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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奉命来到巴中县境内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是红军与杨森的川军对阵的地方。黄昏时，杨森的代表夏炯应约来到。他们谈了一夜。夏炯三杯酒下肚，就骂起了老蒋。他说：蒋把你们（红军）整走，还不是要整我们。夏还提出要和红军平分四川，成都、重庆等好地方归他们，川北归红军。陈昌浩乘夏炯谈得起劲，便向他了解了许多刘存厚、刘湘方面的军事情报，夏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陈昌浩说：“正谈的高兴时，夏的一个团长派人送来一份电报，字不多纸不大。夏炯把电报还拿给我看，这份电报是用夏给我们的密码本译出的。一般说在敌我谈判中，这样的电报是应对对方保守秘密的，他给我看是有一定诚意的。到天将破晓，会谈才圆满结束。当天我就赶到巴中，我回来后和张研究，张国焘一下就变了，态度很冷。感到我的估计太乐观了，他要趁我们和杨森正在谈判期间不及防备的情况下打杨森，来一个声东击西。我提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在统一战线上失策，使各小军阀不相信我们。这也会影响到和孙蔚如的关系，应该利用敌人的矛盾中立某些敌人等道理和张国焘争。张说，军事上的胜利是主要的胜利，我们胜利了他们就相信我们了。我执行了他的决定。后来我们打下了营山，杨森还不相信他前方部队的电报，及至弄清了我们确实向他进攻了之后，非常气愤（解放后陈锡联同志当重庆市长时，邓锡侯还向他谈过这个问题，邓也有意见）。后经证明，杨森供给我们的情报大多是真实的。后来打刘湘前或是打刘湘时，杨森还派人来过。我们打得很苦的时候，杨始终没有打我巴州。”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杨森当时对红军是有过帮助的。他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使刘湘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为红军总部所掌握，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底下的红军战士当然不了解其中奥秘，他们把张主席当成活神仙，张说敌人几时到哪里，果然敌人到那时就来了。但是张国焘用政客手段对待杨森，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从四川军阀后来齐心协力进攻川陕苏区，与红军死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陈昌浩当时是忠实追随张国焘的，明知不对也坚决执行。但是红军中有头脑清醒的干部，例如总部的参谋主任舒玉章同志就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政策。徐向前回忆：“打完杨森，发生过一场争论。我们的参谋主任舒玉章，与陈昌浩吵起来了。舒玉章不同意打杨森，认为红军和人家的代表谈判过，无论如何不该进攻人家。争来争去，陈昌浩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缴了那么多枪，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的是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结果硬是把舒玉章关进了班房。政治委员决定一切，能随便抓人、杀人，搬的是苏联那一套，害死人哪！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对内对外都是在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过两三年时间，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又受到四川军阀的多方围攻。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当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时，收到中央来电。张国焘决定放弃通南巴苏区，到川西北去。这时，他的左倾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当时的红４军政委王建安回忆：“突围时我在后边掩护，烧了不少房子。因张国焘说一方面军有三十万人，与一方面军会合就是胜利，要把房子都烧掉。敌人来了让他们没地方住，睡不好，赶不上我们。我担任后卫，烧了一些，不忍心，又留了一些。”
张国焘的这种野蛮行为，是完全地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苏区，断绝后路的行为。广大红军战士对烧老百姓的房子是极不赞成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失掉了民心，也伤了红军战士的心。原四方面军干部柯常青悔恨地说：“过岷江我负责烧的茂州，过江后把桥撤掉，红军家属、孩子、地方干部都隔在江对岸，我的爱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虽然是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合而进行的转移。但张国焘在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的干部；在军事上搞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其结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是为了与中央会合才放弃通南巴的，责任在中央。芦花会议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不但没有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争夺权力的行动日趋升级。
第二部分第６章：沙窝会议前后（1）
红军毛儿盖筹粮——一、四方面军解决粮食纠纷——一方面军干部警惕张国焘的拉拢——夏洮战役计划的制订——沙窝会议——决议强调团结——政治路线之争——张国焘向中央摊牌——中央政治局和红军总部的人事调整——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的担忧
１９３５年７月，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红军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据童小鹏日记的统计，本月行军９天，休息了２２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一万多里疲劳不堪的大军来说，确是难得的喘息机会。
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田野里的青稞已到收获季节，７月１８日，红军总政治部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下列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命令一下，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由于上级规定每人要完成三十斤的任务，也就顾不得是谁家的麦子，麦子成熟与否，只管先收了再说。为此林伯渠部长特别规定：“湿麦三斤抵一斤。”第一阶段筹粮（７月５日—８月１５日），收麦连同搜索，共得７３万斤。这已是尽力而为，但对十万大军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不够几天吃的。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象海参的味道哩！部队到了毛儿盖，粮食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只能救一时之急。”
原红四方面军战士宗国治回忆：“毛儿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番区，数百人家，地方很小，拥挤了无数的部队，当时准备干粮是我们全军的中心紧急工作。但该地粮食缺少的很，又值春禾未熟之期，任务是这样的艰巨迫切，怎么办呢？后来就决定采集未熟的青稞麦穗，每天早上八点钟部队全体出动，到麦地里采集麦穗。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得用手指甲将麦穗掐下来，用火将麦芒烧掉，用手搓出少得可怜的麦粒来，再用锅炒干，作行军的唯一食粮。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只有采能吃的野菜充饥。记得我连在马塘山担任警戒时，打了一只野牛。全连每人都分了几两牛肉，我们班分了有一方尺大小，大家围了一堆火烤着吃。我那时１３岁，未吃到牛肉，和班长争闹起来。（在采集干粮时这样的纠纷很多）后经指导员把班长和我都叫去，解释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部队闲的时间久了，难免要生出些是非来。一、四方面军之间为粮食问题发生争执，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例如７月１８日，红一军团因驻地转移，１师在毛儿盖存的一批粮食由３０军８８师接管。后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晓去要粮食，遭到拒绝。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发电报向总部反映：
林转先念同志并报朱、张：
在毛儿盖附近所收集之粮食，截至１５日止，除各部队带足十日外，得储约在十万斤以上。最多为１师驻地。当１师出发时，仅一部成仓。８８师政治部及直属队驻在该地区，并要其看守该地区粮食。我于昨日派地方工作部长前去８８师政治部，要其协同办理该地粮食，以便报告军委，但被其拒绝。告之此地粮食均应供给前线。今日没去信，去人说明统筹分配，仍要清理亦被拒绝，并给刘晓同志得以难堪。我以其组织上不清楚，与之解释亦不了解，故将刘晓同志撤回，勿与争执。现已清理存储约五万斤左右，连日前线运去粮食不少，请先念同志查明。３０军各团现有粮食若干，照规定现差若干，如已进足，望通知８８师政治部主任将驻地之粮食清理成仓。以便计划继续供给前线和后续部队。并须尊重军委统筹分配原则。否则各自为政，先头部队觅食易，后续部队则困难。
朱德、张国焘接到电报，非常重视。第二天立即致电３０军政委李先念，要他处理此事。电报指示：“望先念令８８师政治部依照军委筹粮与分配的电令执行，在毛儿盖暂由一军团政治部统筹检查分配，其他不应拒绝。”发报时间是１９日１４时。但在此之前，李先念已于早晨８时致电聂荣臻，解释了误会。说明因３０军各团仅有二三日粮，所以与一军团同志发生争执。他已对部下进行批评，一场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上述事情说明，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但是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人，却保持着相当的警觉。
当时彭德怀带领三军团驻在黑水境内的亦念。他回忆：“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条件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往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国焘）很知道你。我说，没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征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把王明路线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路线的伟大胜利。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聂荣臻对陈昌浩也很警惕。他回忆：“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蚕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