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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公众对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失踪一直极为关注，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事实上，他在莱辛巴赫瀑布失踪，后来在罗纳德·阿代尔案中再度现身，关于他这些年来的传奇经历，新闻界和文学界众说纷纭。
然而，直到现在，我才征得福尔摩斯的同意，把这些经历公诸于世，并把这本书命名为“福尔摩斯东方探案”。至于另外一些他在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冒险经历，我要等到他最终同意后再另行出版。
本书中记述的案件都发生或开始于１８９１年到１８９４年这段重要的时期，当时福尔摩斯还未享有世界性的声誉，他环游世界，和一些凶残的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１８９４年春天，他再次出现在伦敦，此后不久便开始给我讲述那些经历。那一年的秋冬季节对他来说是一段忧郁而悲伤的日子，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常常能为他减轻痛苦，直到接手案件，那种新的挑战才能让他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
很多读者都已经知道福尔摩斯在瑞士是怎样戏剧性地失踪，而三年以后他又是如何重返伦敦的。在欧洲和英国报纸的报道中也许语焉不详，但却是准确无误的。对此不清楚的读者可以查阅《最后的致意》以及《空房子》，我在其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这两本书还可以买到，但不会再有增补。
谈论福尔摩斯失踪后我自己的情况和所作所为，有人一定会认为我自我吹嘘得太厉害，但我还是想冒险再多说两句。读过我以前作品的读者应该还记得，福尔摩斯和我到莱辛巴赫瀑布旅游，莫里亚蒂紧跟在我们后面。此事虽已过去二十年了，但当我现在拿起笔来，那最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事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福尔摩斯和我正在去瀑布的路上，我们住的那家旅馆的老板差一个年轻的瑞士服务员送给我们一封信，说是一个英国妇女刚到，她已经是肺结核晚期了，需要一位英国医生进行紧急治疗，所以他催我立即回去。我非常不情愿，但也只能丢下福尔摩斯和那个服务员匆匆赶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注意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沿着瀑布上方的小路大步疾奔，但我当时并没多想，因为我正为那个垂死的病人心急如焚呢。而当我回到旅馆的时候，老板彼得·思泰勒却跟我说这里并没有病人，他也不曾差人给我们送过信。
我马上意识到上当了，那封信是假的，这让我惊慌失措。我几乎是飞奔着回到瀑布，但还是太迟了。福尔摩斯早已不见了，只有他的阿尔卑斯登山杖还放在我离开他的那个地方。他的银烟盒下面压着一张他写的纸条，上面说，他估计旅馆的信里有诈，但他觉得让他自己单独面对莫里亚蒂更好，这是他们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次交锋。我定睛望着瀑布，想像着福尔摩斯坠入那可怕的深渊时的情景，这才想起我离开时看见的那个走过来的身材高大的人正是莫里亚蒂，而我当时居然毫无察觉！
带着失去知心密友的巨大伤痛和对自己的迟钝愚笨的无比悔恨，我回到了伦敦，在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才得以度过刚开始的那一段无望的日子。雷斯垂德的来访算是黑暗中仅有的一丝光线，他告诉我莫里亚蒂那伙人如何被捕并审判在即。不幸的是，几个头目，包括莫里亚蒂本人却逃之夭夭，并且很可能已经逃离了英国。莫里亚蒂的副官长塞巴斯第安·莫兰也可能跟他一起去了瑞士。其他人则分散四处，逍遥法外。
尽管妻子对我的服侍很细心周到，我的工作也能分散我的一部分精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俩都感到，如果要想让我从丧友的伤痛中恢复过来，这些还远远不够。其实，是我妻子首先建议我去欧洲大陆旅行几个星期，到那些我至今还未去过的地方看看。于是我把我的病人托付给一位可靠的医生，他住在巴兹街，然后订了一张前往那不勒斯的船票。很快，我就坐船驶向了地中海。
咆哮的大西洋并没有减轻我的悲伤，但当我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后，云开日现，我才开始慢慢地找到一些快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渴求阳光的伦敦人到达温暖的南方后才能体会到的。我坐的这艘船，名为艾尔布瑞格号，是一艘开往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丹麦货船，几星期后将返回英国。在那不勒斯我弃船登岸，沿海岸线向南旅行，并在拉法罗稍作停留。因为就是在这儿，我第一次听到了詹姆斯·莫里亚蒂对福尔摩斯的造谣中伤，他还为他死去的哥哥辩护，真是不知羞耻。意大利人的热情欢快使我暂时忘却了悲痛，但莫里亚蒂上校故意歪曲事实却让我气愤不已，因此我拿起笔开始记述我们在瑞士的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并以此作为反击。
待自身状况有所好转后，我回到了伦敦，并遇见了福尔摩斯的哥哥麦克罗夫特。他为人和善，使我受益颇多，有好几次他都邀请我一起去迪奥金斯俱乐部吃饭。他身材肥胖，和福尔摩斯的瘦小身材简直是天壤之别，但头脑敏锐这一点却与福尔摩斯如出一辙，甚至让我觉得我的好友仍在人世。有一次我们见面时，麦克罗夫特要我陪他到以前福尔摩斯和我在贝克街同住的寓所去。在失踪前，福尔摩斯就感觉到与莫里亚蒂的巧遇可能会出意外，所以他已经告诉麦克罗夫特如何处置他的私人物品，包括他的文件。但麦克罗夫特是那种疏于活动的人，他决定暂且保留那些东西，原封不动，并付给哈德逊太太一笔适当的租金，以便等到他有足够的精力来仔细地处置福尔摩斯的这些东西时再说，现在时候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福尔摩斯失踪后造访贝克街，当我走进房间时，我双眼迷蒙，心中期望犹存，希望看见我的朋友还坐在他过去常坐的地方。但是，他并不在那儿。哈德逊太太见到我，只觉得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顿时泪如泉涌。
１８９２年春天，和以后几年的春天一样，我又去了莱辛巴赫瀑布。我的悲痛和自责已经减轻了很多，但却有一种内在的冲动促使我回到那个可怕的地方，至今我仍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我想，部分是因为福尔摩斯死因不明。我相信他真的死了，无庸置疑，这对我来说痛苦异常。除了他的阿尔卑斯登山杖、银烟盒以及他留下的字条，别无所有。他完全消失了。我怀着一线希望想在瀑布附近找到他更多的东西，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我仍然希望能发现一些未曾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和进一步的线索，让我能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瀑布在下面的深渊中发出的巨大吼声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说实话，我头脑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但挥之不去的幻觉，我觉得如果那最后几分钟可以再来一遍，我会改变主意，绝不丢下他，我们一起去面对敌手。这当然不可能变为现实。
后来几次去瀑布，我都住在上次住的那家大英旅馆里，和老板彼得·思泰勒有过几次长谈，特别是关于福尔摩斯失踪前的几个小时。毫无疑问，我看到的那个大步走向瀑布的人就是莫里亚蒂，而那个年轻的给我送信的瑞士服务员明显是他雇来的。就在一天前，他才来这里找工作。思泰勒觉得他看上去很老实，没有过多追问就相信了那个年轻人的话，当即录用了他。他只知道他来自塔西诺郡的首府贝林宗纳，名字叫格亚科莫，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而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事发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１８９４年的春天，令人痛苦的四月天结束了，福尔摩斯已经“死”了三年了，我决定不再去那个瀑布而待在英国。时光的流逝，再加上沉迷于工作，我的悲痛已得到了缓解。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忆和福尔摩斯共度的时光，这已不像前两年那样让我痛苦不堪了。他在世时无论处理什么案件，我都很感兴趣，现在这种兴趣又回来了。福尔摩斯激起了我对追查案情的热情，当伦敦的报纸报道了耸人听闻的案件时，正是这种热情驱使着我追查到底。福尔摩斯当然是我永远的搭档，想像中，我们又开始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交谈。我仿佛又听到他在严肃认真地强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你看见了，华生，但你没有观察”；“我的方法，华生，是建立在对细枝末节的缜密分析之上的”；“你知道我的方法，华生，那就实际运用吧”。虽然以前在一起时我就对他的方法相当熟悉了，但在实际运用上我还是显得反应迟钝。在报上读到的那些案子我一个也没破过，对苏格兰场的侦探们想出的办法我也提不出有说服力的意见，而以前福尔摩斯常常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没有他，他们破不了案。雷斯垂德、托比亚斯·格里格逊和阿热尔纳·琼斯至今仍在工作，就像福尔摩斯常说的那样，瘸子里面挑将军，这些人还是需要的。
于是，那年春天，四月底的一天，罗纳德·阿代尔的突然死亡引起了我的注意，杀人犯让伦敦的有钱人大为震惊。我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极为关注，长期受福尔摩斯的影响，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冲动，甚至决定冒险前往犯罪现场——莱恩公园。我还记得当在受害人被枪杀的房间里环顾四周时，我抬头凝视着不幸的阿代尔的窗户，为保持平衡我一定是往后仰了一下，不料正好撞在后面的一个人身上。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位面容憔悴的老人正弯着腰在捡地上的几本书，那些书是刚才被我撞掉的。我也弯下腰来帮他捡，但他并不领情，从他的言行上看得出他很生气，我也就不管他了。我再次观察了阿代尔的房间，又待了几分钟，楼下来了一些好奇的探访者，我听见了他们的闲言碎语，然后转身回家了。
我回到住处没几分钟就有人敲门。女仆开了门，正是那个刚才被我撞到的老人，他手里还拿着那些书，这让我非常吃惊。他小声嘀咕着为他刚才失礼的行为道歉，还说他半天才认出我是他的邻居，而他的书店就在附近。他希望我买几本刚才撞掉在地上的书。“这些书，”他用他细长的手指拿出几本，说道，“放在您书架的上层非常合适。”说着，他伸手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当我转过身来时，他已经不见了，在我面前的却成了歇洛克·福尔摩斯本人！他笑容灿烂，而那位老人已经变成了一堆破衣烂衫和一副假发躺在我们之间的地板上。
接下来的事，我有点记不清楚了。福尔摩斯后来告诉我说，我当时脸色苍白，就在他眼前昏了过去。但是，我想我一定很快又恢复了知觉，相信这并非幻觉，而是福尔摩斯真的回来了。我开始刨根问底，终有此书。他告诉我在瀑布边上，莫里亚蒂抓住他后他是怎样逃脱的，那个凶手又是怎样落入深渊的，他还告诉我，他当即决定将计就计，让大家以为他也死了，以便更有效地对付还活着的敌人。他为自己欺骗大家这么久而道歉，但也感到如果没有一个真心为他而伤心的朋友，他可能活不到今天。然后，他简单地说了说自己的经历，他逃到了意大利，去过西藏、波斯、麦加和喀土穆。他三言两语，我却穷追不舍，否则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
罪恶的世界是肮脏的，看完本书后，如果读者觉得这些案子的侦破过程真的就像是书中描写的一样轻巧，那就是我的责任了。有些经历历时数年，而在书中却只是三言两语。我还想指出的是，福尔摩斯常常不愿开口，只有我强烈要求时他才勉强同意。有时要他讲一件小事却要花费数月之久。
福尔摩斯已经通读了原稿。跟从前一样，他认为有的部分我刻意追求惊险刺激，并为此斥责我。他宁肯我写那些他所谓的“科学方法”，介绍对事实的细心观察和推理的原则。尽管他很担心也不太愿意，但他还是同意出版这本他所谓的“故事集”。书中的故事没有按照事发先后编排，而以他讲述的时间先后为序。在写作过程中，我遵循的原则是尽可能地直接引用福尔摩斯的原话，只在必要的地方进行一些阐释。
由于福尔摩斯的坚持，我将另外一些故事推后出版，这与历史记录稍有出入。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故事中那些大难不死的人，也是为了欺骗那些福尔摩斯一心想将其绳之以法但至今仍逍遥法外的罪犯们。既然本书中记述的案件都发生或开始于１８９１年到１８９４年这段时期，细心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真实事件的原型。然而，那些想从这些故事中找到历史一致性的读者恐怕会对本书大失所望。
——约翰·Ｈ．华生，医学博士
第一部分总督助理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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