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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思表明，如果没有搞清那些总是必须的、而且永远会反映出来的时空背景，想要得知——即便是大致接近于——一个人关于幸福的观念，也是事实上不可能的。这对中国来说尤其确切，他们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警觉和清醒，从时空的最原始处来感知它们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当然，问题的复杂性便加深到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它本身都变得荒谬。因为印刷术发明很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所以难以相信的丰富的中国文学也因此得以很好地保存。从文学上来说，有数千个和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相关的文本可以提及。虽然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作品，但其中大多数不过是对原始经典的不知疲倦地重复引用，不过如果相信旧酒装进新瓶后还是旧酒，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反过来，不管什么时候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就像儒教在过去800年里那样，最重要的思潮总是出现在经学中。它们作为一种模仿躲在后面，很难发现，因为第一眼看上去，它们只是在重复以前一直在陈明的东西。这对那些不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外来者来说尤其如此。在那些外来者的环境中，思维追逐着探究的单一线条，因此缺少感知由一个词所引起的细微变化的能力，这细微变化在经典里是找不到的。
第一部分：前言中国人的幸福观前言 （4）
不是缺乏、而是过于充足的材料，以及解释的难度，使得描摹出一幅中国关于理想世界的概念之完整图像，成为了一个似乎是无望的工作，除非在限制研究领域方面采取极大的压制。在此关联下，将描画限制在中国之内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会出现或需要比较的类似思想进程是多么频繁地发生、又多么明显。不过，这种必要的、有意识的对研究领域的限制也有其优点所在。中国到现在为止怎么看待自己的理想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会带来很多尖锐的东西。毕竟，直到这个世纪初，中国才开始纵览寰宇，因此也必然地混淆了最为广泛地不同的、也常常是对立的关于幸福的观念之全景。
其结果是，此书的写作必须采用一种叙述的、而非不断评价不断争论的表达模式。这挺重要，尽管在政治史的进程中笔者能间接地得出一些判断，因为有时乌托邦至少部分实现了，即便不一定是在原来预期的时间。想要将中国关于人和社会的理想模式系统化、在一个包容性的价值框架中将它们分派到各自的位置这种尝试，只有在一个更小的中国思想史的范围内成功操作了，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我确信，这些关于理想模式的概念不仅会在新的角度中呈现，也会给其他民族的相似概念加上新的维度，那时就似乎可以拿之互相比较。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平对待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从外部进入中国并于那时慢慢与中国本土概念混合的异族概念，也是带有相当冒险性的工作。比如说，如果在中国的“中世纪”没有佛教，在中国的现代没有西方世界观的混入，中国幸福观的整个发展演变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还要追溯这些异质概念的根源，这项工作将变得无穷无尽。因此，暂时只有关注那些对异质因素的刺激所产生的思想反应。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在一个新的奇怪环境下，外来学说所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些学说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的原始形式，而恰恰在于它们在那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态。事实上，对本土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它们常常仅有间接影响。站在这个角度，这种对异质因素的采纳和适应可以被称作是“歪曲”（falsification）或“进一步发展”。
一旦决定了此书的叙述应该集中并限制在范围之内，那么通过参考那些中国现代学者的思想，有关材料的挑摘和评价之选择就可以更容易地作出，因为这些现代学者也沉浸于思考那些在他们自身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找到的有关理想世界的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通常能找到对原始材料的更为精确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如琢如磨”地领悟这些原始材料对中国思想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并且——特别是在现代学者的文本里——聆听到那些材料中对后来者的理解起着决定作用的细微差别。另一方面，我们在此遇到了一种新产生的始料未及的困难。浮出海面的不仅是哲学和历史、现代思想和传统思想的相互影响，同时也有异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和本土思想之间的复杂对立情况。大部分中国学者——包括属于上个世纪的使用传统治学方法、但对文本有着让人震惊的丰富知识的人，以及更为现代的那些人——通常都从一个明确的、主观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特别是当那些问题——它们是他们开始考察幸福的出发点——是时下关注的、非常急迫的问题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显著。他们常常制造一些也许能被称做是他们伟大古老文化中的理想人物之自传的东西。同样的，相比由外来者创作的传记，对那些自传性材料，他们有优势也有不利处。一种亲近的认识和一种无法克服的偏见纠结在一起。在处理这些中国思想史中乌托邦、天堂和理想世界的概念所扮演的角色时，中国学者完全不带偏见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从对西方思想体系的认识中产生的极度尖锐的见解，常常使他们中间一些更为现代的人，从文本中读出了比它们包含的东西更多的内容。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由西方构塑的见解，时时意味深长地修正他们的发现。然而即便他们对原始材料的读解常常反映出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他们对这些材料的选择也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因为这显示出什么文本和有关理想世界的概念相关；什么和他们诉求的相关；什么历史人物和他们相连。
第一部分：前言中国人的幸福观前言 （5）
不过，相反的另一面却更为重要。就像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中国影响下的西方关于理想世界的概念之变形——而不是反过来的情况——也更直接地和中国将幸福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概念相联系。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我们讨论的仅仅是学者眼中的变化；而在另一种情况中，我们面对的则是通常在渗透进中国不久后发生的理想概念本身的变化。当外来思想置换为中国语言，中国本土文化对它立刻发挥出难以抗拒的影响。不管一个概念或价值多么新颖，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清晰表达出来，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避免异质本原的不断侵扰，它必须得到翻译。对中文——尤其是其书面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表意形式——来说，相比我们自身的语言和书写体系，它更难以创造和整合外来术语。但是，这种翻译行为总是必然地和过去产生联系，和由书写符号、谚语、轶事和历史人物组成的多层世界的图像产生联系。在一种对单纯的抽象来说远非合适的语言中——因为构词元素发展得不很充分，这些书写符号、谚语、轶事和历史人物几千年来给思想提供着养料。如今，我们见证了一种别有用心的、逻辑充分的、强劲有力的驱动要让中文变得“合乎文法”，让它能够表达抽象概念，使书写的表意特征显得不再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在无数政治运动和为新英雄人物日常性加冕的行为中，创造一个图像、范畴和历史先例的新网络。也许，在时间流逝中，这一切不仅会给着眼于过去的语言带来根本性变化，也会让思想模式发生改变。当然，这都是意图要达到的目标。但是至少在目前，旧的模式依然明白无误地充满着无数的概念和习语，以及许多关于理想世界的概念。所以，很难衡量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但是，不能否认它至少引发了一种影响。
这其中有着非常复杂的预设。如果我们将这一切牢记心中并鼓起勇气来审视这些常常是彼此冲突的、然而又互相补足的形式——它们动摇了在中国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有关幸福的概念；如果我们保持警醒，知道我们并不能揭开所有谜团，但也许能搞清那些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学者和政治家、并使他们着迷的最基本的形态，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两个不同的但彼此相关的目标：首先，必须懂得欣赏传统中国对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的希望，这个希望曾经历了所有的失望。其次，必须从一个特别的角度，从一个——用一种形而上的说法，可以称为舞台后的最佳位置——的角度，来思考当代中国的希望。在当代中国的信仰中，我们所遭遇到的信念，并不仅仅从那些曾由西方带至东方的理想中产生，也是从很早以前就在中国起源的其他思想中产生。只有当某些西方概念，经由远东奇怪地翻译后，仿佛重回故乡时，我们对它们以及它们之间交互影响的关系之认识，或许才能得有所获。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一节 此界和彼界的统一 （1）
整一的世界
3关于东方的这片沃土，有一种看法毫无争议，并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它告诉我们，中国，一个没有童年的国度，穿越几个世纪来到今天。但是，它的头颅是向后转的，它把所有理想都留在了过去，对未来几乎无所乞求。这种观点常常暗含着一种责备，有时，这种责备被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事实上，只要乍一看各式各样的说法，就能轻易得出以上那个结论。但是，就像所有笼统的判断一样，这种说法也需要相当的修正。因为，说中国不管何时何地都被一种对过去的向往所左右是不确切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它难以想像的漫长历史的开端，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过去，只是步履蹒跚地努力着要对自身的过去有种意识。另外，说这段早期历史与儒家所相信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相符也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儒家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敬畏先人，他们认为有必要将西周（前1050—前770年）当作是当时正在四分五裂的世界之应有典范。但是，西周肯定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最多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商朝（前1500—前1050年）历时五个世纪，已在周朝之前存在，甚至更早的夏朝声称在公元前2205年已经建立。这两朝，构成了传统中国历史编年的伊始，对孔子而言也是真的历史①。当然，在很多方面，孔子对这段早期历史的观点和情感必定带着不确信和朦胧感。笼罩在中国文明肇始之黎明的漫长晖影，也许让孔子觉得，这些早期朝代并不怎么适于用来构造自己心中那幅理想的图像。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千年，这个国度的青年时期，从来没有变成思古幽情的对象，它们也没制造出将古人视作模范的观念。不管孔子及其弟子将这段时期当成是真正存在的历史之信念有多强，对其间之关系和那些特别的思想因素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早期阶段，他们也绝不比我们所知更多。因为对学者而言，这是个奇怪但并不少见的事实：对远古的了解，我们比那些2000年前或1500年前的人知道更多，因为，虽然他们离那段历史更近，但某些方面也不得不受其影响所控制。甚至，比起那些更具批判性的17世纪中国文人，我们所悉也更为确实。比如说，到上世纪之交，商朝一直被现代西方和东方学者认为是“半传说”（half…legendary），在某种程度上，夏朝也是如此。只有当一次建造铁路线时，在甲骨上偶然发现了铭文和有时间记载的过去，接着，随之而来的、不间断的一连串单个残片的相似发现，才让这段时期突然绽露在历史的明亮光环中，由此也开启了一个视角，来考察那些将现实和想像浑成一体的相当早期的奇怪心理。
4第一章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商朝以来的甲骨文并不是世间交流的普通文献（因为很难在上面刻字的这些甲骨不是惯常所用的书写载体）。将文字镌刻在一种于时间流逝中几近化石的耐久材料之上，有了名字和时期，它们就给予传统的、口头的历史编年以显著的支持，它们同样也服务于以下一个单一目的：卜测未来。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在向神灵提出一个已被写在甲骨上的问题以后，这些甲骨被炽热的铁制工具刺穿，扎出一个或多个洞眼。由于突然的热量而导致的龟骨碎裂和相伴随的一只人手无意识的乱涂，这一切代表了来自灵魂王国的答案。于是，大量询问命运的问题流传到了我们手中。甲骨很少给出答案，但是归因于一种拘泥迂腐的奇怪形式，日期——也就是说，占卜的日子——被加了上去②。它们非常清晰地显示出人的祸福所倚是何，或者，更确切地说，贵族统治时期的祸福所倚是何。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