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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县神州殆一空，
可怜无个半英雄。
台湾流鬼无人岛，
切恐余波及大东。
山内容堂咏英法联军陷北京诗云：
谁教丑虏入燕城，
八百八街膻气腥。
开帙独诵淡庵集，
失声欲骂小朝廷。
这两首咏中国的诗，不用说是处处都对着日本当时的国情说话，想要激动全国士气的。幕府外受逼于外国的威力，内受逼于志士的责备，其非倒不可，实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实。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桩事情，正和中国排满和排外，成为一个时代倾向，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以为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是萨藩西乡一派鼓吹出来的，其实不然。长藩里面的人，主张征韩，并不在萨藩之后。木户孝允、大木乔任甚至是最初顶热心主张征韩的人。大木乔任有一篇文章，论日本国是，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这个意见，木户孝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惟一的良策。他这主张，还在西乡隆盛之前。不过是后来大家虽是理想一样，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张征韩的，以为“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废了，不赶快向外面发展，那些没有米吃的武士们，怕要闹乱子。”反对的人说，“日本国里面的政治，还没有改良，力量还没有充足，赶快要整理内政。”相差的地方，不过如此，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两样。
这两个时代，还有一般受了欧洲民权思想感化的人，晓得世界潮流，不是继续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图国家发展。所以民权思想，就同“开国进取”的思想，同时并进。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据明治四年统计看来，东京一个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学塾，已经十有一所。合了兰学通算起来，有十九所。就学的学生，有二千多名，可见明治初年时代，外国文化输入的势力了。
我们将日本从封建时代变成统一时代历史看来，有什么感想呢？简单讲来，就是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个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开国进取的思想固不用说，就是“民权”主义，也是由武士这一个阶级里面鼓吹出来的，还有一个最要点，就是“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后期，都是由外来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给与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论；由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给与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这一个观念，在武家时代渐渐被日本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伏了下去。连奉中国文化为正宗，认中国为中国的意义，都被“中朝事实”那一种日本正统的神权历史学说压伏。王道的政治理论，在乱时胜不过覇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现象。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时代，被欧美侵来的势力，又压迫出一个新体态来。民权思想和欧化主义，就是维新后的特产。这一种新的民权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日本后期的“世界人类同胞观念”。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的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不容易创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我们观察日本的历史，应该不要遗漏这一点。
第二部分第10节 “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明治维新的政治思想，前两段已经讲明。还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商工业发达。现在日本已经由武士专制时代，进到资本家专制时代了。要观察日本真象，不能不晓得他商工业发达的渊源。因为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现在乡下的农夫和藩主武士，已经很早脱离了主从关系。但是老一辈的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前几年间，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去，那些老百姓们，依旧是“伏道郊迎”。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现在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中年的人，都没有直接受过封建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青年人更不用说。到了这个时候，封建的观念，方渐渐的淡泊下来，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
明治初年，废藩置县以后，武士的世袭财产，被中央剥夺了。武士职务上的特权，被征兵令打消了，知识上的特权，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那些武士既失去了世袭的财产，又失去了世袭的职业。这时产业革命风潮，已经渐渐萌芽，失势的武士，要想得生活上的安全，也只好放弃了“武士道”的门面，向商业上去讨生活。但是向来不惯拿算盘，不惯说谎话，不惯向人低头的武人，一旦和那些“町人”去竞争，没有不失败的。维新后的武士，有许许多多，陷入沦落的悲境，都是这个缘故。中央政权，由幕府的手里，归了皇室，确定了统治的中心。这统治权的运用，既不是皇室独揽，更不是明治帝的专制，而实在是归了萨长两藩的武士手里。虽然有一两个“随龙入关”的旧公卿，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岩仓具视（1825～1883）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公卿、政治家。反对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867年成为维新政权的中心人物，在废藩置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对“征韩论”，致力于充实内政。】之辈实在不过是替皇帝装门面，替飞扬跋扈的武士出身的新公卿，做一个傀儡。同时也在政治舞台当中，运用一种较为温和而高明的手腕，往来组织于各藩土的势力之间，做一个调和者。萨藩的势力，因征韩的失败，完全驱出中央政府，执政大权，便是长藩武士独占了。这些执权的武士，也和失势的武士一样，晓得今后武士阶级，是没有了，要发财一定非做生意不可。他们的位置很高，有政权做保护，有国家岁入的金钱，帮助他们的活动。只要检定几种大事业，垄断起来，发财的方法就够了，用不着自己打算盘，用不着自己筹资本。
在第八节，我已讲过，从前日本的商业，都操在各藩手里。维新以后，对外贸易的趋势，一天增长一天。政府标榜出“殖产兴业”四个字，做政治的大方针，国内的工商业，和对外的贸易，如潮似水地发达起来，“武士”和“町人”的结纳——政府和商人的结纳——也就从这里面越加密切。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
第二部分第11节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维新史形式上的开篇，当然要从明治前一年十二月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算起，当时在京都参与这大运动的一般人，正好像一个乱蜂窝。宫中的一些公卿旧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杂杂，塞满了一城。当然，那时候主张一切的人，并不是后来尊为维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当中，算为顶能干的是岩仓具视，然而讲起实际力量来，依然不过是长袖中的破落户。就第一批发表的人物表里看看，“议定”十几人，参与几十人，究竟谁是中心人物，谁是掌权的领袖呢？藩兵的势力，以萨藩为最，当然萨州藩士领袖人物的西乡隆盛，占了纠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还是一个陪臣。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要点看差了，单纯在一二领袖人才上去寻他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寻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较，去寻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寻不出。至若兵力财力等讨论，更是无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复兴，各藩势力之所以能结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废，主力既在萨藩，而人物的伟大，亦不能不推西乡隆盛。至于他下面的人才济济，更不用说了。此外四大藩当中的土、肥两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占尽。偏偏在征韩论破裂之后，萨、土、肥三藩的势力，倒得干干净净。当日一般维新功臣，到得后来，都弄到杀的杀，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枢的兵财两权，直造出后来军财两阀势力的，却是不干不净几个长阀贪官，这不是很奇怪吗？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日本自丰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