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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楼，就是从这一种关系来的。
把这一种性格，从思想上学问上去奖励他完成他，是德川时代哲学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学派哲学思想的特色。赤穗藩里所以能够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结果。当时德川幕府所最奖励的朱子学派的学者，在整理日本的制度文物上面，确是很有功劳，然而精神却注重在汉和一体，不像素行一派，专事鼓吹日本主义。素行说：“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琼矛，形状和琼矛相似，所以叫细千足国。日本的雄武，真是应该的了。那天地开辟的时候，有多少的灵物，都不用他，偏要这天琼矛来开创，就是尊重武德，表扬雄义的缘故。”天琼矛是男子阳具的象征，这一种创世思想，渊源于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这思想和历史的系统看来，也可以晓得日本的尚武思想军国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思想，印度思想，纯是由日本宗法社会的神权迷信来的。近代德国军国主义的政治哲学，很受日本人的欢迎，自日俄战后，到欧战终结十几年当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动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义，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学。最近一转而为马克思的斗争主义，都有同类的因缘，我们看得到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人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当中，都含着不少杀伐气。这都是最值得我们研究，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部分第8节 “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概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纯朴的。兼之那个时代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脑筋里，受着中国民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惟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涩泽荣一（1840～1931）：早期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72年（明治五年）辅助井上馨整理财政。退任后致力于近代企业的建设，形成涩泽财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沙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坂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是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是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厉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的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
第二部分第9节 “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日本推翻幕府，恢复王室之原因，大约可以下列几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断，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维新的历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 德川幕府本身的腐败。
（二） 幕府和各藩的财政难，幕府武士的生活难。
（三） 外国势力压迫渐烈，于是引起国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 有力的雄藩，如长萨等，向来不满于幕府，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 德川执政以后，古学派的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五个原因，如果一一叙述起来，决非这一篇小论文所能尽，总之当时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经是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即使没有外来的种种原因，幕府的权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经要动摇起来了。恰好这时欧美的势力，很猛烈地压迫了来，青年的武士们，只要看见外国人跋扈，幕府退让，恨得了不得，就标榜一个“尊王攘夷”的旗号去反对幕府。我们试看几十年欧美人记日本当时情形的书，就可以晓得当时倒幕原动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义和团一流人物。在这个时代，各国强迫日本通商的行动，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决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兰的兵学，输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经晓得外国是有学问有力量的。一面尽管说“攘夷”，事实上哪里攘得来，于是在积极图强的必要上，当然更一面欢迎欧洲的学问。当时所谓“英学”“佛学”英吉利法兰西的学问的价值，渐渐的为一般人所认识。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个字的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而这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绝盛的基础。如果没有义和团的精神，决不能造成独立的文化，这是我们所应当晓得的。
倒幕府的事业是什么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权思想的武士。京都来的几个公卿，本来就不过是装门面的。什么三条实美【三条实美（1837～1891）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公卿、政治家。参加尊王攘夷运动，在政变中失势逃亡。王政复古后任新政府议定。1868年任副总裁、辅相等职。1871年至85年间任政府最高官位太政大臣。85年实行内阁制后任内大臣。】、岩仓具视，不过是一般武士穿的号衣。这些武士们，平时脑筋里面，装满着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范人格，不过日本战国时代的所谓七雄八将。什么丰臣秀吉的雄图，加藤清正的战功，塞满一头。在这一种下面来标榜起“开国进取”，这开国进取的意思，也就不问可知了。从前丰臣秀吉征朝鲜，他的目的，从“答朝鲜国王书”里面，可以看得出许多。我且把赖山阳《日本外史》所记的抄出来。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由这一篇拟史汉体的文章里面，我们不单可以看出秀吉的怀抱，也可以看出那时一般人的思想。我们可以断言，这一种气魄，这一种怀抱，是武家时代以前所决不会有的。而且当丰臣秀吉以前，日本国内统一之基未立，民族独立思想未成，中国的失败未著，都不会刺激出这种“问鼎之意”来。无论一种什么思想，似乎是先时代而生，实则也都是后时代而起，精神物质，是一物的两面，过去未来，是一时的两端。时代的生活要求产生思想，思想又促进新时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历史。然而就我们中国民族想来，以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样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邻的小民族，反使四围的小民族，个个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观念，这是何等的可耻呵！
在日本维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压迫逼出来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外力的压迫，大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北方俄国政治的压迫，一是南方欧美各国商船的来航，这两件所引起来的对抗思想，内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对抗俄国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对抗欧美诸国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经济的。这两个不同事实所引起的不同的倾向，其后在开国进取思想上的影响，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时代，支配日本国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进南进两个潮流，也都和这两个倾向，成很密切的连带，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时候的攘夷论，是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也可以举几条文献来看看。
（一）肥后国细川山城守的上书中一节说：“本朝自有大法，交易云者，不外通信，此外则一切皆当谢绝。”
（二）佐贺藩主锡岛肥前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幕府之职，世号征夷大将军，此征夷二字，实为万世不易的眼目，当今太平日久，士气偷惰，正宜乘时奋发，耀威国外，乃足以挽回末运，奠定国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书中有一节说：“凡诸外夷，对于皇国有敢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国武力，悉加诛罚，以光国威。”
只此区区数节，也就可以揣测当时人的思想和知识了。在这样一种空气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国的历史，蒙古满洲躁躏中国的事实。一般有志气的人，时时把这一种事实，来鼓舞全国国民团结抵抗的土气。而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战争两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国的武士的热血，沸腾起来。一面以亡国的危险，警告国民，一面也学习不少的国际情形。所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初中叶所受外国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梁川星岩咏鸦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