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悦蠖囊庀颉：慰鑫髀肪衷馐苋绱瞬彝吹氖О埽艺套栽穑抟庥胨吮缏凼欠恰Ｒ虼宋蚁Ｍ话阃荆ㄐ难埃焯止スぷ鞯拇砦螅俨豢捎蟹粗醒氲谋硎尽！薄 �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更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三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据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２日４军政治部给前总的《四、五、六三个月４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中反映，当时４军逃亡现象比较严重，共跑了１３１人，其中不少是干部。许多干部惶恐不安，上级调干部去学习，就怀疑自己“有问题”，“恐怕是犯了错误”。有的借口“不识字”、“学不进”，拒绝离开部队去学校。３１军的情况也差不多，军政委郭述申在５月１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４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８６名。主要原因由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逐步扩大，在二方面军中也搞起“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当时二方面军部队驻云阳，“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小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１９３７年４月３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原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4）
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上将在建国后曾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做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个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方针路线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我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现在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回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到第二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
但是，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走漏了风声，被红大的人渲染成“暴动”和“谋害毛主席”，报告给校长林彪。经上级批准，许世友等人被红大校方和政治保卫局来人拘禁。经过审查，“谋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枪逃跑”。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的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６月９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
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作了反映。张国焘回忆：“负责审理四方面军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短期监禁。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三个月后，９月２５日，任八路军第１２０师３５９旅旅长的陈伯钧来延安看望老战友，与罗瑞卿、刘亚楼等共进晚餐。“饭后又回抗大，遇四方面军干部王树声、许世友、詹才芳等，简单说了几句话。”说明许世友等此时已恢复了自由。
毛泽东听了董老的汇报，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中央批判张国焘，但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应当好好团结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息事宁人。这时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听了徐关于西路军情况的汇报后，要他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些工作。当时徐向前的处境也很不好，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后来许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战功。实践证明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如３７年在红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还要讲。……关于红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人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一个教训：是过火斗争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搞过火斗争。毛泽东的这番话明确否定了红大“暴动”事件，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平了反。
红大事件后，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有所降温。张国焘自己觉得颜面扫地，没法干下去了。他说：“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果然，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后来中央给张国焘安排了临时的工作，由抗大教务长成仿吾出面，请张国焘到抗大讲政治经济学。
１９３７年８月，陈昌浩回到延安。他见到张国焘，满面羞愧，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在中央书记处责令下，他写了长达７万言的报告。中央以《陈昌浩同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为题，于１０月５日发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审查。
陈昌浩的报告共分９章，在叙述了西路军自渡河以后的征战过程和一系列决策经过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他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有四点：一、马步芳、马步青为保持其领地而和红军死战；二、民族矛盾致使统一战线工作无法进行；三、二马在骑兵与数量上占有优势；四、我军在武器、地形、气候与战术上的诸多不利因素。在主观原因上，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影响，自己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在战略战术上连续失误，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导致西路军的失败。但是他声明：“西路军指战员为着党中央与军委所赋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没有灰心失掉，没有投降困难。而为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他说：“虽然西路军对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犯了很大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中央不能接受陈昌浩的报告。因为毛泽东已经给西路军下了结论。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写道：“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在中央的严厉批评之下，陈昌浩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这次他来个全盘自我否定，上纲上线地把自己与张国焘路线联系起来。他写道：“中央正确路线与国焘错误路线是绝对相反的，而不可调和的。前者是领导革命到胜利之路，后者是领导革命于失败之路。革命历史证明得很清楚：如果政治路线正确，环境虽劣，自力虽小，可以导革命于胜利；虽一时受到挫折，而终结必归于胜利。如果政治路线错误，环境虽好，自力虽大，可以导革命于失败；虽一时幸而胜利，而终结必归于失败。五次围剿中央红军虽受挫折，而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实现，这是中央路线一贯正确之铁证。四方面军虽有川陕苏区之胜利，而川陕苏区之自动放弃，南下基于挫败，番区之无出路及西路军之严重失败，这是国焘路线完全错误之标志。西路军既然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就不是执行中央路线。”
陈昌浩以虔诚的认罪态度，将所有的帽子都扣在自己头上。他的盲目检讨起了反作用，中央认为他言不由衷，很不老实。徐向前也反对陈昌浩这种唯上是从的作风，在回忆录中说：“西路军第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理，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陈昌浩一错再错，不但没有为西路军挽回名誉，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在发言中基本重复了３月批判张国焘的那些话，指出张国焘路线实质上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因“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山西抗日前线，批判张国焘路线告一段落。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陈昌浩则继续反省。１９３９年８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右臂，陈昌浩随行离开延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