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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但是目前华中存粮情况，离前方需要相差很远，现在运送到前线的粮食加上运耗已有90余万担，冻河以前仍须继续抢运加工粮50万担，运出以后，江淮和第二、五、六专区就几乎不再有存粮。”华中工委研究了形势与任务后，“认为除号召各地组织力量积极在新区征收公粮，加强老区粮食保管、运输工作，减少损失，各后方机关部队尽量节约减省开支以外，必须在全华中范围内筹借100万担粮食，才能确保前线的供给和军事发展的需要。”江淮地区饱受国民党摧残，部分地区又遭受自然灾害，要在短时期内筹措100万担粮食，绝非易事。华中工委要求各地干部做好动员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负担，使群众的总负担率不超过30％。在动员宣传时要让老百姓了解目前形势，“把前线将士如何忍饥耐劳浴血苦战告诉他们，把战区群众如何在国民党严重掠夺之后，还在继续借出粮食供给解放军作战讲给他们听；把山东人民如何交出细粮，自己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讲给他们听”。华中工委发出号召：“咬紧牙关忍受一时的痛苦，拿出一把力争取全华中人民的彻底解放！”在各级组织领导下，华中解放区迅速征集了上千万斤粮食，运往永城地区前线。在新区借粮，要比老区困难得多。在群众情绪不稳，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的情况下，必须灵活掌握政策，采取适当的办法。起初个别部队在新区借粮，自行划分地主富农，叫民兵去起粮。结果只搞到3000斤，就引起当地群众恐慌。上级及时制止了这种搞法，指出：“必须要很好地动员教育群众。尤其是因为任务急，地区生，干部少，容易忽视教育，而采取简单化的办法硬摊、硬派、硬借，或封粮扒粮，或押人、打人，因为这些办法，其结果只能引起群众的恐慌，加深群众的顾虑，破坏我党的影响。假如予群众以形势教育，打破变天思想。以政策教育打破各种顾虑，认为公平合理。对地富个别户则召开单独会议，使群众能认识我之政策，自动的踊跃交粮。”在萧县、永城地区，支前委员会调动了支前干部、民工、部队到各村宣传借粮，并利用原有的保甲长协助工作，短短五天内就借粮300万斤。
12月17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解放军进入休整阶段。华野首长以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经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华东局组织慰问，让指战员每人能分到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他们电告中央军委，周恩来代军委复电说：“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1斤，香烟五包。
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华野、中野后勤部门立即落实，决定中野所需由豫皖苏分区负责，华野所需由山东购买两批。第一批39万斤猪肉很快在1949年新年时运到，发给各部队。油盐和纸烟也陆续送到，让前线战士在战壕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华东局负责调运猪肉80万斤。支前委员会决定分两批收购调运。当鲁中南分区接到第二批征调猪肉40万斤的通知，已是1949年1月中旬。为了完成任务，鲁中南分区决定动员干部统一收购，以免猪肉涨价。他们一面从老百姓家里直接收购，一面到集市上以4斤麦子换1斤猪肉。那些天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屠宰生猪，收购猪肉。群众宁愿自己春节不吃肉，也要慰劳前线将士。仅用八天时间，鲁中南就完成征购40万斤猪肉的任务，用火车、马车运送到前线。新安镇和徐州的铁路职工看到堆积如山的猪肉，都感叹老区人民的革命热情。＇1＇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解放军的后勤保障水平在短时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淮海战役前期粮食、弹药供应上出现的紧急和混乱状态，使支前干部感到原来的一套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学会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管理手段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以铁路运输为例，华野支前干部总结说：“火车、汽车、船只运粮，在战役第二第三阶段，成为运粮之主要工具。以前没有使用过，无经验少常识。干部往往把我们农村习惯了的一套办法经验机械地搬去应用。如韩庄粮站主要是收卸河运粮与装粮上火车，搬运完全是使用三百余民工，有码头车站工人，也不知使用。后使用工人的效率比民工大三倍，还不误事。黄口车站收卸粮食使用工人，最初实行日工制，效率非常低；后改按件计薪的包工制，效率马上增加数倍。”
要提高效率必须实行科学管理。“首先是装粮工具于火车运粮之不相称，用小车、小挑运粮，大部是民工自带工具（口袋、席包、篓子等），后来虽购置不少面袋、麻袋，但都是大小不一、重量不一，每次装卸都得逐袋过秤和除皮，浪费时间，减低效率。如韩庄向徐州运粮时，五天时间还没有卸完一列车，粮食数目最后也没有查清。后改为适应火车运粮的科学办法，即粮食加工之后，按等量定量装袋子，划上斤数，转运起来，按袋折算，免去过秤，不管转运多少回，一劳永逸。在开始装卸火车时，一片混乱，粮食常被人偷走。用了很多干部指挥不了卸车工人，结果影响了工人的装卸速度，彼此埋怨。在不断地向工人学习后改为包装包卸、按件提成后，在效率上大为提高，装卸才有了秩序。”掌握了火车运粮的运输、管理之后，效果是明显的。“济南至徐州750里，一列车即可运200万斤，一晚时间即到。如用小车运输则须6666辆小车（每车300斤），13332人至少需半个月（每天50里）才能到达。两相比较，其经济节约是明显而惊人的。在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以全力突击抢修铁路，因而增强支前力量，是非常正确的措施。”＇1＇
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粮食的民工大军。从后方到前方，从乡村到城镇，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都为支前作贡献。据战后统计：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口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万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战役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3的概算。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是鲁中南地区。根据鲁中南六分区的统计：该区人力动员为49万人（常备民工17万人，临时民工32万人，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该区总人口300万的16％多。按照以往的战争统计，人民的负担能力一般不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里抽一个民工。去掉年龄和性别差距（老幼、妇女）实际上大多数青壮年的男性都参加了民工队伍。淮海战役对民力的动员，山东已经超过负担能力的最高点。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一直是华野的主战场，经历多次战役。每一次都需要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莱芜战役时，贫困的沂蒙山群众就提出“破家支前”的口号。淮海战役是空前大规模的动员，要完成出人出粮出车的任务，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以莒县为例，有自1947年以来常年出民工的，一年负担二三百个工，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一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7头，病6头。受到这些损失，上级再动员支前时就出现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出工多的嫌吃亏，出工少的耍滑头。有的家确有困难，有人无车。有的家是有车没粮食。
针对这些情况，华东局认真制定政策，既要保证战争需求，又要照顾民工的切身利益。这些政策归纳起来有三条：1。人工合理负担；2。工具合理顶工；3。照顾民工家属和生产。所谓合理负担，就是根据各家实际情况，合理摊派任务。积极分子要带头，但是不能让他们老出工。对有条件出工的，要防止他们找借口不出工。只要公平合理，干部带头轮流去，群众也会跟上出工。对于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对出工的家庭，由村里的变工队代替耕田，由耕作到收割一包到底。如果耕作不认真，由村里评议降低工值。这样出工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实行这三项政策，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莒县一个区原来计划出900辆小车，估计已经到顶。县里让再出200辆，区里召开动员会后，群众又出了500辆车、700条麻袋，超额完成任务。＇1＇随着战线不断南移，民工也随着部队越走越远。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的小车队是模范的典型。他用的一根竹棍，上面刻着他们支前五个月内经过的路线：从家乡山东胶东区的莱东县（今莱阳万第镇）出发，经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直到濉溪口。跨越三省88个城镇和乡村，行程上千里。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的是高粱米、萝卜干，车上的白面、小米一点不动，留给前线战士们吃。这支小竹棍，拉车时拄着它走路，过河时用它探路，它不仅为支前作出了贡献，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苏北地区小车队支前，正是寒冬腊月。白天有国民党飞机轰炸，民工都是夜里运输。每天太阳落山，一队队的小车就行进在条条公路上。小车上的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星星点点，一望无际，非常壮观。华中五区的民工运送一批大米到前方，原来规定的终点是宿迁。到宿迁时部队已经西进，要他们运到睢宁。到睢宁还是没赶上部队，他们又跟到符离集。最后一直到达濉溪口，才将这批大米交到部队手中。这次运粮行程长达700里，民工出来时没想到走那么远，有的没带棉衣，有的鞋走烂了。民工支前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三纵炮兵团与渤海民工团并肩战斗，互相关照。部队和民工住在一个村里，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在露天搭棚子睡。前方作战很难找到饭锅，部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他们派人给民工讲防空防炮知识，指导民工挖防空壕，避免伤亡。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民工。人民的支援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野司令部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中指出：“这次作战中的物质供应，是达到较完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与医术救济诸方面，都未感受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的完满胜利，是不能设想的。”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证实了这个真理。
东北野战军入关
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他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在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期间，华北解放军对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和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集团也发起了攻势。徐向前指挥第1兵团围攻太原。第3兵团举行察绥战役，攻占包头，包围归绥；这些作战配合了东北战场的决战，进一步削弱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傅作义和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在国民党军的几大集团中，华北“剿总”傅作义的情况算是最稳定的。因为华北解放军的力量相对薄弱一些，难以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傅作义则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也不轻易出战。当东北、华东、中原各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华北则战事不多。傅作义集团60万之众，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北到承德、西到张家口、南到保定、东到唐山的区域内，绥远是他的老基地，由董其武分兵把守。原来傅作义依靠北有卫立煌，西有阎锡山，可以相互呼应支援。现在东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