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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 在西方，20世纪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摄影史。因为在19世纪末的时候，摄影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最有效的记录媒介，开始担当历史记忆的主要角色。摄影的这个作用，超过了以往所有承载历史媒介的叙事、记忆能力。摄影同时还是共时性信息记录媒介中最具现场感的宠儿。它可以将事件的背景、过程、人物和它们之间的共时关系完整地表现，给事后的观看者以在场的真实感觉。西方世界一百多年的历史事件基本都没有逃过摄影机的镜头，不论是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还是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以及广泛深刻的民众政治生活和翻天覆地的经济发展与万花筒般的文化变异。图片交织结构着这段宏大的历史，以至于文字开始退出历史记忆的首选地位，成为与图片互为补充的共同媒介。在记忆的功能之外，摄影的信息属性在文明的发展中也显示着巨大的作用。它极大地延伸和拓展了人类眼睛的视野，将原本遥不可及的远方情景神话般地收在咫尺。 除开记忆历史的作用之外，摄影还是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一种主观叙事。照片书写人类的情感，表述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快乐和忧伤、兴奋和愤怒、沉思和躁动，这些复杂的情感都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照片中看到。每一张照片都是每一双眼睛的镜像。我们通过这些镜像和这些眼睛交流，并通过这些眼睛倾听他们的心声。所以摄影又是人类的心灵史。一幅幅令人久久不能释怀忘却的照片，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传达出丰富、深邃的信息而永垂青史的。 在20世纪人类进程中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影像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这主要是指影像在建构中国现代史上的片面性。支持这种判断的事实如下：1。世纪之初的晚清和民国初期基本没有国人自己摄影的社会影像，现存世流传的影像多为西方在中国的殖民者所拍，因而不能反映我们自我观照的脉络；2。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对日的反侵略战争的影像基本上只见政治和风云人物，缺少对民众个体的丰富纪录和关注；3。人民共和国期间的近半个世纪，影像更多地从属于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个体生命的价值存在被宏大的现代性斗争历史叙事几乎完全遮盖。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近百年来我们的历史生活和精神历程缺少影像的全面见证。这种遗憾将长久地存在于我们未来还有民族情愫的后代子孙心中。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新一代的影像工作者终于登场。他们初步具备了全面见证历史和表达自我判断的能力，虽然这和现代传媒在中国全面胜利落地有关。但历史终于以影像的面孔显示了它的活力和丰富性，并深刻有力地影响着我们当代充满变革的生活。他们替代我们成为在场的目击者，将我们关心的公众事件清晰地端到我们眼前，供我们重新审视被幻象所遮掩的真正现实。因此，照片在真实的认识外又具备了匡扶正义的力量。 以策划出版《黑镜头》而名著于世的北京紫图公司，最近将编辑的视角转向了中国的影像，将荟萃近年来中国新一代影像工作者的成就，出版《黑镜头》中国系列。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成就的检阅概括，更是对我们现实生存的一种关怀和反照。它将开启公众的眼帘，并叩动那些还怀有良知的心灵，告诉我们生存是需要协作的，只有这世界的所有人都获得幸福的权利，我们才会获得幸福的最终快乐。
火车上的中国人火车上的中国人
摄影/文/王福春 1982…2002年
我是在铁路上工作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工作过，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近二十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每当我踏上飞驰的列车，就好像漫步在哈尔滨大街、北京胡同、上海里弄一样，令我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列车是临时大家庭，是流动的社会，它浓缩了人生百态：身着各种流行时装的青年男女；小猫小狗堂而皇之地在卧铺上占有一席之地；风靡全国、充斥东西南北的麻将牌响个不停；虔诚的伊斯兰教徒阿訇跪在车厢门口在祈祷；92岁的老方丈带着象征圣洁的白手套为小姐号脉诊病；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对对情侣旁若无人地嬉戏、调情……令我难忘的镜头太多了，有的令我欲拍不忍，总是在矛盾和困惑中按下快门。在留住美好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住车门站着睡着了。我望着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过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的苦难童年…… 在列车上拍片，难度很大，既要克服光线暗、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年盛夏，列车通过被称为“火炉”的武汉时，车厢温度高达40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淌汗，头发跟水洗的一样，T恤衫全部湿透。红色的T恤衫干后，结成白花花一层盐碱，真想留做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倒在车厢里。 面对这一幅幅照片，我的心起伏难平，酸甜苦辣一齐涌向心头。每幅照片的背后都浸透着我的汗水与心血，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情怀。 作为一名自由摄影人，创作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感悟人生、透视人生、印证人生、展示人生。我相信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到下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回过头来重新看《火车上的中国人》会另有一番感想，它的历史价值远远大于自身的审美价值。
火车上的中国人靠窗的位置（图）
火车是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列车带着人们奔向四面八方。相对于拥挤的硬座车厢里面的人来说，能坐在靠窗的位置应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了。
火车上的中国人挤上车厢（图）
狭窄的车门，攒动的人群，人们都在想尽一切方法尽早地挤上车厢。对于这些乘客来说，能早一点挤上车就意味着能有机会选择或者占据一个好一些的位置。乘警有的在努力地维持着车厢的秩序，有的已经放弃维持，在人群外做观望状。
火车上的中国人没有座位的一家人（图）
没有座位的一家人在车厢里找到了一块儿相对舒适的空间。虽然所处位置有些尴尬，但是对于其他只能在拥挤中站着的乘客来说，他们的“地盘”已经算是奢侈的了。
火车上的中国人过道上（图）
狭窄的过道上，憨厚的小伙子抱着自己的儿子回农村老家。虽然没有座位，不谙世事的孩子在父亲的怀抱里仍然睡得很香。
火车上的中国人取暖（图）
由于空调太凉，乘客只好钻到椅套下面取暖。
火车上的中国人老方丈把脉（图）
老方丈非常认真地在为同车的女乘客把脉看病。
火车上的中国人东南西北中（图）
旅途遥远漫长，乘务员和乘客共同创造了这种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
火车上的中国人椅背上的床（图）
没有位子的乘客想到了在座椅的靠背上休息，虽然这个姿势看起来很难受，但是比起几个小时的战例来还是要舒服一些。
10号大院10号大院
摄影/文/任锡海 1984…1999年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邱县路10号大院（原名德盛里）位于青岛小港码头附近，老人们用“大窑沟、海关后”为它定位。二十世纪20年代，母亲被父亲从渤海湾畔的掖县接来青岛后没多久，便在这大院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 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邱县路10号大院（原名德盛里）位于青岛小港码头附近，老人们用“大窑沟、海关后”为它定位。二十世纪20年代，母亲被父亲从渤海湾畔的掖县接来青岛后没多久，便在这大院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 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五十多年的时光，对于人的一生，算是不短的。大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载了我从童年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生命的痕迹，还有相处几十年的邻居婶子、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比自己小的侄子、侄女，甚至更小的称我为“爷爷”的孩子们，在大院里，邻里之间就是这样像一家人似的称呼和相待的。妻子初进我家，很有些不习惯，惊奇怎么年轻轻的就被人叫做“五奶奶”了。五十多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纠缠厮磨，使我与“10号大院”难割难舍。新房子分了已有多年，但我仍与老母、长兄、妻、子挤在老院两间旧房里，只在周末才去套房住上一宿，即使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就闹着“要回家去，回10号大院去”，妻子怎么也读不懂我对老院的这份恋情，只好发狠地称呼我为“怪物”。 10号院一带，因位于小港码头附近（当年是主要的码头），在青岛开埠初年，就被划为“劳工区”或“贫民区”，所以院里住户多为“扛大包的”或“拉大车的”从四乡来的移民。记得住在三楼头处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四大爷”、“五大爷”，兄弟两人合租了一间房，用两只木箱一隔，就迎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即使现在，这“大院”里住的也仍是些最平常不过的普通青岛人。平日里邻居们虽然也会有些碰碰磕磕，但遇事相互照应、相互帮扶使得大院生活显得有滋有味，与在新式套房住了多年还不知对门姓什么名什么相比，大院生活特别富有人情味，特别让人依恋。 在这大院里，母亲是年纪最长，居住时间最久的“元老”，她性情豁达、爽直，爱“管闲事”，因此在院里很有些“权威性”。1950年，大院重修后，有关部门突然想转做他用，母亲约同院几位婶子大娘们据理力争，终于得以返回，而且还提出了仍按各自原先的方位回迁的原则，以避免出现争执。听晚年的母亲述说这些往事，我突发奇想：如有“伯乐”提携，母亲会是一位不错的领导者。住进10号大院的我家，从物质层面上讲，自然可以用“清贫”二字概括，这是事实。但生来即心灵手巧的母亲，通晓许多事理，尤其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感悟能力，因此使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对精神层面要求较高的氛围中，受到母亲以她特有的方式传输给我的艺术启蒙，并在她的关心下，一步一步地走上艺术之路，并有了一定的成就。多年来，母亲总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和评委。有时朋友拿照片让我看，近百岁高龄的母亲也愿看，让她挑选，她挑出的那张肯定是最好的一张，母亲的观念一点也不落俗套，我曾几次对母亲讲，有机会让她当一次年龄最高的评委。多年来，我时常给母亲拍照片，但都是些随意的生活照，没有刻意安排和讲究，偶有她看好的，她会问我能否摆展览、上报纸，但因工作忙，也总觉还有时间，我总推说下次拍，下次拍好一些的，一直也未能如母亲的愿。 1998年10月28日，农历的九月九，“重阳节”上午10时，因病住进医院，已安详地睡了两天，醒来还应答了我与哥哥们问候的母亲永远地“睡”着了。这突然而来的变故，我毫无准备，我—时木然，无泪、无语。在婶子、大娘们的指点下，我沉静、机械地行完了应有的程序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寻找与母亲继续对话的途径。在排除了好多的不妥之后，我选择了这个方式，利用1999年的夏天，完成了这个在青岛开埠后不久即建成、母亲在这里生活了—辈子的老院的拍摄，并选择1999年的“重阳节”举办《五角大楼—10号大院的故事》摄影展，献给即将迈进新世纪的青岛，并作为对母亲，一位平凡的世纪老人的纪念。
10号大院风筝（图）
风筝带着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