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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被扣的消息传到西安，引起巨大的震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主张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救出少帅。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则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杨虎城也犹豫不决。周恩来仍坚持和平解决。坚持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抵抗南京方面的压力。但头脑发热的少壮派不听劝告，反而转过头来怨恨王以哲等主和派。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孙铭九等刺杀王以哲。张学良被拘禁和王以哲被杀，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也控制不了西安的局面，底下的将领各奔前程，“三位一体”终于瓦解了。周恩来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挽回。１９３７年２月８日，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西北军被拆散调防。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站住了脚。虽然毛泽东担心蒋介石翻脸不认人，做了最坏的准备。但蒋介石终究没有再组织围剿陕北苏区，而是与周恩来开始了红军改编的谈判。
西安事变的结局如此，真是当初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这其间国、共与张、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至今还有一些秘密无法解开。时隔六十多年后，当记者采访唯一健在的当事人张学良时，他还是不肯开口。究竟是往事不堪回首，还是以基督徒的胸怀宽恕一切？张学良明确表示的只有一点：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他也不会如此坎坷一生。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1）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困境——西进与东返之争——中央希望西路军在河西占有根据地——张国焘要西路军服从中央决定——青海二马围攻西路军——甘浚堡突围——高台战斗董振堂牺牲——血战倪家营子——徐陈激烈争论——中央组织援西军——西路军失败——石窝会议——西路军分散突围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和红军的处境峰回路转。但是对西路军来说，却是雪上加霜。
古浪之战失利后，西路军继续西进，到了永昌和山丹。在永昌与马家军打了一个月的消耗战，西路军的处境日见恶化。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处于劣势的环境下，红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马家军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而红军没有根据地，兵员伤一个少一个，弹药也越来越少。红军想在战斗中从马家军身上缴获子弹，但敌人也很狡猾，冲锋时带的子弹很少，打完了再回去补充。永昌城的攻防战中，红军伤亡相当大，城中的各个庙宇、空房中都住满了伤员。河西地区没有革命活动的基础，多数百姓都在红军到来之前跑光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开展不起来，冬天必需的皮衣、棉衣没有着落。河西走廊地区此时已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早晨气温是零下１６摄氏度，午间才零下２摄氏度。从鄂豫皖和通南巴来的红军还没经历过西北的严寒，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片光秃秃的肃杀景象，只有沙漠、戈壁滩的大石头，极少树木，柴禾都很难找到。红军中不少人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
这里的环境很不适宜红军作战。红军战士李新国回忆说：“当红９军到达永昌时，３０军已向山丹前进，只留下８８师，红５军也已进到山丹。此时，西路军的部署形成了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达一百多公里。这是一个狭长地带，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宽仅四十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邻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地形对我步兵活动很不利。”而马家军骑兵则是来去如风，随时可以找红军的薄弱部位打。他们骑马，红军步行，肉搏吃亏，追击又赶不上。与当年在苏区时，真是无法相比。
还有更令人头疼的事：在古浪之战中，“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察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分的神经系统”。到永昌时，各军只有一部电台与总部联络，电台的缺乏给西路军后来的作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西路军在永昌的消耗战，使徐、陈感到如此下去不是办法。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６日，陈昌浩、李卓然等给中央的电报请示：“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州）、永（昌）、凉（州）线过冬。”这封电报没有徐向前的签名，说明西路军领导内部意见不统一。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永昌，西路军将士一片欢呼，士气空前高涨。而马家军则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红军向马家军阵地喊话：“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我们捉住了，不要打了，我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马家军只是朝红军打冷枪，但却不再向红军进攻了。
怎样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摆脱被动，求得新的发展，西路军领导展开了热烈讨论。１２月１８日，军委主席团发来指示：
徐陈：
甲、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乙、试与诸马谈判下列问题，永昌以西之马军准其安全东退，永昌以东之马军不向永昌以西进攻，红军不向永昌以东进攻。
丙、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军委主席团
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很快，正当西路军领导讨论西进问题时，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又来电报让西路军东返。因为此时南京政府调集大兵进逼西安，张杨欲与红军联合抗击，为了保障西面兰州方向的安全，牵制胡宗南部，打算调西路军策应。但是在西路军领导会议上，徐向前等多数人反对向东，坚持西进打通国际路线。徐向前等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路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２０摄氏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２０００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根据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都是不利的。”陈昌浩则主张无条件执行中央指示，向河东去。争来争去，还是西进意见占了上风。陈昌浩综合两种意见，向中央汇报：
毛朱张：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
三、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以下可采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
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徐陈李李曾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２时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2）
中央收到电报后，２４日复电徐陈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于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同日，毛泽东还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向他通报了西路军的要求后，要周“向张（学良）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可是于学忠在兰州自顾不暇，哪有力量去支援西路军？毛泽东的要求根本无法兑现。
徐陈为何不愿东返呢？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陈述了一部分理由。但是多年之后陈昌浩谈及此事时，又说出了一些内心的想法：“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
既然中央下了东进命令，徐陈便开始集合部队准备返回。这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１２月２７日，军委又来了一封极为乐观的电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徐向前说：“由此可见，中央那时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一时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在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罢了。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
西路军过河后，中央并没有让西路军大步奔向新疆，而是要西路军就地建立根据地。多年之后，徐向前才明白其中奥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谈判开始进行。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亟需得一人口稠密、物质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
当时徐陈远在千里之外，消息闭塞，不知道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对蒋介石的支持。但是中央心里明白，与其让西路军西进，还不如就地坚持，与河东红军互为声援。万一陕北待不下去，河西走廊不失为一条后路。这就是毛泽东在１１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脚踏两边船”的方针。
１２月底，西路军以５军开路，９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３０军殿后，向高台、临泽开进。为了避开马家军骑兵，红军每天都是夜行军，冒着零下２０摄氏度的严寒，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默默地前进。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红５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两个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及两连骑兵共三千余人，一举攻克高台县城。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被红军收编。徐陈见这一带粮食较多，打算休整一个时期再走。陈昌浩听说高台以西的路程十分荒凉难走，心有疑虑，于１月４日向中央军委请示：“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他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阻扼二马；或令３１军、４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但他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１月５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