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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
“师傅”，据《汉语大词典》载，“师傅”有如下几种含义：老师的通称，在古文献中可作太师、太傅或少师、少傅的合称，对僧道的尊称，对衙门中衙役的尊称，对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尊称。在现代汉语中，“师傅”主要是指老师及对有专门技艺的工匠的尊称，特别是在工人和艺人中用得较多。“文革”开始以后的一二十年间，“师傅”一度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普通称谓。1968年夏天，“文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上和学校内各派武斗不止，毛泽东指示：“实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学校，于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成了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大约就是从这时起，“工人师傅”的称谓随之广泛流行起来。后来推而广之，“师傅”几乎成了一个用于不同职业的普通称谓，以至出现了称“解放军师傅”“警察师傅”之类的笑话。
摘编自《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宋德金《称谓的嬗变及尴尬》
沈从文两篇小说的
写作背景
1922年夏天，为了争取人格的独立与生活的自由，沈从文来到北京，一边为温饱犯愁，一边怀着对文学革命的信仰而没日没夜地写作。在当时已成大名的作家郁达夫的帮助下，沈从文连续发表了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后来，在梁启超的引荐下，沈从文来到位于北京香山的熊希龄所办的慈幼院从事图书管理工作，月薪20块银元。
在香山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在感谢熊希龄的同时，慢慢觉得自己和熊府及其香山慈幼院的上层人物格格不入，总感觉到自己是在接受熊希龄的“施恩”，与他当初“想要独立”而来北京的初衷相悖。虽然熊希龄并没有认为接收他是出于恩典的意思，虽然熊希龄照样关照他，经常找他长谈，但沈从文的心里还是有了一层疙瘩，总觉得和熊希龄之间有一层隔膜无法消除。特别是沈从文对熊希龄及其周围一些人生活的上层圈子，总怀有一种混合着自卑与自尊、企羡与不满的复杂情绪。
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沈从文用略带轻侮和愤激的笔调，写下了《用A字记下来的事》这篇小说，专门描绘熊希龄55岁寿辰的盛大寿宴，感到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自己跑来凑趣的客，寿面、寿酒是搭到别人得一份——就是特为我预备一份，要我用五点钟以上的难堪去换取”。
这仅仅是开始，真正导致沈从文不辞而别离开香山的原因是：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两篇有关香山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
香山慈幼院当时由曾留学日本的肖世钦（汉三）任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是个势利之徒，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后来在日伪时期，他当上了河北省伪教育局长，做了文化汉奸。因不满于他的为人，出于义愤，沈从文在《第二个狒狒》里，专为他画像，并连带讥讽了慈幼院十八般武器俱全的“武库窑”。
在文章中，主人公叙及自己和这“第二个狒狒”一道在香山看戏，走进剧场发现正中一个座位空着，就走过去坐下了，而“第二个狒狒”则只拣后面的座位——他不敢趋前，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座位是留给“老爷”的。晚上9点，“老爷”果然引了两个“小玩物”到前排来了，专门留着的空座上“即刻就填上了两个奇丽肉体”。
小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后，激怒了肖世钦和香山慈幼院的部分上层管理人员。肖世钦把沈从文召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威胁说有人要给他更难堪的处置。
训完了沈从文，肖世钦用手杖指着沈从文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哼，原来是沈从文。你这鞋子……”
“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
手杖敲到沈从文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
这使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他忍下满心气愤，一声不响走开了。
文人有文人出气的方法，事后，沈从文立即又写下了《棉鞋》这篇小说，实叙了这件事的始末。
小说《棉鞋》发表以后，进一步激化了沈从文与肖世钦的矛盾。肖世钦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威胁恐吓沈从文。《第二个狒狒》里的两个“小玩物”也认为沈从文侮辱了她们的人格尊严，在背地里“运动”熊希龄，想对沈从文进行报复。
虽然熊希龄此时根本没有要处置沈从文的意思，照样把他当作晚辈来关心，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似乎预感到危机已一步一步向他逼来，他更无法忍受肖世钦对他的侮辱与伤害，也无法用自己的人格独立来继续换取熊希龄对他的“恩惠”。
沈从文没有跟慈幼院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向熊希龄告别，挟了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
摘编自《文史春秋》2006年第12期龙儒文《沈从文不接受姻亲熊希龄“恩惠”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