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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还有什么事？”
“然后坐等答复。”
“好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用再问了，程和生知道。”
坐上火车，张明达心里不安。从李得森的神色、语气看，日本同志碰上紧急事了。如不及早安排，便要“大意失荆州”。中心意思是不能大意。
他和中西功没有见过面，但是早知道有这么位同志。他和西里龙夫倒是常见面，但是除了向他点头而外，没说过一句话。他已知道西里龙夫的身份，但是，一层窗户纸，不能捅破，这是纪律。
那是在南京情报站组建的初期，张明达关掉了小杂货店，经陈一峰辗转
托人，进了汪伪“体育协会”，这里比开杂货店稍隐蔽些，但是这个协会极其松散，挂空牌子，无所事事，到底仍旧不方便，不方便的关键是他必须不断地往上海跑。
有一天，陈一峰对他说：“注意看报，如果见到‘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事，你就去试试。考上了，你的隐蔽工作就有可靠掩护了。”
他愣了一下，“中联社”是伪“维新政府”的中央通讯首脑机关，忙问：“能考上吗？”
陈一峰有点大咧咧地说：“大胆去吧，我保你能考上。”
他知道，“中联社”的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说“保你能考上”，岂有考不上之理？至少有八九成把握。于是，便每天看《南京新报》上“招聘”、“招考”的启示和广告，到第八天，果然看到“中联社”招考联络员的启事。翌日他便去报名应试。
原来他担心考不上，有了陈一峰那句话，心里有了底，再想想那是个汉奸文化机关的大门头，又是个联络员，这种差事，不会有几个人去考。可是待到现场一看，竟有30 多人等在门外，多数是失业青年。有几个身体魁伟，像是铁路职员失业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老店员。相比之下，他觉得“危险”了。但是转念一想，有陈一峰在里面呢，便也沉住了气。
待轮到他应试时，走进考场，抬头一看，凉了半截，不见陈一峰在场，主考位子上坐了个穿西服的日本人，30 多岁，瘦长脸，戴眼镜。两片眼镜玻璃反亮光，看不到他的眼神。旁边一张桌子后坐个胖子，很明显是个陪考，他桌上摆着纸和笔。
胖子看了看他，开口问：“叫什么名字？”
他脑子里闪电般犹豫了一下：他和陈一峰约定，趁这次改换地方的机会，再改个名字，他原名叫颜仁章，转入地下工作后，改过几次名字了，用过颜杰、颜柏、张秉德等等，现在面对的是个日本人，95 改不改呢？会不会给陈一峰招来麻烦？想了一下，既然和陈一峰有言在先，还是改，便回答说：“张明达。”
陪考动笔记下，原来他还兼作记录。又问了他的年龄、籍贯、现住何处，便不再提问了。
“到本社来，效力，你的愿意？”于是，那位戴眼镜的日本人接下去问。
“愿意。”他答。
“辛苦，不怕？”
“不怕。”
“经营，什么的，作过？”
“商业、店员、自己的、买卖。”不觉之间，他竟用起日本语法来了。
“书，几年？读过？上学校？”
“十年。”
“书，孔子的，多少？读过？”
他不知该如实回答好，还是扯谎好。他小时候读过几天书，但是没有读过孔子的。说读了十年书，那是他在中药铺学徒出师以后，考入上海职业教育社办的“职工晨校”以后开始的。他在那个晨校的图书馆里读了一些翻译苏联的书，尤其介绍马克思、列宁的书，这些，能对这个日本人说吗？他眨眨眼，摇摇头，说：“不多，不过，《论语》，读过，那是很早了。”
日本人点了点头，陪考的胖子也向他点点头，示意他可以退场了。他站起身，那日本人又对他说：“请你安心，等待本社的录取通知。”
当天下午他问陈一峰：“你怎么不去主考？”
陈一峰无所谓地说：“一样的。”
在他接到录用通知当上联络员后，才知道，主考他的那个日本人，是“同盟社”南京分社的首席记者，负责指导“中联社”的新闻业务，是个重要人物。在上海住过多年，是个中国通，名叫西里龙夫。
陈一峰送情报像流水。从周佛海、梅思平等大汉奸和日本上海“梅机关”的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等一次又一次连续7 次密谈《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每个细节，到“梅机关”给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安排青岛会谈所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以及青岛会谈期间他们的每日活动；从“还都委员会名单”到“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名单；从“兴亚院”决定派专使参加汪精卫的“还都典礼”，到汪精卫亲自拜会日本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提出要求去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上方的三角黄布片，遭到西尾和坂垣严厉拒绝而悻悻告退；从清乡委员会每次讨论决定的“清乡”地区、用兵数目、行走路线、日伪军前后配备布署，到任援道被步步提升的内幕，真个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详。这些日伪军政的高级绝密，陈一峰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得手呢？
张明达渐渐悟出来，大都来自西里龙夫。
怀着国际主义之情，怀着共产党员的阶级战友之情，张明达对西里龙夫的尊敬油然而生，每次见到他，不管有没有人在场，都对他恭敬地鞠躬。西里龙夫也一本正经地向他还礼。这种两人心里自明的友谊、感情，即使有人留心观察也难发现。
东京尾崎秀实被捕的事，是陈一峰报告老李的，不用说是西里龙夫告诉的陈一峰。老李曾召张明达到他家去，三人研究过，并作出过决定：一旦中西功在东京遇险，南京站立即把西里龙夫转移出去。后来，中西功从东京回来了，此事便不再有人提了。今天老李又叫他向上海情报科提安排“日本同志”的事，而且“要坐等答复”。可见事情严重。
“什么事呢？”他在车上一路想。“是不是东京牵连过来了？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怎么又冒出事来？”
车过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他把分发给沿途各站“中联社”支社的电讯、稿件、信件一一发给前来接站的，顺利无话。到了上海，坐上分社接站的摩托车，到分社点件交差。然后直奔拉都路顿和里去见程和生，先交了张敏给他的《文艺春秋》，后开门见山说：“老李叫我传达，南京站要求，赶快安排日本同志，叫我坐等答复，带回去。”
程和生还是那副守礼作人，坦露平和的样子。但是，以前那见面必先微微的一笑不见了，张大眼睛看着他，轻声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老李说你知道。”
“噢。”程和生微点下头：“今天不能答复。”
“老李叫我坐等。”
“坐等也不能答复。”
“坐等也不答复？”张明达觉得奇怪。这哪是情报工作上级对下级的态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形，都是有问必答，有求即办。再看程和生，好像心有愁肠，面有难色，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是躲不过他的眼睛的，他俩之间的友谊，可非同一般，见了面，一两句话，便把要说的交代清楚了。
有他人在场，一个细小动作，一个眼神，对方便能心领神会。今天两人一屋，程和生该对他说清楚，为什么坐等也不答复，可是程和生只皱眉不言语。
第五章一个宪兵朋友的忠告
“为什么？告诉我。”
程和生抖一下眉头，想了一阵，说：“上海的日本同志，有位宪兵朋友，对他透露说，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给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一份密电，叫上海宪兵秘密逮捕他，送北平审讯。”
张明达一下愣住了，原来如此！上海的这位日本同志是何许人，他不知道。但是，此事肯定扯到南京的西里龙夫了，难怪老李要求坐等答复呢。不觉急问：“组织上怎么决定？”
“没有决定。”
“没有决定？”
“没有。”
“总得有个措施呀！”
“没有措施。”
“没有措施？”
“没有。”张明达疑惑了，瞪眼问：“这是什么意思？在这等着被抓？老吴怎么说的？”
“说等等看看。”
“等等看看？看什么？看被抓？”
“日本同志得知这消息已经4 天了，还不见上海宪兵的动静。他在宪兵里的朋友说，上海宪兵对北平宪兵这种命令式电报很不满，决定不予理睬。”
“这也不过是暂时的，应该趁这机会采取措施啊。”
“措施就是等等看看。”程和生苦笑。“这位日本同志自己怎么说？”
“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他犹豫，以前他不这样。现在，想前想后，原先那种明快果断全没了。我看，他是舍不得离开上海情报科这个摊子。尤其舍不得他们一伙日本同志，南京有了，北平有了，又都在机要情报单位。架子搭起来了，当然，多年辛苦，不容易。可是事到如今。。真对他没办法，如果他明白说一句，老吴也许不会这个态度。”
“你得劝他，这是你的责任。”
“他不听。”
“我不管你们，怎么答复我们南京站吧。”
“南京站能不服从上海科的决定？就这么回去答复。”张明达忽然觉得胸口涨满堵得慌。一段时间以来，压在内心的外向性格终于由此为机地冲动起来，正色道：“遭了事你负责？！”程和生却一如平常，喃喃道：“我怎么负责？”
“再去问老吴！”程和生叹口气：“没有用，再去问也没有用，他也说到你了，大家统一执行决定。”“总得有个应变计划给我们吧？”张明达急了。“没有。”程和生仍旧平静地说。“这算什么话？”张明达终于爆发了。刹那间出现了当年他在沪郊游击队遭日机轰炸后的那种脸色。
程和生轻按手示意他：“你不要叫，也不要跳，要叫要跳暂时也用不到你，有我在先呢。再说现在叫也好跳也罢，都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照我说的，回去答复老李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两人默默相视良久，张明达痛心疾首，狠狠低声地说：“怎么这样！”算是泄出了一点怒气。程和生留他吃饭，他一跺脚扭头便走：“还吃得下饭！？”
程和生急忙跨步追上，探手按住他肩头，一迭声地叫：“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他扭头冷脸问：“干什么？”程和生笑道：“我还没问你呢，你要干什么？”
“回南京。”
“回南京怎么办？闹事去？”
“我闹什么事？”
“你当我看不出来？你自己照照镜子。”
“我没镜子。”
“得了，冷静点。我刚才说过，要叫要跳暂时用不着你，我也一肚子莫名其妙。交换交换吧。”他定睛看一眼程和生：“是吗？”
“坐下吧。”程和生拉他在长桌旁一把竹椅上坐下。从壁橱里拿出两盘小菜，一盘干大饼。递给他一双筷子，然后自己也在桌旁竹椅上坐下。又起身去拿过两只磁碗，放一只在他面前，同时说：“开水在暖瓶里，自己倒。”张明达既不摸碗也不动筷，拉开架势等他说话。程和生催他：“吃啊！”
“你，什么莫名其妙？”他直视程和生问。程和生看看他，侧过头沉思。“说呀！”
“让我想想该怎么跟你说。”
“说话还要先想一想？你怎么回事？”程和生苦笑地轻声说：“现在说话都得先想一想，你以后说话也得先想一想。”
“又是什么意思？”程和生叹口气，“不想不行啊！”
“你真有话，就赶快说，我可没时间陪你想。”
“咄咄逼人！”程和生又向他一笑。他被逗笑了。程和生又轻叹口气。这几天，为怎样安排中西功的事，他像一把织布梭在老吴和中西功之间跑来跑去，也可以说被中西功和老吴这两只大手抛来抛去。往返的次数越多，他的“莫名其妙”也越多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几天前，中西功对程和生说了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给上海宪兵司令部来电要求密捕他的事。那是由在上海宪兵司令部里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的。那位朋友对他说，“如果你真涉嫌赤色政治，趁他们还没动手逃亡去吧，因为宪兵总归是宪兵，不会永远不动手的。”
程和生一听便吃一惊，问中西功：“怎么办？”中西功却沉静地说：“这是很复杂的。我承认，他和我私人感情很深，但是我对他说的这个情况不敢相信。”
程和生不解地问：“怎么不敢相信？”中西功轻描淡写似地说：“他不是党员同志。”程和生情急起来：“不是党员是朋友嘛。”“你记住，”中西功向他重重点头：“党员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