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饕逭撸渲邪舜蟛糠值闹斗肿樱⑹栽銮坑胧澜绲牧担òㄓ胨樟慕裘芄叵担Ｓ氪送保窍Ｍ谥泄桓脑斐晌缁嶂饕骞业耐保芄痪】赡芏嗟乇３终飧龉业墓爬暇瘛Ｔ谒强蠢矗泄频模诒枷蚬膊饕迳缁岬慕讨械Ｈ瘟炻啡说慕巧唤鼋鲆蛭飧龉揖哂泄憷慕梁途薮蟮娜丝谑浚且蛭抻肼妆鹊挠凭美泛退岣坏睦肪椤Ｎ耸拐庖坏愀用魅罚�1949—1965年之间以及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大量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优秀研究者被组织起来，组成一个优秀学者的团队。侯外庐也是其中一员。他们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使隐蔽的中国思想史焕发出光彩，以对儒家的“伟大传统”有所补正，并且借以证明，社会主义和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具有悠久的传统。405它同时显示着，中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如何突然地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这就能解释他们为何对重新评价历史，如农民起义、墨子和农家的教诲，以及对于多样的“革命”哲学家和作家的赞颂，从“唯物主义哲学家”老子，到无政府主义者鲍敬言和邓牧，再到他们的追随者，儒家的今文经学家，这些学者以康有为为他们最有名的现代代表。毛的追随者怀着真实的恐惧，发现一群具有超常智能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在创造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中，一群群已经死掉的被历史埋葬的思想家令人惊异地从后门涌入。于是，他们决定以最激进的方式发起反击。
早在1958年春天，还在“大跃进”时期，当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关于不断革命的大讨论最终会导致叛乱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表一篇文章，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要经过长期历史和多次革命的观点。在一支笔的冲击下，中国的整个历史被非常大胆地描绘为一片空白。在这个国家中人民的重要性，他写道，来自于他们的巨大数量和他们的“一穷二白”。换句话说，这是历史的书写开始了新的一页。但是，在“革命阶段”被永远替代的世界，正是中国的“新”，而不是它曾经走过的历史发展阶段，使得它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限量：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0）
406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己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分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407在毛泽东的眼中，这种“一穷二白”正是中国人民的特征，不仅“纯”，而且“新”。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他梦中造访天国所看到的景观相似，所有旧的机体和信念全都焕然一新。正是在这里，中国人精神的转化——西方提到此处时，恐惧地将其称为“洗脑”的过程——真正（同时也并非没有受到疑虑）开始了。它有意地渗透入每个人的人格，濒临神秘的边缘，并且使用了所有控制大众心理的技术。当时流行这样一种信念：想要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打破所有旧偶像。而一穷二白的理论又可以被理解为，经过适当的再教育，所有阶级的成员，不仅仅限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还包括知识分子和“国家资产阶级”，都能够被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合格成员。这个过程，与佛教在中国的传入相类似。与佛教早期的“小乘”（Lesser Vehicle）不同，它的“大乘”（Greater Vehicle）宣称不仅仅是和尚，而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进入涅槃的境界。因此，一切苦修渐进以求得解脱的方式都被否定。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中就已出现过，并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继续得到了支持。它同样逐渐与毛泽东的“新人”概念取得一致，所谓“新人”，就是应当“又红（red）又专（expert）”。“又红又专”极端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人潜在地可以做任何类型的工作。这种普遍性，表达了他们要有意识地坚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如同我们反复提到的，中国式的历史写作，作为纯粹学者们心智的反映，会给所有事件贴上标签。通过体力劳动这种实践——它通常意味着从事农业劳动——不仅能够弥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而且能够使得所有曾经的阶级趋于平等，产生“新人”。甚至是最后的满族皇帝溥仪（于1908…1912年间执政），也被允许从事这种劳动。一直到死，他都在从事园丁工作。因为曾经与日本人合作，做“满洲国”（Manchuria）的皇帝，他还曾被视为叛国者。
由于对这种“一穷二白”的强调，毛泽东有意识地将中国列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落后和历史的短暂（尤其非洲更是如此），它们完全符合这样的条件。但同时，尽管有这样的排序，毛泽东仍然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宣布中国具有领导性的地位。有趣的是，这种声明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这其中，有从“量”到“质”的跳跃。因为“六亿人口”是个决定因素，他们“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篇文章中，人民群众在数量上的特征，被表现为他们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有无数“好议论”的智慧思想的表达。因为，与在“旧社会”（old world）的那种只有少数精英有权力通过“机器印刷”，用含混的语言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不同，在这种理论中，每个人都被号召用非正式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与传统的印刷不同，这种表达没有统一的样式，并且不易留存。但是，“大字报”的内部充满了跳动的生命，而“知识”、“行动”、“思考”、“实践”也得以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统一。这种充满着巨大思想财富的“东风”，通过整个国家的实践和劳动，最终将能够战胜“西风”，因为这种“西风”只有机械化重复的劳动，而指导他们实践的，是些虚弱的、只懂得抽象思考的纸上谈兵的学者。中国人将以纯朴简单的美德和集体的力量，战胜西方那些机械思考下的囚徒。东方要在精神斗争和武装斗争两个方面，戳穿西方这只“纸老虎”。因为即使是原子弹，这种机器独裁力量所能制造的最危险的终极武器，最终也将败在团结起来的共产主义新人脚下。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1）
这些主题，与中国已经极大地发展了它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包括核武器）这个事实（尽管核武器成果的取得，更大的要归功于毛的反对者，那些清醒的共产党员如彭德怀等人），形成了奇怪的反差。这些事实证明了，即使在当下的中国，“内”与“外”、“本土”与“国外”之间的差别仍然没有消失。在这种对人（甚至包括对广大农村地区为数甚巨的人）的不可动摇的信任，以及对机器和机械武器的根本蔑视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性格中古老传统的抬头。这种性格的最后一次表现——尽管是以相当幼稚的方式——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它实际上是现代中国惟一一次内部反对西方以及帝制的起义。因为义和团（以及一些太平天国运动者）相信他们信仰的奇特力量，以至于认为他们的思想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西方火器的攻击。而当下中国令人着迷之处，主要在于它处于这样一种矛盾的混合当中：由于它对西方真诚的钦佩和学习，它具有令人惊异发达的现代化技术；而同时面对西方，则又有些继承自他们上一代的信仰。仔细考究，可以发现它的根源可以上述到反儒家的秘密社会的信仰传统。从10世纪开始，信仰的火焰经常充斥于反对新儒家冰冷教条的斗争中，甚至在颇具宗教色彩的今文经学出现于儒家自身时，也同样如此。实际上，我们更应当明白，这种秘密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道家、佛家以及西亚思想喂养长大的。它们的世界观经常将它们呈现为，它们由高度简化的不同思想体系的思想混合而成，至于它们的组成情况，则又难以识别。但是如果追溯它们的历史，则又能够发现它们的组织脉络。在这些组织中，宗教性的典礼是重复出现的要素，面对儒家统治，它们是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的运动性力量，并给人们带来对新生事物的希望。毛泽东在年轻时代对秘密社会的同情，以及与这些组织的联系，都有文献记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复活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而更主要是借用了它们的行为模式，使文革具有了它们的部分原始形态。他寄希望于年轻人和解放军——这些天然具有全新理念和流浪精神的人群。
408在这些形式中，最具冲击力的，是可以被理解为直接革命表达的“运动”（Movement）。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概念中，这样的运动并非带领人们进入幸福社会，实际上，他认为这种运动就是幸福社会本身。这样的观念，在1934…1937年长征历史的神话建构中，得到了最为准确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东南的江西省大举迁徙至地处中国西北的陕西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沿途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这次长征，同样成为1966年以后无数红卫兵（Red Guards）小将无数次“小长征”的神话和偶像。但与此同时，如同某种英雄剧的上演，最遥远古老的中国精神在此得到表现。这些英雄具有高尚的圣贤般的形象，他们被不公平的世界和庸人驱逐，或者自己选择对时代的拒斥。他们超越自己所在的时代，满足对自我人格的完满和对整个世界的拯救。在所有这些形象中，诗人、政治家屈原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他被整个时代和社会抛弃，开始了他通向天国的旅程，并最终在失望和悲剧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于他同时还是一名英雄和圣徒，通过他，我们能够追溯出中国文学与政治经常缠绕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超越亦或反抗，成为惟一可能的选择。
409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强调反抗或某种变通，在宋玉通往天国的道路中也可以找到先例。这种态度，不再以放弃作为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积极的入世态度，尽管在其他所有方面，这种可能性都还有模仿屈原的嫌疑。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代表，是诗人阮籍所描述的“大人先生”。他徘徊于世间，并不求发现得以改造世界的其他手段，仅求成为不断颠覆整个世界稳定秩序的力量。以这种力量，甚至能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中国经典文化开始之初，在政治上同样还能够发现一些主要通过文学，寻求对不安和对变动的渴求进行表达的化身，尽管这种表达的源头往往已经很难辨识。从公元6世纪开始，他们就采取了“游士”（wandering scholar）的方式。在那个剑术比学问还要重要的时代，他们更多的被称为“游士”（errant knights）或“游侠”（roaming sword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