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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和军事的均衡
“公”的概念在《吕氏春秋》中如此焦躁地发展着，以致使它成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开山之作的明证。它与“等”的观念具有饶有趣味的联系。在《礼记·礼运篇》中，一种儒家的气息显而易见，这两个词交替使用。因为“公”确实是一个墨家的词语，是以具有道家色彩的“等”为代价而得到强调的。墨家的成分在盛赞大同时代的文本中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儒家不可理解的。而《吕氏春秋》则通常被认为是道家著作。然而，这一关系中更为重要的是《礼运篇》里关于理想的文章中，提到了另一个也起了间接作用的概念“平”。因为《礼运》中描绘的“大同”之后的年代将被人们铭记，这个代就是“小康”时期。应当承认的是，在理想的境况中，“为公”的精神被抬高到政府准则的高度，但此一理想情势不是“小”康状况，而是和平。这种和平并没有冠之以“康”的名称——“康”有“健康”之意，而是冠之以其基本意义有“水平”等意的“和平”的名称。在这个关键性的概念中（这一概念出现于《吕氏春秋》的另一篇中，研究音乐近乎神奇的影响，它使音乐具有至高、至大、“太”的特性），两个基本的术语结合了。不管它打上什么印记，有什么差别，它也包括了首先对“伟大的秩序”有敬意的法家思想，和平与平等是使中国人思想与理想社会的观念永远结合在一起的两个动因。在中国历史上“太平”这一词语被互相有激烈冲突的知识阶层使用着，“太平”的观念具有一种可见的阴影：它关注某种自然和社会的熵，而这熵将通过消灭不平自动导向一种普遍的和平（自然，不平观涉及了广泛而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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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据推测，“太平”这一词首先出现在刚才所引的《吕氏春秋》的段落中，而《庄子》一章中也提到“太平”，它是自后来的汉以来文本的所有特征。另一方面，在秦朝“较高的和平”的观念已显然成为普遍知识。无论怎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此树立了一个标志，富有特征的是这个词语给人的感觉是对等于“皆遵度轨，和安孰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法，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太平”的意义也即在此。在史著《史记》上记载的铭文里反复引述，它也给五帝时代赋予和平的特征（尽管，也许是有目的的，它通过变化的文字形式来描述五帝时太平的特性）。不久的公元前2世纪中期此书写成时，许多哲学家和政治家就已试图垄断对这一概念的运用与阐释，如董仲舒，在描绘发生于长治久安国家中温和的自然现象时，就用了“太平”这一词语：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4）
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濡叶津根而已；雷不惊人，号令启发而已；电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雾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云则五色而为庆，雨则三日而成膏，露则结珠而为液，此圣人在上，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也。
即使董仲舒所记录的预示吉兆的天气现象不发生，某个时期的统治，尤其是文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56年）也被历史学家所认为是“太平”时代。持怀疑论的哲学家王充（27…约97年）将之看作对“太平”形势完全不必要的神化，且这神化是由社会赋予的，而达到人间的理想的状况继续与预示吉兆的人们所喜欢的气候相关，没有它，幸福（它依赖于物质因素）确实是难以想像的。由于频繁地、相当肤浅地使用“太平”一词，自然使它丧失了其准确性。而在汉朝时，它通常最多只意味着“仓禀实”、“五谷丰登”，正如董仲舒对此词的使用一样。
但除了以这个词为建立国家政权服务外，许多叛军也使用“太平”一词作为他们叛乱运动所要实现的理想。当保守派关注“和平”因素时，革命派则对“平等”的方面感兴趣。“平”这一词仍保留其原先的意义“水平”，在《列子》中对北冥之地的描述中得到最确定的证实。此处，不仅盛行社会平等，而且盛行四方的领土完全持平的现象。这个地方位于齐国之北，可以说此地往北的地区不仅是道的中心，而且正是特别关注“平等”问题的道教形式的中心。所有这些都显示了道教平等的愿望与“太平”这一概念之间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革命派对“太平”不感兴趣，而是对他们来说和平不仅意味着平静，而且也意味着平等。对于他们而言，没有后者，和平就只是一个欺骗性的没有活力的事物。因而他们期待着为真正的“太平”创造条件的战斗。
119回溯到古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黄巾军起义中，这些思想就已存在。这支军队于公元184年建立于秦的所在地。这支假托黄帝圣旨，头裹黄巾的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了，但它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它的领导人是张角。回溯到张梁的时代，张角是与道教保持特别关系的张氏家族的成员之一，家族余脉一直延伸至此时。某种程度上他就像后来的张鲁，用非同一般的治病方法为自己召集了一大帮追随者，其真正的成功应归功于那个时代，其时灾害频仍，瘟疫流行，人民流离失所，他称他的治疗方法叫“太平道”。它纯然是不可思议的，与社会道德没有一点特别联系，正如张鲁的情况一样，它还与“大秦”的理想国家保持明晰的关系。张角用纯粹军事化的形式组织人民，将下属分为三十六“方”。进一步分为“大方”、“小方”来领导。他称自己为“天公将军”，而他的两个兄弟则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
在黄巾军的年事组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它表现了无数后来被证明是具有中国农民运动最重要特征的元素。相当有趣的是，其形成基础不是所谓的由背后的世界观而形成的特殊作战态度，而是对一贯的同样对手——如儒家——不变的基本态度。在中国，只有法家从一开始就有尚武倾向，而墨家的传统则含糊不清，事实上它是真正主张反战“非攻”的。只因为它主张通过发展防御设施来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其中的类似战争的因素仍起了间接的作用。这是自然的——道家极度个人化，极度虚静的理想隐含着较少的尚武精神。当道家部分地摒弃了其欲望而从这个世界逃脱时，不经意首先向法家靠近，继而向墨家靠近，道家将其吸收的两家思想中潜在的尚武因素强化了。但如前所述，真正的原因显然是对不可摇撼的平民的儒教的摒弃。人们发现儒家把家庭作为其社会模式的基础，成为维持社会的平衡力，这就提供了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关系难以改进的证据。一小撮年老者占据了金字塔之顶，而大多数年轻人则成为金字塔的底基。由于时光流逝，一切都自下而上地地在恒常的流动中发生着变化，使昨日的青年成为今日的老年。对这一等级秩序而言，惟一可供选择的是军事秩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情况是上下倒置的。在那些通过其制服来显示平等的人们中（甚至它包括用黄巾裹头，正如“黄巾军”一样），不是年老者而是更强壮的人（这也许更意味着年轻人）是天然的领导者。等级的上升不是时间与资历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个人功业与实际行动的问题。但其困难之处一直是并且继续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汉建立后，政治家陆贾所言）。因而在农民运动中会有规律地发生这样的事：取得胜利之后，军事组则的原则渐被遗忘。刚勇的武士们一旦达到了他们的直接目的，就非常倾向于放弃他们真正的目标，一旦和平得到保障，他们就感到他们的军服和武器是可笑的过时的。不管愿不愿，在他们老年时，他们改变了这样的原则，要求有永久的权力来安安稳稳地统治国家，然而这些是军事所不能提供的。
120当然，更多的农民起义早就在他们有机会来完善他们的国家结构的观念之前，就被击败了。而张鲁在被传奇性的战无不胜的曹操（155…220年）击败之前，统治了其区域三十多年；张角则在其建立政权的当年就被击垮，尽管他准备了很长时间。张角选择甲子年作为起义发起年，因为它在年号上参考六十年一循环的农历纪年。与其愿望相反，不管怎么说，它没有带来新的开始，而是带给他们终结与灭亡。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三节 叛乱与和平（5）
在经过儒家之手的史著中，我们只看到其中含含糊糊地提及张角的真正行动计划，除了提到这些而外，对于其政治计划几乎没有任何评价。尽管《太平经》是不完全的，但这本从属于道教传统并作于齐国的著作流传至今，书中除了许多后来的通俗道教的资料，似乎还包含了“黄巾军”的训诫与教化。无论怎样，其书名《太平经》就已暗示了这一点。据记载，带有这个标题的书在黄巾军中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它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成帝（前32…前7年）统治下，一本具有类似题目（稍长）的书被朝廷冷落，作为异端被摈弃，同样的过程在顺帝时（126…144年）重演了。而这本书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除了其异端性的内容及其来自于异域佛教的外来形式（尤其是师傅与徒众的对话，佛教传入之前，在中国这种形式并不为人所知）——它们属于很早期的原始资料，至少它们仍传达了农民领袖们类似理念框架中的观点。由于这一原因，上二十年它成为大量亚洲研究的对象。在这些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在今日中国得到贯彻。某种程度上，这些理想也许已为当代中国准备好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直到1965年才趋于得到肯定的解答，自那以后，通常又是采取更否定性的回答。对这两方面提出观点事实上是可能的，一方面大量的材料指向尘世的末世图景，指向对社会更新的期待——通过天国的引进，送来了改变社会进程的使者。另一方面，人们期待着的理想境况里仍具有等级制的社会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阶段来取代旧的对立阶级而已，因而皇帝将会继续实行他的统治，而仔细看来情况是十分的相似。中国的当代学者们怀疑《太平经》的真正作者是从事手工业的儒官，继之他们认为毫无疑问的此书是叛乱农民所作，以致从一开始就认为农民运动是保守的而非革命的，这一点也被西方汉学家的冷静剖析所证实：“使我个人失望的是，它证明了……《太平经》并不表示这个词在现在的意义‘革命’。从这方面来看，它对皇帝的忠诚是绝对的，皇帝是一个惟一的超人，是世界的中心，正如董仲舒著作中的皇帝一样。”
这一特性确实已成为了问题的中心。不必认为《太平经》是儒生伪作，而须承认自从邹衍和董仲舒以来所采取的方向，在他们那里通过把自然现象和历史事件阐释为人事，从而可见人与自然间的区别是模糊的，而这一方向已深深地渗进道家思想以致其失去了更多的先前的灵活性。宇宙社会、历史以及不相关的有害的压迫不断编织对应的一张网，这张网不仅不能产生新的领悟与洞察，而且事实上阻止新的领悟产生，处于这张网的宇宙社会、历史、压迫而产生的同一功能机制的这一趋势，把理想国家的构想变成死板的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必须有与儒家的陈词滥调相似处，因为二者的理论基础是一样的，这就是阴、阳二元，天、地、人三位一体，金、木、水、火、土自然五行，以及类似的诸种严格而刻板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太平经》对人们最初所期待看到的理想世界的描述较少的原因。对其最富成效的说明在于师傅对徒众问题的回答中——一群道家的徒众对师傅提了一个天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太平经》这本具有代表性的道家著作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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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天师将去，无有还期，愿复乞问一两结疑。”“行，今疾言之，吾发已有日矣，所问何等事也？”“愿乞问明师前所赐弟子道书，欲言甚不谦大不事，今不问入，犹终古不知之乎？”“行勿讳。”“今唯明师开示下愚弟子。”“诺。”“今师前后所与弟子道书，其价直多少？”“噫！子愚亦大甚哉！乃谓吾道有平耶？诺。为子具说之，使子觉悟，深知天道轻重，价直多少。然今且赐子千斤之金，使子以与国家，亦宁能得天地欢心，以调阴阳，使灾异尽除，人君帝王考寿，治致上平耶？今赍万双之璧玉以归国家，宝而藏之，此天下之珍物也，亦宁能使六方太和之气尽见，瑞应悉出，夷狄却去万里，不为害耶？今吾所与子道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