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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暗杀王:王亚樵-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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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亚樵听了这话,心里虽不以为然,但他并没当面责怪戴笠的有奶便是娘。他只将头轻轻一摇:“春风,你以为在当今世界,能到国民党里弄个一官半职,就是最大的荣幸吗?其实不然,我仍然坚信当年你去广东时对你说的话:人各有志,不可强免。你戴春风既然有作官的瘾,就到老蒋那里求官好了。至于我王九光,从生下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是作官的料。特别是那个姓蒋的,我和他从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你还是不要再替他游说的好!”    
    戴笠知道王亚樵的品性人格,决非以高官厚禄就可说动的。谈了两天,没有结果,他只好恢溜溜而退,临别时戴笠又再三向王亚樵拱手拍胸,信誓旦旦说:“大哥,虽然你我今后走的是两股道,可我戴春风是个不忘旧情的人。只要哪一天大哥有事用我,我戴春风定是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后来,蒋介石从南昌移师南京,并利用权术弄到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要职,只因王亚樵在庆祝大会的讲台上,讲了几句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话,就惹来蒋介石对他的万般仇恨。幸亏蒋派出到洪武街行刺他的人中,有王亚樵从前的弟子戴笠暗助。不然,那天晚上他也许真惨死在“十人团”乱枪之下了。    
    现在,当王亚樵想起自孙中山病殁,蒋介石上台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心里仇恨万千。刚才好友李少川又代胡汉民亲家林焕庭到他家里苦苦求助,这让他心里忽然燃起了一股新仇旧恨。“杀了这独夫民贼,为国人除害!”王亚樵凭借酒力,将攥紧的拳头在桌上一击,暗暗发下刺蒋之心。但王亚樵也不是一芥鲁莽武夫,他虽多次在上海和安徽搞行刺和暗杀,每一次他都决不轻易对仇人下手。行刺之前王亚樵必经多次反复思考,自认行刺方案万无一失的时候,方可将行刺计划变成他和斧头帮的行动。    
    现在他纵然心中燃起了对蒋介石的刻骨仇恨,但只要想起蒋介石身边那些佩带德国枪械的侍从人员,王亚樵还难免生出怯意。他知道蒋介石如今毕竟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北伐时期的他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他们斧头帮马上匆忙动手,势必后患无穷。正在王亚樵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忽见一个女人悄悄走进来,他抬头一看,原是他那秀气聪慧的妻子王亚英!    
    “亚英,你来得正好!”王亚樵见了清纯靓丽的夫人,忧郁的眼睛顿时一亮。


第五章 庐山大刺杀上海策划密室,南京磨刀霍霍(1)

    王亚英见多日不曾饮酒的丈夫,今日竟一人喝得脸膛潮红,心里不由暗暗吃惊,便问道:“九光,今日为何事如此酗酒?”    
    王亚樵借助酒力,索性将李少川前来替胡汉民说项,请求他和斧头帮弟兄们为国除害,行刺蒋介石,以及他对刺蒋的种种忧虑都细说一番。王亚樵最后说:“亚英,如若依我多年夙愿,早就想把姓蒋的碎尸万断,方解心头之恨了。因他蒋某人早对我也是恨之入骨啊。只是我想,行刺蒋介石干糸太大,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就会反遭侍从室人员的乱枪射杀,所以我迟疑不决,一时拿不定主意。”    
    王亚英见丈夫言语躇踌,越加理解王亚樵的苦衷。知他既想为国锄奸暗杀蒋介石,却又担心种种行刺后果。如是一般泛泛女子,必然出面劝阻,可是王亚樵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女子。从前凡是王亚樵想做重大案子的时候,都必问计于王亚英,然后再做最后的决定。如今面临着是否行刺党国要人蒋介石的大事,就连王亚英听了也感心绪紧张。她来到桌前,自斟一杯水酒饮下,本来白皙丰满的面庞忽然状如桃花。她坐下沉吟片刻,忽问丈夫:“九光,我想问你一事。你究竟想从此庸庸碌碌一生,还是希望自己青史留名呢?”    
    王亚樵听了一愣,半晌无法作答。他发妻子那双深邃的眼睛正直视着他,似已经洞悉他的内心。王亚樵思考良久,毅然点头:“大丈夫顶天立地,我当然不甘做混混噩噩的酒囊饭袋!”    
    “那么,你是想成就一番大事了?”她追问。    
    王亚樵郑重说:“青史留名自不敢当。不过,我王九光决不是个没志气的孬种软蛋。不知此话和是璋刺蒋有何关糸?”    
    王亚英借助酒力吐出肺腑之言:“如你真做顶天立地男儿汉,那么李少川所求之事,就是你最好的发迹机会了。”    
    “此话怎讲?”    
    “非常简单。当前蒋介石地位显赫,他自窃取了南京政府第一把交椅后,几乎就以成当今中国政界第一人自居了。先不说他是否作恶,也不说囚禁胡汉民是否顺应民心,只说蒋介石当今的反共,就足以让天下人都为之愤恨了。你想,蒋介石既然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民党叛徒,那么,你如果把他一枪刺死了,天下人谁不会赞成你王亚樵呢?”    
    王亚樵没有想到妻子居然会出语惊人,而且又不是一般泛泛女人那样,面对大事惊愕万状,甚至百般苦劝。王亚英不愧是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女英雄。她只要吐出话来,定会掷地有声,就连平遇事不惊的王亚樵也不能等闲视之。半晌他问:“亚英,听你一番话,我胜读十年书。你出语果然与寻常人不同,如此看来,我想向姓蒋开枪你不反对?”    
    “当然,如夫君果然成此大事,必定成为千古英雄,这是毫无疑问的。谁都知道蒋介石现在是利用了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身份,才成为国民党首脑的。正是因他上台后就大肆破坏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屠杀革命党人,所以才激起了万众民愤。所以,如若我们行刺了蒋介石,不仅在为胡汉民一人报仇,重要的是为国民锄了大奸呀!”王亚英慧眼卓识,说语理智深刻。王亚樵知道妻子一旦说话,必然头头是道,计谋也高人一筹。现在她已倾心王亚樵冒险行刺蒋介石,这就越加打动了王亚樵的心:“九光,我想一个男子汉活在世上,与其庸碌一生,以图享受为乐,他到死时也不过是个行尸走肉。然而,我却看重那些宁可命短,也决不肯空活百岁的民间义士!”    
    “亚英,你说得好!”王亚樵听到这里,忍不住拍案叫绝。他没想到心里险些被熄灭的复仇之火,忽然被妻子的话说得热血沸腾。他以敬佩的眼神凝视出语惊人的妻子,看出他在蒋介石行刺一事上,已经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因王亚英的话已把雄心勃勃的王亚樵推上一条绝决之路。他冲动地说:“夫人比值然一芥女流,也敢面对枪林弹雨。我王亚樵一个汉子,为什么面对强敌要心软手虚呢?好吧,纵然为刺蒋壮烈一死,也死得其所呀!亚英,你的放感染了我,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呢?”    
    “不,杀蒋绝非儿戏,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不到行刺方案天衣无缝之时,我们是决不能动手的。”王亚英沉着而又机敏。她既支持丈夫在举国仇恨蒋介石的大好时机,挺身而出毅然刺蒋,同时她又冷静心细,料事如神。王亚英决非草率不计后果的女子。她见王亚樵杀蒋决心已定,反而又劝他说:“每临大事,务要冷静。不冷静非但杀不得蒋,反倒让自己陷身绝境。所以,此事不可心急,等我们先派出几路人马,把南京蒋介石的行动规律都摸清以后才能下手。”    
    王亚樵心悦诚服说:“好,就依夫人的主意行事!”    
    就在王亚英和王亚英在上海浦柏路25号暗中密议刺蒋的时候,远在广州的孙科等人也在计议杀蒋之事。那时刚从国外归来的国民党中央常委汪精卫也从南京飞来广州,一时,国民党大员云集南粤,各路反蒋大军雄纠纠气昂昂地在羊城布阵,大有当年孙中山在此组成临时政府之势。就在各派反蒋势力筹划成立广州临时政府的同时,每天在汪精卫白云山下的别墅里,集聚着国民党的中央常委,暗中筹划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尽快行刺蒋介石。    
    “如果在这时候把蒋介石杀掉,不但能保住胡汉民先生的性命,又会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的困难境地。到那时候,我们广州就可成为中国革命的前哨阵地了。”汪精卫在刺蒋的秘密会议上发言,矛盾直指正在南京弄权自恃,公开和广州临时政府对峙的蒋介石。    
    孙科自然对杀蒋最为积极,他说:“对于蒋介石这个三民主义的叛徒,即便家父在世,也会赞成我们对他采取强硬手段的。现在的困难是,蒋介石在南京作威作福,他早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身边有那么多侍从警卫,每天24小时值班坚守,一般的刺客恐怕难以近身。所以,只有求助那个在上海曾杀过赵铁桥的安徽人王亚樵了。”    
    唐生智叹息:“据我从上海得到的情报说,李少川虽已和王亚樵谈过多次,可是,此人却始终没下最后的决心。看起来王亚樵正在等我们广州的态度,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行事。”    
    汪精卫当年去北京也曾有行刺摄政王的经历,就说:“王亚樵迟迟不肯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当年去北京行刺时也是曲折多多。更何况现在蒋介石有重兵守卫,难以近身呢?我想王亚樵既已默许了替我们除害,那么,他就必有下手杀蒋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只这样以口头上对他许诺,而应该来一些实际上的支持才行。到那时候,他收到了咱们的订金,相信就不会继续这样迟迟不动手了。”    
    “对对,如若让王亚樵替我们锄去国贼大奸,势必要有一笔行动经费才行。”孙科这才忽然醒悟,他说:“像王亚樵这样的职业杀手,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我们既然求他替我们除掉蒋某人,为什么不能马上给他以充足的行动经费呢?”    
    唐生智说:“现在我们的经费也抓襟见肘,又如何支付一笔昂贵的行刺经费呢。”汪精卫将拳头在桌上重重一捣道:“如果为了砍掉那颗专与革命为敌的头颅,我们就是少开几个月军饷又有何妨?如果我们一时无法筹集到这笔开支,那么,我情愿自己解囊,也要满足王亚樵的所用之需!”


第五章 庐山大刺杀上海策划密室,南京磨刀霍霍(2)

    孙科那时也对蒋恨之入骨。他立刻赞成汪精卫的主张,决计慨然捐款,说:“好,既然杀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索性就由我们这些人来慷慨解囊吧,不愁凑不齐那20万元经费!”    
    不久,由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各路大员筹集的行刺经费20余万,已准备齐全。孙科和汪精卫商议后,决定派一位名叫刘行太的亲信,秘密携带装有巨款的箱子,悄悄从广东乘火车,再经香港搭船来到了上海。    
    “王先生,这可是广东西南派将领们倾尽全力集来的行动经费,足可见汪先生和孙先生对您的重视啊!”当刘行太秘密来到法租界浦柏路王宅,将装满钞票的箱子摆在王亚樵面前的时候,正是王亚樵暗中策划刺蒋最紧张的时期。他见了刘行太送来的大笔钱款,当即表示拒绝说:“汪先生和孙先生也太是小瞧我王九光了,他们以为我王九光是为等他们的经费才迟迟不肯下手吗?其实不然,自从李少川委托我办这事以来,眨眼一个月过去了。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在这里已经密秘开了多次会议了?只要是我王亚樵想干的事情,就是一分钱经费也没有,我也会冒险去做的。否则,如果你们让我杀的人是正义君子,你们广东方面就是出百万元经费,我王某人也是绝不会干的。”    
    刘行太苦苦相劝:“从前都说你王亚樵为人仗义,现在我亲眼见了,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既然王先生和我们革命党人一样仇恨蒋某人,那么,又为何拒绝这笔行动经费呢?因为这笔经费也是你们行动中必不可少的。如果王先生拒绝接收,岂不冷了广东那些爱国志士的心吗?”    
    “也好。”王亚樵见刘行太说得忠恳,又听说在广东盼望他早日行动的国民党人,对他们斧头帮寄予厚望,王亚樵最后还是收了这笔款子。    
    5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古城南京下起了霏霏细雨。    
    就在这天傍晚,一艘从上海开来的客轮徐徐驶进了浦口码头。当时小雨下得浙浙沥沥,整个古城都笼罩在一片浓黑的雨云之下。从客轮上走下的旅客中间,有位披着黄色雨衣的青年人,他生得文质彬彬,鼻梁上一架黑边眼镜后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他就是从东北逃到南方后,在上海淞沪抗战期间投靠王亚樵“铁血锄奸团”的孙凤鸣。此时他站在细雨蒙蒙的码头上,透过如烟似雾的雨幕,凝望着远方雨雾后的巍峨钟山,他来到南京,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冲动。他脑际里现在还响着王亚樵的叮嘱:“凤鸣,现在我们正做着日后将载入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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