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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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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完成改编的红军陕甘支队按新编队开始东进。他们以部分兵力佯攻天水,吸引敌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则向北急进,在山丹镇一带渡过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掌握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等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确认要在陕北扩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会后,中央率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在敌军尚未封堵前迅速通过了西兰公路,来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脚下。这里是回民区,在川西北受够了藏民的袭击,红军一到少数民族区就心情紧张。出人意料,回民见到红军,非常热情,不仅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还帮助红军烧水买东西,令童小鹏等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群众热情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从群众口中又获得一个喜讯:前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25军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更高兴了。陕北红军力量这样强大,他们到陕北就一定能站住脚了。    
    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顶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条天然分界线。山南是一色黄坡,到处是麦田。山北则如同不毛之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只有黄土,没有树林。这几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极目远眺,心胸顿觉开阔。想到一年来的艰难险阻,如今终于胜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所述: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300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    
    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提起1935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26军。但是在北方局派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的瞎指挥下,1933年7月红26军又遭到失败,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指挥,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不久,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25军原来是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    
    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红25军、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十五军团成立后,于10月1日在甘泉县的劳山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徐海东和刘志丹得到确切消息:毛泽东带领的中央红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徐海东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为见面礼!”徐海东、刘志丹给后方的程子华写信,建议十五军团到关中去迎接中央红军。程子华表示:“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后方领导都同意程政委意见,并通知了前方指挥员。十五军团暂时没有动,等待中央更确切的消息。


第二部分第10章:在陕北站住脚(3)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陕北党的个别负责人给刘志丹等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后,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发展到怀疑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主要负责人和26军营以上干部。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即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份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烧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调来的人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这些本来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却看成是丧失革命信心的表现,说什么原来红三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后来,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些话,非常气愤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都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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