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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在我们会合了。一、二、四三个主力方面军，也要大会合了。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起来，这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从今以后，我们的力量大大的增加了。蒋介石想阻拦我们的会合，企图消灭我们这一个再消灭那一个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我们三只铁拳在一条火线上合起来作战，一定更有把握，打更大的胜仗。一仗消灭敌人的几个师几个纵队，铲除一切抗日障碍！我们的力量团聚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验结合了。以我们这样巨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可以打大胜仗，而且可以吸引和威胁国民党的某些军队，首先是西北的某些军队来参加抗日战争，使抗日战争迅速发动，更顺利的粉碎日本强盗的侵略。我们会合的前途是极其光明的！
三、我们会合了，我们应该以会合的热情，最亲爱的团结，创造广大而巩固的西北抗日根据地。回想到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个别战士，曾经因为一些细小的事故吵起来，因为一、四方面军习惯上的不同，致使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些误解。现在这些事情是已经过去了，纠正了。现在已胜利的会合了，我们已经一致的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坚决的为执行当前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再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红四方面军全体战士准备好了用心的学习一方面军哥哥们的长处，希望我一方面军的哥哥，能够纠正我们的缺点，多多指示我们。同志们，携手前进吧！卖国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伟大会合面前发抖了！胜利就在眼前！
第四部分第１７章：会宁会师前后（5）
这份热情洋溢的文件是四方面军政治部起草的。即使是我们今天这一代人，读完后也被四方面军发自内心的感情所激动。四方面军的战士都以为，在经历了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长征后，现在他们终于到家了。
到达会宁后，朱德、张国焘在城里设立了总指挥部，迅速与陕北中央联系，通报四方面军的详细情况。尽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时损失了近一半人马，但他们的力量仍比一方面军强大得多。根据１０月１６日朱、张向中央的报告，四方面军的基本实力如下：
部队 人数 步马枪 驳壳枪 轻重机枪 花机关枪
４军 ５７００ ２４８ ５９１ ６２ ７２
５军 ４６００ １９３０ ３５ ５２ ３４
９军 ９０００ ３５９９ ３９５ ９２ ４６
３０军 ８０００ ３４１３ ３７５ ９９ ３５
３１军 ５０００ ３５５２ ４３０ ３８２ １２２
方面军直属队５０００
另外，四方面军有迫击炮２８门，机枪大多是四川土造，质量不好。十分之九的枪上没有刺刀，手榴弹每人平均只有１个，子弹２０发。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行军和艰苦生活，四方面军的生活确是极其困难的。据彭德怀９月３０日致毛泽东的报告，说：“他们到甘南有相当时日，但物质问题并未解决。战士尚多穿单衣，军帽已无沿。”２５日彭给毛的电报说：“四方面军物质问题异常困难，伙食钱根本没有发过。即须设法向外借款，如于一方面军开伙食费。”尽管中央指示彭德怀向四方面军慰劳了一部分粮食、棉衣和蔬菜，但只能解决一时之用。此时，四方面军却首先考虑中央的困难。１０月２１日，四方面军领导人把以前积蓄的财物派人送到彭德怀处。据彭致毛的电报称：“四方面军送来金子二百五十两，系首饰，金子每两值一百元。”这在当时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会合的热烈气氛很快过去了。双方恢复了平静。看起来大家都以礼相待，但是不像第一次会合时住在一起，行动在一起了。原来早在９月２１日会合之前，毛泽东就已经秘密指示彭德怀：“双方下级指挥员以不相接触为适宜，聂（荣臻）应指导界石铺部队作适当处置，仅团级干部以讲和态度与接防部队首长接洽，接防后归还主力，绝对禁止任何一方面军人员自傲与不友爱举动。”所以彭德怀谨慎从事，不做过分热情表示。
为使张国焘打消疑虑，前来会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９月２４日致张国焘的信中表示：“弟等与国焘间之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国焘兄对弟等有何意见，弟等均愿郑重考虑。”而对一方面军内部的指示，则是“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们感觉不信任。要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争取，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这些指示当然张国焘是不会知道的。会合后，他确实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中央的处置。会师第二天，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张国焘见中央没有夺去他的职务，不禁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
张国焘高兴的未免太早了一些。就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大家在互相问候交谈时，彭德怀悄悄找到了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的红军文工团团长、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９日的那个夜晚，李伯钊因为在四方面军部队演出，没能和一方面军北上，想不到与丈夫一别就是一年多。见到彭德怀，自然悲喜交集。彭德怀严肃地对李伯钊说：“党中央想搞一份张国焘在松岗（即卓木碉）会议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过来交给我。”李伯钊接受指示，很快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说明了中央代表彭德怀的意思。傅钟表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于是，他将黄超记录的《卓木碉会议纪要》交给李伯钊，转给了彭德怀。不久，这份绝密文件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第四部分第１８章：大军西去（1）
四方面军为何西渡黄河——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围剿陕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开展统战工作——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强渡黄河——毛泽东命令阻击南线敌军——张国焘总部未能渡河——四方面军打算西进开辟新根据地——宁夏战役无法进行——山城堡战斗——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与中央会合
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双方领导人也没见面，四方面军主力便匆匆向西北方向黄河岸边开进，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
长征刚刚结束，按理说红军主力应当一致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为什么要急于分开呢？确实有些难以理解。过去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意与中央会合，坚持其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擅自决定四方面军西进。彭德怀回忆：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３日，他与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徐（向前）、陈（昌浩）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第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的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他认为西路军的渡河和最后失败，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
历史是否如此简单？我们查阅一下军事历史著作的说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条写道：“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３０军渡过黄河。随后，第９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５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１１月５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第四方面军战史》中有更具体详细的记载。这样看来，四方面军西渡的行动并非张国焘个人决定，是由当时的多种因素造成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为了“攘外必先安内”，决心乘红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将红军围歼于陕甘宁的通渭、固原地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时，国民党的合围也将形成。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不愿打红军，又不能违抗命令，非常着急。他向毛泽东等通报消息，表示他将尽量拖延，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周恩来将这些情况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
国民党大兵压境，毛泽东心情格外沉重。红军又面临生死关头，他派彭德怀指挥西征战役，能否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并无很大把握。拿现有的红军力量去和蒋介石硬拼，不是毛泽东的作风。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殚精竭虑。一是想方设法延迟国民党军的进攻，二是为红军考虑新的出路。
从１９３６年８月到１２月“西安事变”前，毛泽东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８月１３日毛泽东派张文彬去西北军，随身携带给杨虎城和总参议杜斌丞的信。给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给杜斌丞的信中说：“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８月１４日，毛泽东派张经武往华北联络宋哲元、傅作义，在致二人的信中赞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表示红军愿与他们建立联系，做他们的后援。同日，毛泽东还写信给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师向宋转达希望南京当局转变反共立场，恢复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愿望。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向蒋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确表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８月２６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已开始有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要潘充当密使，去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９月８日潘汉年启程时，携带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建立统一战线的态度，并请她将潘介绍给孔祥熙、孙科等国民党要人，打通上层路线。
９月８日，毛泽东又写了三封信。一封致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时邵在报纸上发表剿共言论，毛泽东指责他“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另一封信给围困红军的国民党将领王均，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德）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