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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许世友上将回忆起万源保卫战，还是感慨不已。他说：“保卫万源这个战争打得是很大的，打得很恶劣，打的时间很久，整整四个半月。这一带老百姓是很可怜的，死的太多了。三十里路以内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我以后去看了，都躺在床上死掉了。大人小孩都完了。死尸味比什么都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时间久，残酷，死人多。我们也伤亡不小，我们师伤亡也是七八千。每次攻击，敌人丢尸七八千。我们的伤亡一般是二比一；死一个，伤两个，那是轻的，有时伤亡还要多。”
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终于被红军粉碎了。但是此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却退出了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徐向前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战争结束后，我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皆为战争破坏带来的灾难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毁，新冢满目，哀鸿遍野。令人惊心惨目！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质短缺，补给困难。南部和通江的盐井，被敌破坏殆尽，短期难以恢复。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据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难的、抢东西的、当土匪的屡有发生。”加上春荒的到来，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财力做后盾。没有人就无法补充部队，没有饭吃就无法打仗，这是基本常识。通南巴地区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可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它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然而，通南巴苏区的放弃，敌人的围剿是外因，张国焘的“左”的政策，则是根据地垮台的内因。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仍然继续他那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大搞肃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滥杀无辜。他重新清算小河口会议的老账，软禁曾中生，杀害红４军指挥员旷继勋和师、团级干部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又掀起一场肃反的浪潮。
徐以新回忆在川陕苏区被逮捕的经历说：“１９３３年的‘八一’，我就被抓了。‘八一’这一天后方检阅，前方开来两个师，我还是检阅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在后方，徐向前同志没有在。他们检阅了部队，阅兵完后我就休息，夜里派人来说总政治委员有请，结果一请就请到保卫局去了。陈昌浩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说：你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吗？另外，今天还请了曾中生和张琴秋，但你们不能见面。不过张琴秋的错误比你们轻，没有抓她，她已经承认了错误。你们三个人反对张国焘是最主要的，但是现在还不晚，只要你承认错误，我可以担保马上放你出去。后来我哭了一番，发了脾气，质问陈昌浩说：岂有此理，为什么把我送到保卫局？保卫局是对待反革命的。陈昌浩说：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犯了错误也可以蹲。又说：你的错误不简单哪，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呀！半夜，把我送到一个单人房间，一出来四个人跟着。过几天后，曾传六（保卫局局长）叫我写材料，我就写了对张国焘有什么意见，至于右倾，我也不知道右在哪里。后来就分配我在保卫局讲课，问案子。结果在问犯人中，发觉好多都是自己的同志。人家有根有据，有名有姓，有关系的，都是陕南和四川省委派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四川农民，公报私仇的，不是反革命都抓来了。当时审案子是逼供信。我看了这个情况，曾建议要把情况调查清楚，但无结果。以后，我鼓足了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张国焘，说肃反不能这样肃，这样下去将来要造成农民暴动。从保卫局的情况看，地方乱肃反，乱杀人，军队里面有许多不该肃的被肃了。‘条陈’上去不到三天，张国焘来了，训我一个钟头，拍桌子说：你和曾中生等在四方面军对我不满意，反对我，谁不知道的？我对你们宽大，张琴秋悔过，对她就更宽大。我叫陈昌浩跟你谈话，希望你在保卫局很好表现，好好检查错误。分配了你工作，叫你讲课、问犯人。你在问犯人里面不相信工农干部，擅自作主，跟反革命打成一片。你在保卫局还不转变，还在顽固抵抗，你这个人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此后，就把我送到朱光、李成林集体住的地方罚苦工。在那个地方我们刻石印、写东西，直搞了两年，到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才把我放出来。”
徐以新还算是幸运的，当时红４军１２师是肃反的重点，从师长旷继勋起，实行层层清洗。当年在保卫局工作的张仁初中将回忆说：“在川陕时１２师最严重，从旷继勋起被捉了不少。韩继祖是１２师政治部主任（理发的出身），杀的干部也不少。１２师团以上的干部就是３４团团长许世友、３６团团长余天云和３５团团长没捉起来。旷是最先捉的，从通江送往１０师所在地，那时听说是张国焘让他到四军当军长，实际是用这个办法将他杀了。杀得很机密，原因不知道，估计一定是他反对张国焘。”
张国焘在通南巴地区把肃反范围扩大，直到地方党组织和普遍群众。徐以新回忆：“我们的方针是打土豪分田地，分衣物，对地主是‘左’的，差不多都是扫地出门。后来富农也是扫地出门，中农也连带着，这是‘左’的政策。这些跟肃反结合起来，搞得中农也不满意，说几句怪话，就抓起来当反革命。所以通南巴肃反继承了鄂豫皖肃反的‘左’的政策，在部队里，干部中，只要对张国焘有意见，就抓起来。在地方也是这样，除地、富外，有些干部也抓起来当反革命肃了。后来在苏区蹲不下去，恐怕就是这样。我当时在保卫局看到一份报告，大概是县保卫局送来的报告，一个县一杀就是几千，没有口供，只是很简单的名单，说杀多少，一个个圈起来，送上来叫保卫局审查。一个县就有杀人的权力，有的乡开公审大会就杀了。所以乱杀人、乱抓人、乱用刑，造成了人民的不满。”
徐向前元帅也证实：“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强了敌军的对抗、报复心理。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时期差不多。”
第一部分第５章：矛盾与争论（5）
据当年老红军回忆，“左”的政策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打土豪拿来的法币、茶叶都当成反动的东西烧掉了。后来到了松理茂地区，许多战士不服水土，拉肚子，才后悔不该烧掉茶叶。“左”的政策把川陕根据地搞得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农村开个会，参加者大多是妇女，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当时扩大红军，贫下中农出身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如果你看到年轻人没当红军的，那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待不下去，只好放弃川陕根据地，再次转移。
张国焘的“左”还表现在他对川陕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打击迫害。张国焘生性多疑，对川陕党的同志根本不信任。当时活跃在川东地区的是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王维舟率领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奉命改编为红３３军。以王维舟为军长，原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为政委，四方面军来的罗南辉为副军长。但是会合的欢庆刚过去不久，张国焘就以其当地人多，社会关系复杂为借口，在３３军内部大搞肃反和清洗。王维舟回忆说：“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叛徒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３３军的两个师长（９８师、９９师）蒋群林、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乡三弯崖，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虹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又将排级干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张国焘对川东地方革命同志的屠杀和连根拔的政策，被人们称之为“拔萝卜”，引起了党内强烈的义愤。在后来延安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痛心地说：“对于肃反，错误是很严重的。四川同志谈：红军不来，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红军来了，把我们杀光了。同志们带武装来，不慢待罢了，我们总不该要他们的命！把这些革命同志当反革命，是罪恶。有些地方把整个地方肃光。”
张国焘把川陕根据地当作他的独立王国，不仅对地方同志不信任，甚至对中央派来的干部也随便怀疑打击。党中央把廖承志同志从上海调到川陕根据地参加领导工作，任省总工会秘书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廖承志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张国焘借口有人提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母亲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就把廖承志关起来审查。老共产党员谁不知道廖仲恺、何香凝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人尊敬的朋友。这居然成为关押廖承志同志的理由，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廖承志因为能写会画，宣传工作上有一技之长，才没被杀掉，以犯人的身份参加了长征。与廖承志命运相同的还有中央派来的朱光、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
在对敌斗争上，张国焘更是以极“左”的面目处理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在他眼里，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利用军阀阵营的内部矛盾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敌人，更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其实，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各派系还是四川军阀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他们一开始也并未想要和红军死拼。１９３３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地区转移时，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西北军内的地下党员劝杨、孙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孙蔚如派人来联系谈判。红军派徐以新前往汉中，孙热情款待，与红军约定：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大家一起对付胡宗南。协议达成后，孙蔚如很高兴，给红军提供了不少方便。例如给红军送去无线电通讯器材、四川省地图，为红军在汉中建立交通站运送物资。孙蔚如的合作，使红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但是１９３５年２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为了出其不意，红军突然攻击陕南的宁强、阳平关。尽管徐向前说这次战役是有节制的，“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但是红军战士们打起来却是真刀真枪，一家伙干掉孙蔚如六个团，叫孙吃了大亏。直到解放后，做了民主人士的孙蔚如还对此耿耿于怀，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说张国焘不守信用，打了他。周总理说：张国焘的事，当时我们也管不了。陈昌浩回忆此事，也承认陕南这一仗从军事上说是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好是坏，值得研究。
四川军阀更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军阀信奉的第一原则是：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地盘，一切都好商量。对蒋介石，他们是不相信的，很怕蒋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因此，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