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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7）
400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有可能发生对抗。……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之间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懂得在不断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至少在表面上，“大跃进”在失败中落幕。毛泽东所希望的“在人民内部，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民主地解决矛盾”遭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很快就被结束了。而人民公社运动，这个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并且使许多旧派人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他们所企盼的“大同”时代的到来）的运动，最终也不得不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宣告停止。声名狼藉的“大炼钢铁”运动最终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命运。而这个以数百万记的小煤炉冶炼钢铁的运动，几乎可以被视为人第一次在没有灵魂的机器面前，对于自身伟大性的宣示。在意识形态方面同样也出现了问题，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造成了更多实际的压力。在1958—1959年之间，针对毛泽东为“大跃进”和“革命发展阶段”理论提供支持的“不断革命”理论，如何能够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长久以来的困境，发表了无数文章。两种看似矛盾的发展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其一，是毛明显地与人民大众产生了距离，与之相连的，是对他个人崇拜（尤其是在军队）的不断增强。401其二，是与此同时，享有声望的共产主义者对“不断革命”理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它顽固的领导，进行的有限的警告和批评。这些人是共产党内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曾经在“大跃进”的第一阶段被要求广泛表达他们的观点。曾经被我们反复提及的哲学家侯外庐便是其中一员。经其一生，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他都致力于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阐释，并且作为一名毫无争议的学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传入工作方面，做了明显的贡献。他的著作《中国历代大同理想》出书于1959年，讨论了从儒家“大同”思想到他的那个当下时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并且包含了若干章节，可以被视为对实现这种乌托邦思想所做匆忙尝试进行评判的文字。当侯外庐在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受到批判时，这些危险的言论并没有被特别提出，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批判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但他却因为写过一本“恶意诋毁人民社会的黑书”而受到责难。认为他在书中引用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邓牧与鲍敬言）对古代暴君的批评，实际上是在诋毁毛泽东本人。
在这一点上攻击侯外庐，或多或少有些不公平。而对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长期担任《北京日报》主编的邓拓（生于1911年），这个有着更为清晰的政治人格的人的批判，则显得更加似是而非。在1961…1962年之间，他在《北京晚报》以“燕山夜话”为标题，发表了系列连载散文。这些散文，多从古代掌故中寻找故事和事例，经过巧妙编排，指涉现实。因此，这些文章初看去好像是一些文学化的调侃，但仔细深究，往往又能发现含有确实的政治意见。其中最具战斗力的，是一篇名为《伟大的空话》（Great empty talk）的散文。这篇文章批评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式的文风。这种文风继承着明清科举取士“八股文”的形式外表，但却往往不能表现确实的思想内涵：
402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说的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必须加以劝阻。……凑巧的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了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首诗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保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8）
邓拓担心，如果这种愚蠢的、机械的对概念重复的积习延续下去，其危险的趋势将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如同郭沫若那则马克思遇孔子的故事中所说，人民面对冗长的政治语汇感到昏昏欲睡，他们的智力将在这种环境中受到催眠，邓拓也担心，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毛泽东个人权威的夸大和增长。他所引用的这首诗开始几句，其所指涉来自最著名新儒家文献：张载的《西铭》。这并非完全出于偶然，而是在向人们暗示这是一个不宽容的正统年代。而更为有意的“东风”与“西风”这些语词，更是直接来自毛泽东，这些字句直接导致了邓拓的散文在文革时期遭到猛烈的攻击：
“东风压倒西风”是毛主席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主题。它通过生动的形象，描述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将压倒的帝国主义。东风象征亚、非、拉广大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而西风则象征所有国家中的帝国主义反动力量。如果是这样，邓拓何以引“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诗句，并且毁谤这样的诗句是“伟大的空话”和陈词滥调呢？
403在每一个革命运动当中，社会理想都不再仅仅是对未来的企盼和指望。它们被要求能够在现实中就能够得到贯彻。邓拓并不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毫无思考和“伟大的空话”本身构成危险，而是担心取得的进展相对于那些“空话”太少，会导致这些进展成就的失去（这种可能性当然也在毛泽东的计算之内）。不断重复的“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要求，如同达到理想的幻觉一样不断冲击着他，在真实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同时还处于萌芽之中时，尤其如此。他本人对于这种可靠的、渐进然而缓慢的进步的偏爱，还表现在他的另一篇杂文《一个鸡蛋底家当》中：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该小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时，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领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牛，复生牛，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牛所生者，又复生牛，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9）
404更为实质性的文字，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生于1900年）于1959年夏写给主席的一封私人信件。他写道：“相信共产主义时代马上就会来到的想法，使得许多同志头脑发热。因为人们只想着马上实现共产主义，过分夸大了主观的能力，而忽视了认识真理的客观方法。整个党处于这种状态，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个月后，彭德怀被迫将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任的追随者林彪（生于1908年）。可以说，这个事件已经预见了七年之后毛的派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只是从毛泽东的视角观察所能够取得的胜利（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因为毛泽东所以取得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并不代表最终两方争斗的结果。尽管邓拓和彭德怀被成功地压制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想法。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内，一种不同于毛主义的发展思路在未来成为可能。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解决了部分中国内部矛盾问题之后，更是如此——如同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的精神图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关于如何达到理想的中国共产主义社会，有两种争论意见：不断革命和渐进发展。但是，今日本书出版于1976年。写作时间应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译者注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信，以至于每一个他所做出的决定，都是倾向于他个人的喜好，并且抑制了关于这种决定的公开讨论。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声望即使在他死后一段时期内，都将很难改变。相互斗争的两派，都会从他的论著中寻求支持，因为正如历史上许多哲学体系的创造者那样，他的著作同样允许许多相互矛盾的阐释的存在。
“一穷二白”运动，走向死胡同
所有国内论争的中心，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中国如何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并且同时再次成为整个人类的领袖——这样的角色，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毛的反对者，他们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其中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