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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军委并致彭任林刘萧郭王陈炳辉：
（一）西路军弹药将尽，最近战斗主要靠白刃格斗，但刀矛又少，体力亦不强，不及敌兵强悍。敌四周封锁，日夜被迫与敌血战，每次伤亡多则数百，少则数十。卫生材料早已用完，彩病号安插后均被敌屠杀。现敌洞悉我军弹药无法接济，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正加紧封锁并企图乘虚短期歼灭我军。马敌已派兵配合民团实行封锁要道，转移困难。近有个别军连干部逃亡。
（二）在上述紧要情形下援军早到一天，则我无上英勇红色之战士少受一天之损失。万一援军来迟，前途危险堪虑。
（三）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前天无水，而绝不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同时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更有效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之精神，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事急，时盼望速复。
徐陈李
中共中央当日复电西路军，指出：“中央现在决定派队向你们增援，利用各种其他方法帮助你们团结干部，激励士气。”同时指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于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的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最着急的是张国焘。３月４日他又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西路军，但不是教徐陈如何摆脱困境，而是要他们改正路线错误，接受中央的批评。电文如下：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
（甲）希望你们能够依照中央三月二日指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
（乙）你们上次来电中说到你们所受到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丙）说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了不正确之估计。
（丁）要求４军、３１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戊）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要从自己手里失去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呀！
张国焘
第五部分第２１章：兵败祁连山（6）
３月５日，西路军领导人决定放弃倪家营子，乘着夜色的掩护向祁连山转移。马家军骑兵跟在后面穷追不舍。３月８日，西路军进至临泽南接近祁连山的东流沟、南流沟和西流沟。这是三条低洼的古流水沟形成的一片狭长地带。每条流沟里都稀稀落落分布着一些房屋。周围是戈壁滩和沙漠。西路军此时尚有８０００人，３０军和９军把住流沟两头，总部机关住在中间。听到中央派出援军的消息，疲乏不堪的红军战士心中又有了一线希望。徐陈决定在这里固守待援。第二天天刚亮，马家军的骑兵就卷着滚滚烟尘追来了。西路军被分割在三条流沟里，整天被敌人的人海战术轮番进攻。尤其是红３０军被敌人分割在几个围子里，相隔不远但却不能往来联络。红军一天要顶住敌人三四次进攻。还是用大刀拼杀。８８师师长熊厚发在察看敌情时被流弹打断左臂，仍然提着马刀指挥作战。在三条流沟的四天战斗中，红军每天都要伤亡几百人。红３０军也打成了空架子，与９军一样都只剩下不足千人。粮食也吃光了，３月１１日夜里，总部命令９军的两个团（近千人）里应外合，接应３０军余部杀出重围，与总部会合后向祁连山口的梨园口退去。
梨园口是入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间有些民房。徐向前命令９军政委陈海松带两个团约千人把守山口，掩护总部和剩余人员向山里转移。９军在山口旁的小山顶上集中防御，还没修好工事，敌人骑兵又追到了。祁连山的山头不像四川的大山那样陡峭和易守难攻，而是一片缓坡，骑兵一个冲锋就到了山顶。为了守住山口，９军与马家军展开了最后的战斗。在陈海松政委带领下，红军战士光着膀子，挥舞大刀，与敌人骑兵拼杀。因力量悬殊，不到半天，９军仅存的这些人全部战死。军政委陈海松、２５师政委杨朝礼等都壮烈牺牲了。敌人又向３０军猛攻。为了掩护总部和伤员转移，３０军战士又与敌军骑兵殊死战斗。这一天红３０军主力２６４团全部拼光，２６３团也大部阵亡。
３月１２日夜里，徐陈向中央告急。
军委：
（一）西流沟激战四日五夜，敌集团强攻，我火力弱，死战堡内外。又因无弹少粮，昨日我伤亡七百名。早移梨园堡，寨房小，又多近山，敌三个骑旅及步兵两三个团随至猛攻。
（二）９军子弹每人只有几发，损两个多团，海松牺牲，玉清、厚发等带彩。行百里到番地康龙寺。敌骑在白天扑灭我２６４团全部共三四百人，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
（三）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员，无日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过大，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
徐陈 １２日１时
中央当天答复徐陈：“你们现已处于特殊情况之下，已不是一般方法所能解决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殊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力量的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两种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率现存三团人员向蒙古边境冲去。（二）率现存的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需将伤病员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势，均须轻装，均须采取变化不测的战术。”中央这个指示，是允许西路军化整为零，不再与马家军硬拼了。
西路军从南流沟撤出后，尚余不到３０００人，跟随徐陈的只有３０军和机关的千余人。部队原来计划向红安寺进发，梨园口一打起来，总部又改变向康龙寺转移。结果妇女团在前面出发去红安寺，脱离了总部和部队，半路上被马家军打散。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均被马家军俘虏。西路军余部到了康龙寺，马家军又追上来。在康龙寺南山恶战一场。红３０军著名的“夜老虎团”２６５团和２６７团又遭受重大损失，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带上全军的经费寻找总部，不幸遭敌包围，壮烈牺牲。
３月１３日康龙寺之战后，西路军终于失败了。徐陈收拾残余部队，连夜向山里行军。３月１４日天亮到达石窝一带。这里是一片青石山沟，石缝里长着稀疏的灌木和野草。在较大的一座山上有一片光石崖，崖下有个大坑，坑中有一块巨石，大家给这个荒凉地方取名叫石窝。红军到了山上，马家军又随后赶来了。李先念、程世才带领３０军剩下的几百人边打边撤，掩护总部和其他同志上山。马家军看天色黄昏，不敢夜战，便在山下扎营。
在石窝子，西路军高级干部都聚到一起。大家都伤心落泪。但是敌人仍然紧追不舍，明天再打就会全军覆没。必须要拿个主意，否则只有等死。天黑之前，陈昌浩召集军政委员会会议，提出分散活动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这样目标小，总有能活着回去的。但是具体怎样办？程世才回忆：“陈昌浩是这样说的：１、现在是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点力量，待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２、军队只剩这么多人，昌浩、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去。陈提出来后，向前同志反对离开部队，还要与部队一起走，死也死在一起。当时各干部同意（徐陈）离开部队，减少目标。不过干部同意不是主要的，决定权在昌浩，最后昌浩决定他两个离开部队了。３、任务分配：３０军剩下千把人，为左支队；由世才、先念、（李）天焕带走左翼打游击。９军剩下三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为右翼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走右翼大山上打游击。总部直属队剩下大部分干部与３０军一路去打游击。这时候真是惨痛到极点，大家都在流泪。会开完后，各自回去组织部队准备天黑行动。”
徐向前听了陈昌浩宣布的决定，心里十分痛苦，也很矛盾。他回忆说：“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
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散了。幸存的红军有的合成大股，有的零星活动，各奔前程。等待他们的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和生死未卜的道路。
第五部分第２２章：历尽磨难与艰辛（1）
徐向前历尽艰辛返回延安——陈昌浩走了弯路——孙玉清不屈就义——“补充团”的非人折磨——红军女战士的悲惨遭遇——中央积极营救——西路军余部向新疆前进——陈云在星星峡迎接西路军
１９３７年３月１６日夜晚，徐向前和陈昌浩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悄然离开西路军，向着陕北方向走去。为了躲避马家军骑兵，他们昼伏夜行。走出祁连山时，徐向前命令警卫参谋陈明义、肖永银带警卫排就地打游击，大家分散行动。陈、肖等人只好服从命令，徐、陈只留一个保卫干部同行，化装前进。到了西洞堡，他们停下休息，叫保卫干部去找水喝。天快亮了找水的人也没回来。徐向前估计他出了问题，便拉上陈昌浩赶紧走。第二天他们到了大马营投宿，找到一位在当地行医的湖北人家。陈昌浩遇见老乡，十分高兴。这个老乡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陈昌浩上路，陈说太累，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想：你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于是征得陈的同意，徐向前一个人先走了。
为了避开马家军的搜捕，徐向前在路上尽量不与任何人接触。晓行夜宿，匆匆赶路。他身穿破烂的羊皮袄，又黑又瘦，好像戈壁滩上的羊倌。饿了找老百姓家讨口饭吃。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他遇见了特务营的曹营长，跟他一道走。过了黄河，走出了马家军的地盘，徐向前的心才略微轻松一些。到了打拉池，徐向前拿一枚金戒指换了棉袍和衣服，与曹营长翻过六盘山到了平凉城，他们打听到红军离这里很近，立刻就朝北山方向赶去。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见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４军参谋长耿飚，悲喜交集的心情，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第二天，徐向前被护送到镇原的援西军总部，见到了刘伯承。这是４月３０日。经过一个半月颠沛流离的日子，徐向前终于回到了家。几天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慰问：“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徐向前的回归，算是西路军中比较顺利的。根据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派人到凉州寻找陈昌浩，但没有找到。原来他在湖北老乡家病了一场，养好病之后，也许是败军之将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没有回延安，而是长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区，想在那边重整旗鼓，再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来。但当地的形势也不好，陈昌浩才回了延安。他到延安时已是１９３７年的１０月，正值延安批判张国焘路线的高潮。陈昌浩受到中央的严格审查，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这位曾在红军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物，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徐陈走后，剩下的１０００多西路军干部战士只好自行安排。根据石窝会议决定，西路军副总指挥兼９军军长王树声和参谋长李聚奎、５军军长孙玉清带９军残部４００余人走一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卓然、李特、黄超、曾传六等和总部机关干部随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以及３０军剩下的１３００人走一路。
王树声带着９军剩下的骑兵一起走，由于连日疲劳过度，骑在马上的人都睡着了。等到醒来，部队都跑散了。只剩下王树声和杜义德等２０人翻山越岭钻山沟，走到第三天，原以为摆脱了敌人，没想到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