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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大概是快过年的时候，他开辆大吉普满大街给人送钱（稿费），其中也包括在下。寒风中看他那花白的头发，憨厚的笑容，我当时就被感动得不行，说：“只要是王安找写文章，保管答应。”
这一次王安又出了一本书，让我又吃了一惊。王安写财经的书那是没得说，像玩儿似的，轻松中透着智慧，纯中国风味，自成一格，我称之为“另类王安”。不过，写这种时政社会类的书，我没有留神他还有这个本事。不过，想一想也不奇怪，《股爷您上坐》就是出自王安之手。王安有写史的天赋！
相比一般的历史书，王安的书大有长处和独特之处。我略略将其概括为四。
一是趴在地上，近距离写历史。
凡过去的皆可称历史。历史有几种，一是久远的历史，二是时近的历史，三是。画卷飘然而去，却又历历在目，清晰可辨。这样的历史看似好写，其实却难。其原因，画鬼容易画人难。写三皇五帝盲然不不可考之事要好写得多，就像当年郭沫若闭着眼都能考证出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一部儒法斗争史，儒家代表落后，法家代表先进。
写近史尤其是则不同，人人皆知的事，你何敢胡编，尤易遭诟。别看王安憨，可是胆大，越是近的他越敢工笔描画，也不怕人指摘。
二是个人修史，破“历史崇拜”的禁，续中国当代私家修史之新风。
过去写历史，据说首先要“信”，即真实可信。很长时间内，弄得我以为凡历史书上写的都是必定真金白银，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后来，才惊呼上当，至少中学到大学所学的历史原来只是官家乃至特定时期的某人需要我特别知道的历史而已，哪里谈得上“信”？哪里谈得上“史”？这样的历史课不如不学，免污了我的脑子。
历史是否可信？外国史家早有高论：历史并无什么真正的信史，有的只是主观的人眼中主观的历史，亦即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主观史。心理学实验表明，一人持枪从课堂上呼啸而过，所有学生和老师虽都是历史见证者，但对于这持抢者的描述，却是千差万别、相去甚远，就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何谈得上“信”呢？我们不如说历史不过是每个人眼中的历史，每个民族眼中的历史而已。
我这样说，不是说王安的时政史不是信史，我只是强调，王安写史，虽未必信，亦未必较官家史更不信。
论到历史的书写，在中国过去一度形成习惯，是后朝写前朝，但只有官家可以修史。后来是以官家为名的权势人物修史，如某个接班人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改定历史，仿佛历史是件衣服，非要裁剪得合已身不可。但官家妄为，老百姓却禁写历史，否则就有捣乱之嫌，也算是中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一例。
如今是开放时代，又是商业时代，百姓写史，写自己眼中的历史应非新鲜事，世界万事，任人评说，民间修史，为一时之盛，实在是中国兴起的气象。古人相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类的大话，就今人而言，只不过我手写我心而已，有何不可？
王安时政史是小老百姓的写史，用王安式的眼看人看事，拣拣挑挑，圈圈点点，不必强令谁阅读，更不必强求谁接受，至于描摹了几分、刻画了几分，不劳权威费心，自有公众评说。
三是夹叙夹议，不让一堆史料堆砌，而是辅之以评点——是那种体察深刻而老到，颇有独特王安风味的史评。
笔者读《史记》，最喜欢的是读太史公曰如何如何，有一种爬上高山后拨乌云见天日的感觉。王安的评论却是顺手拈来，简短睿智，轻松幽默，叙事与评说相交融。我不知道这样的文字是写史还是评史？
其实，笔者相信，王安咀嚼陈事的心态，是坐在什刹海边的老人的那种看透世事、智慧快乐的心态，浸透着王安的忧患与关怀、辛酸与甜蜜、光荣与梦想，是那种特别耐琢磨的蚕丝。
四是文字一流。
正如书家字与画家字有别，政论家写史与史家写史亦有其不同。我曾经说过，王安的财经评论是另类，其中的一大特点是像崔永元，天大的事在他那里都变成了小事，另一大特点是意想宏阔、发散，能将许多在常人看来完全不搭架事的联在一起找说法，真个是修炼成仙，自成一家。王安固有的叙事风格沿袭了去年他出的另一本书《25年》，但有更多的思考和评述，这也就要求他更加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有“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语。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原本是一条河，是一个奇妙的交融过程，你永远无法真正搞清什么是历史，你也永远无法将你所经历的一切与历史分割开。王安的书总让我联想到此前的中国和此后的中国。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岁月和历史从来也就是这个样子罢。
王安不容易。
赵 晓
2003年1月
李海仓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
●富豪遇害
李海仓47岁，和柳传志等是同事，官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李以1。95亿美元列第27位。
2003年1月22日上午，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海鑫集团李海仓办公室，冯引亮用土枪将李海仓杀害，接着“连位置都没移动”，开枪自杀身亡，前后两分钟，共开两枪。据事后调查，冯引亮是闻喜县私企人士，也是李海仓的童年伙伴，凶杀的直接原因是冯多次要把自己企业的地皮出售给海鑫公司，遭拒绝。
李海仓在闻喜县，在山西赫赫有名。闻喜县县委书记董鹏翔曾在干部会议上说：“你们每天的3个馒头，有两个就是李海仓给的。”
2001年海鑫集团拥有总资产30亿元，年销售收入29亿元，实现利税4亿元，员工7000余人。2002年8月24日，李海仓在闻喜县学习浙江经验加速民企发展动员大会上报告了海鑫集团15年的发展，其中提到：2001年海鑫集团给国家交税1。5亿元（包括口岸税），山西全省非公有制企业交税的82亿元中，海鑫占18％（原文如此）。在山西，除了太钢，海鑫是第二大钢铁企业，且已涉足焦化、水泥、炼铁、炼钢、金融、保险、地产等。
据称，李海仓是闻喜县东镇川口村农民，看其事业的发展轨迹，确系依托于良好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政府、银行、铁路等。1986年李出道时，就是从信用社贷了5万元钱开了个小卖部。这第一个项目是亏损的。据报道，1989年，李海仓同三门峡铁路部门签约成立三铁焦化厂，由闻喜县批地40亩。由于有污染，建厂时遭到当地居民反对，100多人签名给中央写信上告。当时李在南方办事，急速赶回，从银行贷款10余万，半月后，建厂的合法土地批文就办下来了。
李海仓良好的社会关系还可以从闻喜县县委书记董鹏翔处得到印证。李遇害后，《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问董：“2月18日海鑫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听说您也参加了，您是列席还是股东？”董大笑，说：“我不是股东，政府干部不能入股的。但我得去，而且不是去旁听，我去是要左右这个会，我要统一股东单位的思想，海鑫是我在闻喜这10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县里对海鑫很支持，有关职能部门在海鑫的现场办公会就不少于100次。我是海鑫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副书记、常委、人大主任、政协主席都是副总指挥，李海仓是排在最后的副总指挥。”
也许是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李海仓可以借到许多钱。《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接到一份举报材料，称李欠银行和国企共25亿元，欠其他款项也达10多亿。这些数据未得到海鑫集团证实。
李海仓确实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但没有处理好与冯引亮的关系。有些企业与政府搞关系显然不如海鑫，但也走得不错，比如万科的王石。靠关系还是靠规则，李海仓与王石走了两条道。
对民营企业办钢铁，有政府部门提出质疑，主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受资金技术限制污染环境严重。在全国钢、铁、钢材产量中，民营企业占了10％到19％。
李海仓有兄弟6人，但海鑫集团董事长最后由李的小儿子李兆会接任。一把手的交替，不论在政界还是商界，不论在国企还是民企，都发生着许多故事，存在着难以预料的变局。李兆会是在澳洲读书时接到李海仓的死讯的。接着，22岁的李兆会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富翁。2003年10月公布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以24亿元人民币列第19位。
2003年死于刑事案件的富豪还有：2月12日，浙江乐清富豪周祖豹在家门口被剌14刀身亡。周在北京办有4个市场，据称拥有亿万，春节回家过年且给两个儿子办喜事，办喜事第二天便遇害。8月17日，甘肃长青置业老总刘恩谦被枪杀，刘25岁的儿子刘乃畅继承父业。9月6日，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猝死，被猜测的死因之一是受债务纠纷拖累而在自家后院的树上自缢身亡，乔素有河南首富之称，生前担任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和长葛市人大副主任。另外，泰国亿万富豪陈世贤4月18日在澳门葡京豪赌时遇刺身亡，700万现金及筹码被劫，凶手也是中国内地人。
富豪死亡当然是天大的事，富豪的一颦一笑也闹哄哄被炒作，甚至自命清高的文人也对企业家竞折腰。9月14日，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单位发起的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评选结果出来了，10位中有6位都是企业老总，还不是特有名的。让文人高看一眼，不易。
但过去不是这样。早年间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中方总经理方先生跳楼自尽，媒体只是一带而过，完全没有今日这般重视。从这一点上来说，企业家，特别是更具财富明确指向的民营企业家，今日确实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空前关照——虽然在关照时不忘了戴上红帽子，标题要这样写：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遇害。而不是某企业家李海仓。
2003年2月
王选
●旅日中国公民
●为中国受害者索赔
王选不像马立诚在日本只呆了一个月，到2003年，王选在日本已经16年。王不一定同意马立诚的观点。也许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相比就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案的原告团团长，王选被国内众多媒体评选为“2002年年度人物”。2003年春节后，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同公众已不陌生。王选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1987年赴日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几年前在日本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崇山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暴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在痛苦中死去，这其中也包括王选的8位亲人。村里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不久之后，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了崇山村，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染病的村民看病，却把农民拖到别人看不见的野地里活体解剖，农民也看到日本军把刚死的人从棺材里把内脏取出来，或者是把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
王选说，我是1995年偶然看到一则报道，在我们家订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上有一条新闻，提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有两个日本人报告了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我一看那个报道就很激动。我父亲就是从崇山村走出来的，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过日军侵略中国时的暴行，在崇山村发生的鼠疫……我父亲心情非常沉重，好像是非常痛苦、恐怖的记忆。
二战结束后，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