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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煦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上固知之，顾益厚遇，倍加岁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反谋未尝一日忘”。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与之百二十”；索要袍服，“又与之”。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高煦愈自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第99节 有样学样（2）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唯唯。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斥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并索诛之”，同时，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至此，明宣宗才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讨伐，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上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六军气盛，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举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大军发神枪铳箭，声震如雷。”“城中人皆股栗”，叛军个个发抖。
“诸将请即攻城，上不许。敕谕高煦，不报。复遣敕谕之曰：‘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又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告以福祸逆顺，“于是城中人多欲执高煦以献。”
牛逼这么久，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假一天，“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刑”，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其饮食衣服之奉，悉仍旧无改”。班师之后，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望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上大怒”，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铜缸重三百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积炭于缸上如山”，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堆灰烬。余怒未消，朱高煦诸子也被下令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仓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亲征，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由此，也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拔个末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明清易世之际“刽子手”李成栋的反反复复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
第100节 也肯冲冠报红颜
每读明末历史，总为史可法、张煌言、陈子壮、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李定国等等这些明王朝的忠臣赤子扼腕叹息，也常常因马士英、阮大铖、马吉翔、孙可望、刘承胤、陈邦傅等等奸臣佞贼而切齿欲碎。至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这样一直食明朝俸禄最终而又因个人私利反复多端的“贰臣”，无论生前死后，都为人们所不齿。上述诸人，黑白忠奸分明，一生事业易辨，就连曾为明朝浴血苦战，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降附清廷并“竭尽忠心”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也早在乾隆帝年间被明白无误地列入“贰臣传”，棺盖而论定。毋须多言，恭事二主再诚心，道德上的污点无论如何难以拭揩干净。因此，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皆淋漓尽致，一眼望穿。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又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不可思议的是，也恰恰是忽然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又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而且蹈死不顾，死而后已。为报答一位红颜之死，这位曾经杀人不眨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最后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第101节 “诸贼”出身乱世沉浮
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群盗，就淮镇降，屡官至总兵官，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也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是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才，资貌瑰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略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看来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