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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同样负有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或许是间接的。
中国人的幸福观第五章曙光（1800年以后）274当然，中国儒家学者们一开始了解到的西方思想并未使他们感到恐慌。基督教的思想，经过耶稣会会士的学者们审慎地传达之后，呈现为西方人极富宗教元素的世界观。这种形象的传达，比较成功地给中国学者留下了基督教与儒教同样开明、现世并且具有历史根基的印象①。传教士们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也帮助他们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另外，作为一种宗教，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还是相对柔和的，尤其当把基督教与佛教相比后——佛教的引入，并没有撼动正统儒教的地位。只有极少部分学者，如果他们的确曾经存在，能够洞悉千禧年（末日审判）这样的概念内部具有的爆炸性力量——这样的概念，普遍存在于基督教以及其他几乎所有西方思想体系当中。同样的，他们很少能够注意到发生的一些奇怪的变化——很难想像与基督教无关——这些变化自15世纪始开始发生于欧陆的思想界，直接影响到了耶稣会会士灵活的传教方法以及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令人钦佩的知识。举例而言，在1607年，李之藻，②（卒于1630年）一个中国基督教皈依者，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论文的引言中，将那些传教士展现为儒家思想真诚的追随者。无疑，他同时忽略了基督教与儒教内部的复杂性。但是，在“礼仪之争”，即，争论古代的宗教崇拜是否值得被当作“崇拜偶像”（偶像崇拜）之后，在18世纪中期，多明我会比耶稣会逐渐取得了更多的优势。于是，一种更纯洁的天主教教条形式得以推广，这仅仅意味着，基督教滑向了一种更为大众世俗的信仰，从而被知识阶层的眼光蔑视为一种迷信活动，并且很快便被以恰当的尺度阻止。③在这次（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开始之后，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在随后的基督教影响下，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中国，尽管在本世纪，很多西方国家的确对此有过真诚的期待。
275无论18世纪儒家对基督教的抵御是多么无效，它都会发现，通过自身的教育，它很难永远填补某些空缺。而这些空缺是由它本身宗教元素的缺乏，以及道教、佛教相对被转入地下造成的。当某些思想家看到，曾经一成不变、融合古今的世界，现在变得如此贫瘠、不安定，显得如此令人厌恶、野蛮，而这种情况却又不能被简单地解决时，他们一定能够感到某种断裂。而在龚自珍之前就已经开始，怀有对美好世界的追求，颇具宗教性质的对更“今文学派”的复兴，由于更少为西方冲击，很难被轻易地反驳。与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的干扰不同，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便已受到过来自佛教的干扰，并由此产生出能够成功与佛教斗争的弹性。这一次，冲击完全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对手，而这个对手甚至不知道它要取胜的目的何在。而真正成为敌人的，并非传教士，而是商人。在19世纪上半叶，大批原产于印度的鸦片被运往中国。尽管帝国的法律对此进行了明令禁止（这种禁今也同时包括了一般烟草），但当时，尤其在南方一些沿海省份，仍有大批人成为瘾君子。与之伴随的持续、大量的非法白银外流，逐渐将中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所有证据都能够向我们表明，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对鸦片一无所知。而唐代以后，鸦片又一直被当作药品使用。④在1729年鸦片初次被禁时，中国对鸦片的进口数量还相对节制。根据当时记录，共计进口鸦片为二百箱，重量120英磅。但是到了1793年，进口数便猛增至四千箱，到1834年及其后的数年间，进口数量都每年不低于三千箱，即三百六十万磅。而这个数据，相信也一定仅仅是保守的估计。⑤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2）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难以理解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民众都沉溺于吸食毒品的快感，并且不能自拔为其奴役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明显受到了外部力量某种程度有意识的强迫，但是，我们仍旧必须从当时整个中国所处的精神状态去看待这件事。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甚至是在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然有如此巨大的人群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了吸食毒品的瘾君子。而与此同时，欧洲在浪漫主义流行的风潮中，同样有大部分知识界人士成为吸食毒品之人（如柯勒律治与德·昆西）⑥，但这种现象也并未有如此巨大的蔓延。仿佛可以看到，这些吸食者将吸食毒品后产生的幻觉，当成了他们心中想像天堂的替代品，而这种幻觉体验，是被成功征服道教与佛教后纯洁化的儒家所拒绝的。正因为如此，受到鸦片毒害的并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儒家垄断地位的形成并逐渐引发的断裂，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同样显著。尽管在下层民众中间，已经开始流传着受到限制的宗教（如“道教迷信”、“佛教迷信”等等）。即使这种对他们宗教需求剥夺的现象并非有意造成，普通民众转向鸦片的原因，仍然有可能是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鸦片，逃离到一个可以触及的乌托邦世界。
276作为一个局外人，想要以一个内在的视角观察这种突然之间向中国敞开的“人造的天堂”具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种吸食鸦片的快感，很难被普通的语言描述。关于吸食鸦片感受的话题，从浪漫派手法如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到科学家、心理学家所写就的仔细描摹细节的报告，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某种内在的矛盾。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们很难分清肌体在充足吸食鸦片后的症状，与吸食量不足时所并发的症状的不同。现代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吸食毒品后产生快感的真正原因。而其快感与佛教、道教经验所产生的精神快感有一种惊人的相似。这很明显，或许是因为测试者并非亚洲文化中的一员。但如果不是太过强调地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个因素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会存在——那么我们就应当对这个问题再次投以关注：佛教文学和道教文学至少部分地源于药品（毒品）的引导。一个相对时间较近的鸦片吸食者写下了他的如下感觉：
烦恼、犹疑、恐惧、厌烦的感觉下降，被一种强烈的自信所替代。……个体沉浸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宁静与满足之中。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烦恼，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动。对于他人，他处于一种平和之中，因为他对这些人根本并不在乎。他曾关注的那些人们的伤痛与苦楚，现在在他的自足之下根本不值一提。……一个法国吸毒者这样告诉他的大夫……他仿佛全身泡入了充满温热牛奶的浴缸，或者躺入温软的棉絮之中……吸毒者甚至将他们的感受比作……飞翔或滑行，朝向“优雅的，无所牵挂的目标”，一种佛教中的宁静，直至天堂⑦。
277书中所描述的吸食者对鸦片的主要依赖，与我们在宗教层面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是：（1） 对于玄妙之物存有无尽的好奇；（2） 对和平的向往，以及（3） “人格中存在的秘密仪式中的光明因素”⑧。当“鸦片”这个词唤起中国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持久的历史回忆。同时，也很少会仅仅如我们现在时代中，是“佛教神秘主义”（禅宗）的复兴中与之相伴生的大量吸食毒品的行为⑨。在精神清醒的时代过去后，通往精神的道路已被关闭，大量群众惟有借身体的透支以寻找天堂。这便是当时发生于中国大地的所有实情。
在这种通过吸食毒品或东亚迷信以寻找快乐体验的描述之外，还存在着一片不同的天地也同样引人注目，那便是时间观念的改变。伴随着超越与对天堂的观望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⑩，是时间观念的瓦解。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同样如此。但与空间不同，时间的纬度直接关系人的生存经验，不存在被征服的可能。时间，或者停止，或者飞逝如“千年一日”。鸦片的吸食者有着与此非常相似的体验，最初，是一种入迷的兴奋，继而则有无尽的创痛。德·昆西对这种状态有经典的描述：
这种漫步将我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对于一个鸦片吸食者而言，感受时间的流动是极有快感的……哦，那迷人的美妙的鸦片！它对于富有者、贫穷者都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创痛无法复原，而它的所带来的剧痛在于，它总是“引诱着你自己的灵魂造反”，这种膏润的香油，伟大雄辩的鸦片！它的美妙的修辞，会偷走你愤怒的目标，为怜悯进行辩护，使恶贯满盈的罪犯在一夜美梦之后回到自己的童年，使沾满鲜血的双手被清洗的干干净净。……
对空间的感觉，和时间尽头的感觉，同时有力地向你冲击过来……整个空间处于膨胀之中……而甚至时间的爆炸感要比空间的这种膨胀感更为令我惊讶。有时，我会感觉一晚上的时间我好像已经经历了七十年、一百年，有时，感觉所触及之处，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3）
这种与时间的断裂，强烈地影响了处于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能将一个国家与个体的体验浪漫地直接对应，然而把感到时间已经在绝望中停止运行的“鸦片吸收者”，与同样滑向痛苦、处于时间的死亡状态，交织于现在、未来与过去之中的中国并列一起比较，也并不为太过。那些“鸦片吸食者”与中国，仿佛都已处于想像的天国之中——这种类比早已出现于中国作家笔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鲁迅（1881…1936年）谈及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就反讽地说那是“我的吸鸦片的特殊方法”。
最后，其典型状况是，19世纪，那些鸦片吸食者与整个单调乏味的中国都有一种被排斥感，以及对宇宙最内在动因的清楚性有种叙世般信仰，尽管经过了一次次尝试，最终却也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这种看似无穷无尽的知识导向实际功用：
那些瘾君子……甚至对他们的亲属和朋友都感觉不到任何爱意……仿佛他已经与那些亲友切断了一切联系，仿佛他来自另一个星球。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过路者，而他也正从这种离群与孤独中得到享受。但是，当这黑色的一面将他与世界隔绝之时，他或许还怀抱着对整个世界的关怀。尽管世界将他遗弃，他仍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掌握着整个世界的秘密；惟有他自己是洞察的、敏锐的、聪敏的，超越一切庸众的俗见。他已然洞察了隐藏于表象世界下的一切本质关联，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构建了宏大的形而上系统，当它们得以展示之时，将给世界带来震惊与启示，他已经计划出了具有伟大成就与力量的帝国。……他的这些宏伟计划的架构……对他而言，是他雄心壮志的坚强基石。
278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处于它最虚弱、孤立的阶段，也就是19世纪的晚期以及20世纪的开始，中国产生了最奇异的乌托邦构想：它想要拯救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帝国，甚至还包括整个世界。同时，还颇为肯定甚至自大的认为，它（中国）具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文明和智慧，尽管它已经在政治和智识上遭受了巨大的耻辱。与此同时，“知”、“行”关系这一问题，尽管使人痛苦，但仍经常被激起。这类问题试图探求真实的“体”，这一中国所掌握、也仅仅为中国所掌握的人类文化，如何能够战胜与之不同的、为西方人所掌握并且体现在他们技术上技巧的“用”。但是随着关于此问题进行的哲学争论的持续，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显得愈加巨大，正如鸦片吸食者在吸食中引出的幻觉。它成了一个绝望的深渊，甚至使最有勇气的思想者最终绝望。由此，不仅仅由于发生于1939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或者，更准确的说，数次鸦片战争，因为它并没有一次主要的单独战役，而是一系列持续到1860年的冲突）的强迫，更是由于不可避免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与决断，使中国进入了长久、痛苦、迷茫的睡梦。在整个19世纪，西方彻底失去了本来可以向中国施以援手的机会，帮助中国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相反，它们却趁中国之危落井下石。事实上，它们仿佛从来不曾意识到这样的机会曾经存在。这种帮助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出现，而帮助的力量则来自共产主义。他们的帮助，尽管并非完全没有利己之心，但却当然地很快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