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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１０月１９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红军越往前走，来欢迎的老乡越多。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革命已两年，对待红军的热情的确超过中央苏区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可见这些苏区是不落后的。”
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部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毛泽东大喜，当即挥笔赋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以示嘉奖。彭德怀不敢当，将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把诗稿还给了毛泽东。这一仗不算大，但说明红军并没有垮，还有顽强的战斗力。
１０月２５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１０７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跑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地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１１月２日是徐海东终身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７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主席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１３０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铺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以前没见过毛主席，程子华介绍后，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地问候他：“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
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毛泽东主动前往十五军团司令部，表示了对陕北同志们的感谢。他们给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红军经过休养生息，便可以东山再起，大展宏图。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国后，徐海东大将身患重病，政治上也受到冷落。“文化大革命”中在医院终日靠氧气维持生命。１９６９年３月３１日夜晚，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毛泽东突然发出指示，要让徐海东同志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九大”开幕式。周恩来深夜召集大会主席团负责人开会，传达主席指示。众人目瞪口呆，徐海东早已被他们遗忘多年了。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到医院传达毛主席的决定，问徐能否出席开幕式，徐海东激动地说：“就是死在那里，我也要去！”４月１日下午，当毛泽东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全体工农兵代表狂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大家看到一位身着军装的老人，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被推上主席台。毛泽东见到徐海东，转过身来向他致意。徐海东感动得热泪直流，又回想起会师陕北的一刻。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徐海东能受到这样的殊荣，虽死无憾了。
第二部分第１０章：在陕北站住脚（4）
毛泽东在听取陕北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中，获悉了“肃反”的情况。他认为目前中央红军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陕北根据地站住脚，陕北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肃反”将引起根据地的混乱，甚至要断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王首道、贾拓夫赶到了瓦窑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被冤屈的同志含着眼泪向中央代表控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杀害、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恶。刘志丹在被关押一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董必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翻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１１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要求省委立刻改组保卫局。
毛泽东到陕北的第一步干得十分漂亮。他以敏锐的判断和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陕北苏区的一场危机，大得人心。他迅速纠正了陕北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没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过多纠缠，从稳定陕北苏区的目标出发，首先解放受冤屈的同志，其次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不扩大打击面。党中央的到来振奋了陕北革命者的士气。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陕北根据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坦途。
毛泽东处理了陕北苏区的“肃反”，解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合并，共有１２万余人。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对陕北苏区发起围剿。１１月２０日，东北军先头部队１０９师前出到直罗镇，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１０９师包围全歼。用毛泽东的话说，直罗镇一战，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北军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吃了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围困苏区，轻易不再进攻了。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得远。德国人李德回忆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穷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据他说：“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
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来了这么多红军，不仅吃饭用水都成问题，当地农民也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衣衫破烂，骨瘦如柴，急需钱和物补充休养。但是在陕北这些都办不到。国民党军官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
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窘迫，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
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２０元，师部１０元，团部５元，营部４元，连部３元。
特别费（主要供部队冬天烤火及杂费）：方面军所属每月３００元，师每月２００元，团１００元。
优待费（医务、通讯、机务工作人员及军事专家，按其工作能力划分等级）：一等技术人员每月１２元，二等技术人员每月８元，三等每月４元。
休养费：重伤员每月４元，轻伤员每月２元，重伤员须入院治疗者，发休养费１元。伤病员住院期间每天发伙食费５分。死亡者一次发抚恤金２０元。
钱的问题真是叫人头疼。１２月２３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周恩来发了一封火急电报：
毛周：
（一）争取的俘虏兵要求发两块钱，同迁回官兵一样。一军团近日逃跑俘虏兵约三十人。
（二）红军战士每月须规定最低限度的零用钱，俘虏兵且另加优待。这是巩固扩大红军瓦解白军均有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困难，每月每人须发一块钱零用，俘虏兵二块钱。请示。
彭
彭德怀要求了半天，中央只答应给俘虏兵每人发１元。红军的零花钱则无法解决。
林彪也打电报告急。因为没有棉衣，没钱买柴火，战士都冻坏了：
彭毛周：
一军团尚缺棉衣在二千以上，故部队中因寒致病送院者前后达千人。现从多方设法弄得材料自制，但尚无绝对把握。
林聂
１２月２７日
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要生存首先要解决物质需求，要有钱有衣食。在江西，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土豪筹款。只要有城镇，有地主商人，就不愁搞不到钱。现在到哪里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有国民党重兵封锁，看来只有向东，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
第二部分第１０章：在陕北站住脚（5）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红军指挥员开会商议。会上争论得很厉害。程子华回忆：“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不宜向西和向北发展，而应该是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这样从政治上来说，当时正是‘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后，我们东征山西，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军事上来说，红军主力东征，不仅可以避免同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可以使阎锡山把晋军撤回山西，保护他的老巢，不战而解陕北苏区东边绥德一带的威胁。再从经济方面看，山西比较富足，便于我军筹款、扩军和补充物资。”
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抗日的总方针，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红军的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具体规定了五十条。其中有开辟山西五县以上的新根据地；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扩大蒙古游击队等等。
德国人李德看了决议，以日尔曼人的思维来考虑中国的问题，认为这是拿着红军的微弱的力量去冒险。他认为苏联目前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意向，如果红军真的打到绥远和中蒙边界去，就会刺激日军，很可能要迫使苏联卷入对日战争。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７日，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苏战争的挑拨者”，“过早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李德反对进军山西和绥远，要红军死守陕北。
毛泽东看了李德的信，嗤之以鼻。看来这位洋顾问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组织东征的真正用意。红军目前最需要什么，毛比谁都清楚。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毛已经说明了：１．要反对冒险主义，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