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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北京。
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一位来自西方的老朋友——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在毛泽东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中，斯诺无疑是与其友谊最深的一位朋友。毛泽东不会忘记，１９３６年他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又面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在那个艰难时刻，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却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来到延安，对他和红军战士进行采访。在昏暗的窑洞里，在微弱的烛光下，毛泽东与斯诺彻夜畅谈。毛泽东传奇般的经历，红军英勇战斗的故事，使这位好奇的美国人听得如痴如醉。斯诺如实记下了在红区的所见所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此，毛泽东的大名传遍全世界，红军的长征像一首英雄的史诗为后人深深地崇拜着。
２４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毛泽东与斯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九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斯诺回忆道，毛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别人话中的细微含义，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有一种嘲弄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
谈话的气氛是友好和愉快的，斯诺却以他职业的敏感，察觉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苏联专家突然被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被中断。三百多个重点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毁。农业连续第二年遭到水旱灾，几乎有一半农作物遭到部分或全部的毁坏。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
“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１９３５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此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 《我的回忆》。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就是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与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十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辛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长征已经过去了７０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中，张国焘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帽子定下结论。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矛盾，使这些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肩战斗的同志反目为仇，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在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不久，就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许多原因，许多隐藏起来不为人知的内幕。今天，经历那场斗争的当事人大多都已作古，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档案和回忆录仍然完整地保存着，作为真实的见证。让我们从那些珍贵的文献中，来探索和还原当年的历史吧。尽管它是一段令人伤感的历史，一段饱含鲜血和泪水的历史。
第一部分第１章：懋功会师（1）
李先念、韩东山在懋功等待中央红军到来——中央红军前卫团在夹金山下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川西会师的计划——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堵截——会理会议——中央红军的困难局面——鼓舞人心的红四方面军来电——张国焘、徐向前筹备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初会李先念——一、四方面军大联欢
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２日，夹金山脚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一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红四方面军９军２５师师长韩东山，带着他的战士已经在这里等了五天。
十天前，韩东山被紧急召到理番（今理县）的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进门，身材消瘦的总指挥徐向前神采奕奕地对他说：“韩师长，我们马上就要同中央红军会合了！”
“真的？”韩东山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徐向前严肃地开始向他下达指示：“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桥，现在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拟定在懋功与我们会师。你们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为中央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会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的情况，并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夹金山。以后具体行动，由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指挥。”最后，徐向前又特别嘱咐道：“中央红军行军快一年了，部队很苦。要虚心向一方面军同志学习，注意搞好团结。”
韩东山兴冲冲地回到部队，在李先念的指挥下，２５师作为先头部队，由汶川向懋功迅速前进。一路打跑了四川军阀邓锡侯的少数残兵，于６月７日占领达维镇。李先念在懋功县城设立了指挥部，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中央红军的到来。
６月１２日清晨，夹金山下浓雾弥漫。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２师４团政委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带领这支先头部队，刚刚翻过大雪山。疲乏不堪的队伍正沿着小路前进，想找个休息的地方。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战士们立刻警惕地握紧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军帽，显然是一支军队。是自己人？我们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我们只得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忽然，山风送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
原２５师战士宗国治回忆说，当时“大雾很浓，四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正说笑的走着，猛然听见前面枪声响起来了，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雾渐渐地小了，模糊的能看出四外的东西了，这时我们将冲锋用的军旗展开，插在阵地上。可是我们看见对方也插起了和我们同样的军旗，旗上同样绘着镰刀箭头，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是误会了。经过双方的询问，的确真的误会了，原来是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向我们这来会合”。
杨成武派出的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顿时，山谷中响起了一片欢呼，两支红军蜂拥而下，汇集在一起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
长征途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决定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
其实，为了这次会师，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１９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四川军阀激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又致电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
张国焘回忆：“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应为政治局常委——作者注）
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２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旬到达四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首先确定由３０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要求部队做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个崇山峻岭、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毛线，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从前方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第一部分第１章：懋功会师（2）
在大雪山的那边，毛泽东正率领中央红军在崎岖荒凉的深山峡谷中，艰难地向北行进着。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非像长征结束后宣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豪迈潇洒。自从年初的遵义会议恢复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挽救中央红军的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心里非常清楚，离开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八个月来，中央红军的命运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去年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十万人锐减到不满三万。长时间的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部队的情绪相当低落。掉队和逃跑造成的减员远远超过战斗伤亡，如何收拾博古、李德留下的烂摊子，恢复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中突出去，是毛泽东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瞎指挥，使中央红军内部的状况十分混乱。从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祥）、副主任李富春下达的一系列整顿部队的命令中可窥一斑。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８日《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