担忧信息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世界的人文构架还那么老旧，现在看到欧盟的稳步前进，才发现欧洲已经用一个大行为迫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不以新的形态进入新的时代，只可惜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显得严重滞后。
朋友们一直觉得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一路上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纳挈领，豁然开朗地看着欧洲如何企图在陈旧结构中脱胎换骨，挥别昨天。当然这种企图在文化生态上还会面对严重障碍，因此只能由实务开头，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和一个后来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女士路易·韦丝，他们都生长在欧洲冲突的拉锯地带，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没想到来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竟然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泼辣，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
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改塑他们。
因此，欧盟总部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荷兰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的，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第五十章 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