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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打交道比跟印度教徒容易，印度教教徒常常受到严厉的控制，不能和我共同进餐，以免被我污染。和我的伊斯兰朋友在一起，我可以完全放松，不拘礼节，他家虽然简陋，却能给我一种家的感觉，这是我在豪华的官邸寓所里感受不到的。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得知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都得了肺病，这在加德满都是一种较普遍的呼吸道疾病。几个月后，我朋友和他妻子相继去世，前后只差几天，留下一个孤女。不知什么原因，她的伊斯兰亲朋好友们都不愿收养她。没有父母，无法婚嫁，她找不到出路，于是，我决定让她住在官邸里。她能读会写，父亲曾教过她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所以我开始让她研究一些她父亲生前给我看过的手稿，大多是关于拉萨的集市，都是她的曾祖父住在西藏时写的。然而不久，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开始相当疏远，可现在我发现我渴望她的陪伴，最后我变得相当依赖她。我们的友谊和亲密关系在官邸里秘密地滋长着。她长得很漂亮，很快，我便要她跟我一起生活，作我的妻子。那时，她十九岁，我三十七岁。我们俩都很清楚，我不可能跟她正式结婚，因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不承认这种关系，但是我当时幸福极了，发誓说，任期一到就和她举行合法的婚礼，从那以后长相厮守，永不分离。那绝对是我的真心话，她当即默许了。”
老人停了一会儿。福尔摩斯很清楚，马上就要讲到那最令人心碎的情节了。
“这种不合礼教的关系在尼泊尔并没有激起轩然大波。”霍奇森继续说，“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出现而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我选中一个伊斯兰女人非常合适。人们对这个选择没说太多，但如果我选的是个出身于印度教家庭的女人则会招致众多非议，因为那些自认为是正统印度教的人，把我的出现看成是对这片纯洁的圣地的冒犯。”
他们幸福地生活着，霍奇森说，她妻子连续生了两个儿子，相差两岁，孩子成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快乐。然而，他们的幸福生活却被无情地打断了，霍奇森的妻子也得上了夺走她父母性命的那种肺病，当时她又怀孕了，肺病的痛苦折磨得她筋疲力尽，生孩子更要了她的命，死时才二十五岁。她生下一个女孩儿，也随她而去了。霍奇森把她们母女俩埋在官邸的那一小片墓地里。妻子的死，让霍奇森的心都碎了，她给霍奇森留下了两个男孩儿，一个六岁，另一个四岁。
“母亲的突然离世，沉重打击了这两个孩子。”霍奇森继续说，“因为工作，我常去加尔各答，对这两个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母亲。失去了母亲，这两个曾经快乐幸福的孩子变得沉默不语、郁郁寡欢。他们只是认识我，除此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和仆人们呆在一起，仆人们是来自塔拉仪的一个部族，住在官邸后面的小棚屋里。两个男孩儿跟仆人的孩子一起玩耍，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几乎把英语给忘了。”
福尔摩斯打断霍奇森，问了个问题：“我可以问您，男孩儿们跟那家人说什么语言吗？”
霍奇森想了一下。然后，他回答说：“您问这个问题可真奇怪。那家人来自加德满都西南的一个偏远地区。有一天，他们向我乞讨，我看他们穿着特别所以把他们留下来，以便日后进行调查。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就是人们所说的沙拉斯部族，但是，我逐渐发现他们的语言非常奇特，好像自成一派，跟别的语言都没有关系。事实上，我后来把这些研究成果编辑成书出版了。他们自称是卡桑达人，语言也叫卡桑达话。这个部族已经快要灭绝了。我的儿子很快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还说得很好。”
正因为如此，老人说，他决定让儿子离开尼泊尔，把他们送到欧洲抚养并接受教育，这样他们可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霍奇森的姐姐艾伦，嫁给了一个荷兰人，住在阿姆斯特丹，她答应抚养这两个孩子，并供他们读书。因此，母亲去世仅一年后，这两个孩子和霍奇森就去了加尔各答，霍奇森把他们俩送上一艘开往荷兰的轮船，交给一个叫约瑟夫·米切尔森的英国商人，他同意把他们俩送到远在荷兰的姑妈那儿。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因为他们永远都没能到达荷兰。刚进入墨西拿海峡，在锡拉岛他们就遇上了狂风巨浪，船长不得不改变航向，向北开往圣乔治海峡。但是没有用，他们依然没能避开风浪，轮船受损严重，很多乘客和船员都掉到了海里。米切尔森先生看见船马上就要沉了，就带着两个男孩儿跟其他四名乘客一起跳上了一艘小船。那艘小船载着三名乘客安全抵达了爱尔兰海岸，但是米切尔森和孩子们被浪掀到了海里，失踪了，再也没有找到他们。直到他们离开六个月以后，我在加德满都才知道了这个消息，我姐姐写来一封信，她从一个生还的乘客那里得知了此事。我心情沉重，在我妻子坟前长跪不起。多年以后，我才从这巨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霍奇森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桌子旁边的一个大衣橱前。他从衣橱里拿出一大本纪念册，递给福尔摩斯，说：“也许您会对这些画和照片感兴趣，里面都是我的亡妻和两个儿子。”
福尔摩斯浏览着纪念册，老人在他对面的那把椅子上坐下来，黯然神伤。福尔摩斯看得聚精会神，因为那里面可能是官邸的原始照片、工作人员以及尼泊尔的其他名人，还有一大张宾森·热帕将军的照片，上面还有他给霍奇森的亲笔签名。
“不过，我对这些历史没什么兴趣。”福尔摩斯说，“我一直翻到了我正在寻找的东西，霍奇森把孩子送上那艘开往欧洲的倒霉轮船前，在加尔各答照的照片。有那两个男孩儿的大幅相片，约瑟夫和詹姆斯，一个七岁，另一个五岁。虽然他们那时还小，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谁。高高的额头，锐利的眼光，冷酷无情的嘴，这一切都像极了我那两个死对头。痛失慈母，父亲又把他们托付给陌生人，大海的狂风巨浪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伤疤，这些无情的伤害让他们的聪明才智误入歧途。不知何故，他们俩在风浪中得以幸免，被爱尔兰海岸的一个穷困家庭收养，在暗淡、艰辛中长大。刚一成年，他们就离开那里，来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繁华世界中，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严酷的成长环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猜一定是这样的，但故事的这一部分没有人知道了。
“我一定是只顾看照片而忘了时间，当我看完后抬起头来时，老人已经在椅子里睡着了，他那长长的花白胡须一直垂到了膝盖。我把那本册子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没有叫醒他，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关上了房门。当晚我就返回了伦敦。”
说到这儿，这个长长的福尔摩斯旅居加德满都的故事终于画上了句号。我们坐了有一会儿，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广场，各自想着心事。然后，在一片夜色中，我们慢慢地走回家
第三部分法国学者案（1）
在那桩有关希腊译员的案件中，我曾经提到过，歇洛克·福尔摩斯对于自己早年的生活以及他的家庭一直缄默不语。他很少提起他的亲戚，直到我认识他多年以后的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喝过了下午茶开始闲聊时，我才非常偶然地知道他还有一个哥哥，叫麦克罗夫特，比他大七岁。也是那一次，他还告诉我他的祖辈们大多都是乡绅，在乡下过着乡绅们应有的生活。不过，他的外祖母和法国知名画家莫奈是姐弟，这样他就成了那个声名显赫的画家家族的后人，而他那超人的分析能力以及并不算差的音乐天赋也正得益于这一部分高卢血统。
但是，直到１８９５年３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才知道福尔摩斯还部分继承了他法国祖辈的绘画才能。那天，我诊治了几个疑难杂症，觉得非常疲劳，就决定早点下班。大约４点钟的时候，我回到了住处福尔摩斯不在家，就我一个人。我一进门就觉得精疲力竭，马上倒在了安乐椅上。我刚要打盹儿，猛然发现在桌子上有一摞文件，那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纸夹。尽管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强打精神，用仅剩的那点力气伸了个懒腰，把那个纸夹拿过来放在大腿上。那上面还有一张福尔摩斯写的条子：
亲爱的华生：
我想在我烧掉这些草图以前应该让你仔细看看。作为原物的真实再现，这些画本身并非一无是处，只是缺乏应有的艺术灵感。它们是我在东方旅行时画的，都是些我曾去过的地方。因此我想，你也许会对它们感兴趣。
我正在处理一个特别棘手的案子，今晚６点左右就会水落石出了。我估计你有一天会把这个案子编入你的鸿篇巨制中，并取名为“独臂妻之案”。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雷斯垂德和贝克街的非正规军都会在。如果不出意外，我希望我们能８点见面并共进晚餐。到时候我肯定饿极了，可没有什么能比跟你一起在炉火边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更惬意了。
福尔摩斯
我打开纸夹看画，欣然同意福尔摩斯对这些画的评价。然而，只是匆匆一瞥我就发现，他并非不擅长作画，这么多张，张张都是目光敏锐，手法稳健。所有的草图都是用铅笔画的，大多为黑白的，有一些是彩色的，画画儿的纸看上去像是一种宣纸，薄而精致，纸质不同，大小各异。每张画上都有福尔摩斯写的简短名称，在右下角还有完成日期和大写的首字母“Ｓ．Ｈ．”。我突然意识到，这些画记录了他在亚洲的漫游历程，是对他口头叙述的不可替代的补充，他旅行回来以后，有时还不太情愿把它们拿给我看。
其中一张画让我尤为注意。那是比较大的一张，上面闪着难以捉摸的微妙的色泽，混合着玫瑰色、金黄色、浅蓝色和淡绿色。我端详良久。上面画的是个佛塔寺庙的正面，寺庙顶端是金色的，砖看起来是玫瑰色的。寺庙装饰着繁复的雕刻纹样，照我看来，既有金属的也有木制的。门前有长长的台阶，在台阶的顶端，两边各立着一只狮子，大概是守门的。门的上方是一个鼓室，里面有许多神话人物，福尔摩斯把这一切都画得非常精美。门口的左边立着一根巨大的柱子，看上去可能是石制的，上面有碑铭。福尔摩斯把这些古老的事物画得精美无比、栩栩如生，凡是懂得绘画的人都能从他的画上看出他的绘画才能。在柱顶有一个金圆盘，从它的中心向前射出一道光线，这道光线又被反射到右边的一个什么地方，但我们在图上已经看不见了。在台阶的下端有一个跪着的很大的人像，背上长着翅膀，应该说是半人半鸟。在画的右下角，福尔摩斯写着：江谷，Ｓ．Ｈ．，１８９３。
那天晚上，福尔摩斯说到做到，真的把那些画丢进火里烧掉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仍为那些画感到痛心。他没有食言，８点整回到了家，虽然极度疲倦，却丝毫也遮掩不住他因为自己最新破获的这个案子而表现出来的洋洋得意的神情。
“一个冷酷、邪恶的小子就要去坐牢了，华生，”他大声地说道，“如果法庭裁决公正的话，他也许一辈子都得呆在里面了。”
他很快地梳洗了一下，然后我们坐下来享用哈德逊太太为我们准备的简单的晚餐。吃过饭，我们就坐到炉火旁的扶手椅里，福尔摩斯把他当天的活动简要地说了说。接着他点燃了烟斗，问我：“那些草图呢？”
“在这儿。”我答道，说着便把它们从我椅子旁边拿了过来，“画得不错，福尔摩斯，我以前不知道你在这方面还有造诣，所以我完全没想到你画得这么好。这里面有一点很值得注意……”
“真不好意思，华生，”福尔摩斯打断了我，“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我不能同意。不过，你可以选一张，留下来作为你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我恳求他让我把所有的画都留下来，但他不答应，他坚持除了我选出来的那一张以外，别的都得烧掉。我又把那些画匆匆浏览了一遍，然后挑了题有“江谷”的那张。
“我就要这张吧。”我说。
福尔摩斯拿走纸夹，从里面取出那些草图扔进了壁炉里。当看见那些宣纸被烧卷、变黑时，我的眼睛开始迷糊了，转眼间，火焰就把那些画烧成了灰。
“至少，跟我说说这张吧。”我把那张画递给福尔摩斯。
“你真有眼力，华生，我应该这么说。事实上，这可能是那一摞画里最好的一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