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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３军（红二军团前身）会师了。当时红３军还有３２００人，他们的情况不比六军团好多少。１９３２年，贺龙、段德昌在洪湖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红军一度发展到２万多人。自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来到洪湖，开始大搞肃反。他给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的帽子，严刑拷打，大开杀戒，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国民党出重金买他的头而不可得，却被夏曦在肃反中杀掉了。洪湖苏区的干部战士被夏曦杀了３０００多，师团级的干部大部分被杀。村苏维埃的干部也被杀掉十之八九，包括贺龙的两个兄弟。甚至贺龙的生命都受到威胁，贺龙元帅沉痛地回忆：“那时，苏区丢了，干部杀完了，只剩下４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其余都不是党员。是党员的也不敢承认是党员，好像一个小孩子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红３军听到红六军团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们出发是过去撞红六军团去的。我们出发走了一天，六军团来了。第一次李达带二百多人找到了我们，第二次郭鹏，第三次任弼时、王震、萧克都来了。”两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部队会合后，好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
会师第二天，任弼时、萧克致电中央，汇报与贺龙会师的消息。他们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不料１０月２６日军委来电，反对他们合并。电报说：
任萧王：
Ａ． 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的直接指挥。
Ｂ． 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
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军委的命令是要六军团继续充当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吸引和牵制敌军，以减轻中央的压力。二、六军团领导人共同研究了电报，认为军委的命令是不适宜的，于是联名复电：
军委：
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夏贺关任萧王
第三部分第１５章：甘孜会师（2）
事实证明，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也就没再坚持。根据军委指示，会师后的红军统一由红二军团指挥部领导。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六军团缩编为三个团，组织机构初步建立了。两军团会合后，表现出高度团结一致的精神。任弼时主持会议，严厉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受害和受打击的同志恢复名誉，驱散了蒙在干部战士心头的乌云。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县城，贺龙在家乡搞革命，如鱼得水，摆脱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死守一块根据地的被动局面，带领部队往返穿梭，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子打。贺龙生动地比喻说：“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我们随便可以出去嘛。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左倾路线）硬是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开大仓好？”
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国民党军大筑堡垒，封锁红军的出路。湘西大小土匪也各据一方，与红军作对。红军生活越来越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开始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六军团可算是一支最奇特和富有传奇色彩的队伍。在近２万人的部队中，不仅有红军指战员，还有背着烟枪的新兵、国民党军的中将师长、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传教士、白发苍苍的开明绅士和不满周岁的女婴。
红军来到湘西，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红军。但这里的兵源实在不理想。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交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他们从买卖鸦片中发大财，于是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日，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县境内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外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英国出生的瑞士人，虔诚的新教徒。怀着美好的理想，他自愿远渡重洋，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取孔子“克己复礼”的典故。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以其宗教热情，居然遍布中国最荒凉的角落，真是令人吃惊。这天，薄复礼和妻子参加了一个宗教仪式，从安顺返回镇远途中，与红军不期而遇，当了俘虏。
红军抓住这两个外国人，非常高兴。在他们眼里，这两个“帝国主义者”可以当作人质，让国民党拿钱来赎。萧克回忆：“坦率地讲，这时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只是红军开价太高，当审问薄复礼的吴法官（应该是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作者注）宣布要十万元赎金时，薄复礼不顾死活地喊道：“十万？不可能！”第二天红军攻占旧州城，又抓住了新西兰传教士海曼一家。红军释放了薄复礼夫人和海曼家属，但这两个传教士是不见赎金不放人的。
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薄复礼与红军改善了关系。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地名都是法文标的。萧克听说薄复礼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来。薄复礼回忆：“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２５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于是，他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萧克翻译，萧克仔细地记录。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工作之余，萧克问起薄复礼的身世，两人聊了起来。一位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
半个世纪后，当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北京采访萧克将军，谈起长征中的这一夜，萧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３２开本，只能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此后，薄复礼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红军分战利品时，也给了他一大块牛肉。行军中他的鞋坏了，吴德峰命令一个战士脱下套鞋给薄复礼，而那个战士却痛苦地赤脚走山路。后来，吴德峰还给两个传教士找了骡子骑，赎金也降到了６０００元。
在教会同仁的奔走努力下，一部分赎金送来了。红军决定释放年龄较大的海曼，押着薄复礼继续行军。这样，薄复礼随红二、六军团共同长征，横穿了整个贵州，进入云南。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１日，当红军行进到距昆明仅数十里时，薄复礼突然被萧克召去，他被告知：红军决定释放他。在送别他的晚宴上，王震对他说：“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已经看到，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的诬蔑。”萧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是不准用上帝去麻醉学生。第二天一早，红军就出发了。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在红军中度过的１８个月俘虏生活。
薄复礼回到英国，成了新闻人物。人们对他的传奇经历极感兴趣，请他去作演讲。但是出乎意料，薄复礼对大家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他再次回到中国传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如实的记录。这使萧克将军深为感动，他在为薄复礼回忆录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国民党师长是张振汉。１９３５年６月，二、六军团向湖北宜恩进军，国民党第４１师师长张振汉指挥４个旅的兵力来包围红军。贺龙将主力调到中堡，在运动中出敌不意，把张振汉的师部包围在一个山谷里。战斗打响，王震率５１团猛攻。贺龙打电话把王震拉下来，叫他不要硬攻。贺龙命令红军用迫击炮朝敌军打了几炮，敌军没想到红军有炮，乱成一团。贺龙指挥部队一个冲锋，歼灭这股敌人，张振汉也当了俘虏。据说张振汉的家属送来一笔钱，请求将张振汉放回去。贺龙认为张振汉对红军有些用处，对他以礼相待。张振汉感谢红军宽大，愿意为红军做事。红二、六军团成立了红军学校，张振汉当了高级班教员，为红军指挥员讲授战术原则和军事知识。他还能联系实际，用军阀内战的一些战例和自己与红军作战失败的教训结合军事教学，颇受欢迎。他部下的一些军官也担任了教员，对红军建设起了作用。后来，张振汉参加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一直到了延安。国共合作后，中央决定让他回家。张振汉回到长沙，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任长沙市副市长。
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当时他年近六旬，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动荡和黑暗，报国之心一直没有实现。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看到他家里有很多马列主义书籍，问他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周先生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也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大家问他：“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是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你赞成不赞成？”他说完全赞成。于是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１０００人，跟红军北上。到云南境内，红军前有云南军阀龙云、孙渡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赶。周先生与孙渡有旧，就写信给孙渡和龙云，晓以大义。龙云考虑再三，决定按兵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