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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间与时间的转换
这时，关于洞天世界的故事增多了，以至于在人们想像中，把地球也看成是多孔的海绵结构的物体。神秘的裂缝、门扉、井穴、通道于四面八方与彼岸世界相连。这些处于地表的东西不久就被其他远不为人知晓的地下世界所补充，它们真正代表了最为古老的、被人们充分描述为福地的天堂的对立物。不管怎样，天堂就位于地球内部，但人们的想像力对此是拒斥的，因为这个地方已被死亡所占据。
196尤其是当一个人死后必须被埋葬在地下时，人们就开始相信住在地下世界是极自然的事，不会引起什么惊奇，在很古的汉语典籍中早已记载了这一思想；至少和记载天堂里受人敬重的神化了的古人一样久远。更为复杂的观点是源于地下与地上两个世界的结合，根据这一观点，人在临死时被分成升灭的魂与入地的魄两个部分，这个观点在周代末年就得到发展了。古代表述地下世界的词汇是“黄泉”，这在前面提到的古代编年史《左传》中就已出现了。其语义已很清楚，即意味着在地下世界也有水流过。在更晚的汉朝时期，“九泉”这个词也出现了，显然它与据说构成世界的“九沙”相类似。起初这两个概念意义很宽泛，也几乎没有说到任何关于居住在地下世界的灵魂的命运的事。而更为古老的文学作品对这事也没有给出什么细节，当然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精神因素升天，而不是物质因素入地，才被认为是仍然活着的。只有在佛教的影响下才引入了一个新的、明确的消极概念“地狱”，处在地下，是一个阴暗的末日审判之地。人们不久就看到了它的所有特性：一个官僚机构具有人们所熟识的现实世界的腐败与残忍。后来，佛教与道教倾注无尽的热情来描绘他们的地狱（这一活动在对人的教育上所具有的教学价值今天也被认可，甚至被儒家认可）。一个有很多层的可怕地狱就这样创造出来了。与之相比，许多天国与仙境，包括极为华美的佛国天堂，在各个方面都变得苍白了。人们常引用的中国尽人皆知的话是“天堂里没人居住”，然而在对地狱的每一种描述中都有大量罪人，他们首先得经过地狱判官审判，然后被凶恶的刽子手折磨，而他们遭受的病苦依罪行而定。一度在印行的通俗文学中，总是倾向于描述在地狱强行使用严厉的刑法来惩戒罪人，因而人们可以认为对罪人的惩罚用刑极其严厉而残酷。当天真的信徒看到这些恐怖的地狱景象时，这时他显然感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当然绝不是天堂景象所激发的快乐。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
儒教的胜利和世界的收缩
205此宗教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世界主义。虽然不能说是佛教创造了世界主义，但毫无疑问它对促进世界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主要贡献。面向世界的这种开放态度让中国的想像力到达了如此高的程度，以至于这样一个观念产生了：世界的维度不仅仅是智力突破的结果，同时也是从二世纪就开始的一浪接一浪横扫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长期军事侵略的结果。因此，在唐朝以前，佛教已经逐步发展起来，它在非汉族的征服者所统治的体系下产生，比如说在北魏时期（386—534年）的拓跋族那里，佛教雕刻艺术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是，即便是在唐朝，这样一个有理由被认为是中国人的朝代，非中国的因素还是非常明显。统治者李氏家族是突厥族后裔的一支，而且阿拉伯人的海运贸易也从南方港口给中国带入了很多外国人。在这些人之中，来自印度的佛教徒之数量并非微不足道，虽然更早些时，也有其他许多人也沿此路线入境，或横穿中亚从陆上移居入境。但是，因为在这个时期，军事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在军队指挥官中有着大量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因此，作为这种奇怪机制的结果，中国这段宗教感强烈的生活时期，同时也是军事活动著称的时期。正是在此点上，世界主义的危险最为明显，在七世纪前由外国人指挥的对外界的不断征服中，这种危险尤其显著。整个唐朝时期，在常常远在异域征战以期获得独立的将领之不断努力中，清楚显示了这些危险。755年，有古索格代亚纳人血统的军事指令官安禄山（693—757年）发动了叛变，揭示出这种困境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当然，最后他战败了，虽然不是在唐朝的大量文明被毁灭之前。但是，在异族援军维吾尔人的帮助下，叛变者再次获得胜利。从此之后，维吾尔人不仅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成分，同时也有能力确保他们的宗教摩尼教享有特权并得到高度保护。
206第四章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此种状况渐渐地导致了这样一种思潮：轻易接受异族文化的影响关乎国家存亡，其中存在着真正的危险，它甚至比战术及武器上的优越性（特别是在骑兵战中）更具有威胁。以上这种思想毫不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这种反应这么晚才变得如此强烈，佛教的引入和国家的瓦解之间的明显互动关系并没有马上被清楚地认识到。先秦以思想活跃为特色，而多元观念使公元2世纪到9世纪的思想之活跃性，达到了跟先秦相似甚至更高的程度。无疑，这一切部分是因为佛教引入而致。但是，恰是佛教给这个帝国带来了内在的不稳定性，削弱了它的核心。即便在唐朝统治的前150年，帝国保持着整一，并在军事扩张中远征西域，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历史编撰是延续一致的，所以儒家觉得有责任保存一种源自历史的中国长期以来未曾断裂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即便如此，他们也花了很长时间认识到佛教的引入和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两者之间的关联。自公元5世纪起，常常发生迫害佛教徒的事件，而且其迫害依据在早期阶段已包含了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是直到“古文运动”——名义上的是纯文化的团体，实际上是高度的政治组织——成功地对“汉民族”比“非汉族”优越这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时，这些迫害行为才真正变成灭绝运动。而且，事实上，极端的政治组织成功地给了有关“汉民族”强于“非汉人”这个问题以理论的明确表述。在844—845年，发生了对佛教徒的毁灭性迫害，据说4万座庙宇和4600座僧院遭到废弃。但是，让佛教失去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的，不是像这么单一、可怕的一击，而是在此之后一直坚持反对仍不时出现的亲佛教徒情感①。
207中国人的幸福观所有这一切表明，在智识思潮中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从佛教和道教思想转向儒教思想的单纯的重心转移。这背后真正隐藏的是在一切形式中普遍地抛却多元化。从9世纪开始，一种企获精神大一统的奇怪努力，渐渐地以从同一中心向外扩散的方式蔓延开来，而且以一种不曾有过的伟大张力，开始掌控扩展的文化圈和政治圈。起初，国家似乎没有受到它一点影响，因为是敌对力量之间的军事斗争，才使唐朝在它统治的后半段渐渐分裂。这使得唐朝不得不在统治的前半段时间内忍受战事的频繁，甚至因此培养着军事力量。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成功统治了帝国半个世纪（“五代”，907—960年）的权力系统发生急速变化的时期。但是，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以下这种信念——即一个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必须贯彻到所有可能存在的社会阶层，而且，世界观的多样化不能与之并存——冲击了原有的深厚思想基础，并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在所有地方获得了胜利。这种思想在所有时代中最具儒家特色的宋朝（960—1280年）第一次开花，并绽放出了最美丽的花朵。但是，当它在蒙古人占领之后反而更坚固地确立起来时，也就昭示出恰是儒教自身引来的毁灭命运。因为这是儒教的内在逻辑矛盾而致，这种内在矛盾一直是儒教的特征，尽管它也有着外在凝聚力。随僵化而来的是铁板一块，到19和20世纪，儒教遭到了整体性毁坏，以至于如今每一种想变通的尝试都必然不得不在毁灭中结束。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2）
我在这里粗略勾勒为时8个世纪之长的发展时期，“古文运动”构成了它的初级阶段，其领袖为韩愈（768—824年）②。他绝对不是一个泥古不化的知识分子。在其反对佛教的著名篇章中③，韩愈毫不犹豫地批判一个对宗教过度友好的皇帝，这种攻击让他几乎掉了脑袋；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篇名为《原道》的文章④。在此，我们第一次发现这种观念不断地显露出来：只有一种教义，即儒教，包含了适于文明世界的内容（他自然认为汉文也是如此）。但是尽管儒家极力要保有自己的优越性，但道教受到佛教滋润后也毫不示弱。所以那时，儒教就以一种非常技巧性的战术策略，将道教和佛教一并公开抨击为是“颓废的”、“异族的”东西。这样，儒教直接受到的就是外来力量的攻击，而在此之前，这种外来攻击只不过是一种非直接的攻击，没什么可怕。我这里指的是民族主义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在国家“秩序”中显示自身，儒教有足够能力来表明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这种从位于中心的“中原”到外部“蛮族”⑤的传播给它带来了快乐；而道教，它否认这种“秩序”有任何优点，所以总是处于被认为是“蛮族”的危险中，事实上“他们”的领域总是位于文明的边缘，那里正居住着没开化的野蛮人。但是，这种处境并没有变得真正窘迫，直到“蛮族”放弃了让他们显得是“未来汉人”、“未开化人的后代”之地位，而且通过佛教，显示出他们精神上的消极性来。如今，他们开始代表一种“反文化”，而不是单纯的未开化。在蛮族中，道家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种更为可笑的面目（不管这种等同显得多不公平，都并非不恰当）。如果仅仅因为他们背离文明就可以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这种行为和受到谴责的背弃中国转向另一边，即转向非中国文化的行为，还是很不相同。
208当然，这一切只是和心理因素有关，而不是和事情的实质有关。从韩愈开始，所有不能被纳入儒教单一教义里的东西，儒教都否认它的存在，虽然儒教已比其原始教义更具包纳性，比如如今它就包含了本体论和宇宙进化论。与之不合的是迷信，儒教认为迷信不是一种天真的、尚未发展的信念，而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在儒教渐渐战胜道教和佛教的11世纪和12世纪，这种思潮愈发显著。在源于韩愈、于此时期内发展的所谓新儒学那里，与对世界的世俗解释兼容不悖的许多佛教因素被毫无困难地吸收了。但是，在此界、人世和社会再次重申自己重要性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非常有特点的思想修正。这种修正相当具有典型性，比方说，新儒学（邵雍，1011—1077年）也采用了佛教的世界周期（劫）概念，但是，宇宙的时间维度（1劫=432亿年）却被人世的维度所取代。此些维度不仅在短暂得多这个意义上是人世的——它为时12900年（仍然相当长），而且它们和人类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数字的结果是这么得来的，它将“宇宙年”的“双倍小时”（12小时×360天=4320个小时）等同于30年，3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跨度⑥。
209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都表明，自汉以降，在《易经》注释中频繁出现的佛教启示的影响，导致了世界图景纯粹从量而言地收缩到它在佛教里所拥有的小型尺寸。但是，随之而来的必然后果，是世界图景在质上的缩减。由于儒教更为坚持不懈地力图将自身阐释为通往真理的惟一中心之路，故导致其他所有思想与儒教相比，如果不能说是一无是处的话，也都黯然失色，最多是真理的不完全反映。有识之士的思想变得相当单维，令人不安。将这种严格单一的知识结构完美化的人是朱熹（1130—1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