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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第２４章：张国焘出走（1）
张国焘家人团聚——陈云组织西路军干部学习军事技术——邓发在新疆主持批判张国焘路线——李特、黄超之死——张国焘出走——周恩来等对张国焘进行最后挽救——张国焘叛变——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形成，使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１９３７年８月，根据国共双方谈判的协议，决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分三个师奔赴抗日前线。后方组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因林老去西安搞统战工作，张国焘又做了代主席。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主管一些后方工作。如征收公粮，抚恤军烈属、残废军人和管理边区财政事务。张国焘情绪低落，很少管事。日子过得很无聊。虽然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很多会议他也不去。应该指出的是，他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边区政府所在地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当年传教士修建的。张国焘住的房间有地板、弹簧床。而当时延安街道只有一些破旧的小房子。绝大多数人上至毛泽东，下至老百姓都住窑洞、睡土炕。张国焘的隔壁住着秘书长伍修权，张国焘总疑心伍修权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后来伍修权在回忆录中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这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义，看张国焘是否搞鬼。……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
在政治上，张国焘是一个失败者，但在个人生活上却得到了补偿。１９３７年９月，与他分离七年的夫人杨子烈得知张国焘的消息后，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延安，与张国焘团聚。杨子烈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张国焘去鄂豫皖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上海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杨子烈没有生活来源，靠劳动自食其力，学会了产科护理。几年来，她一直躲避国民党的搜捕，历尽千辛万苦。但她一直在等着张国焘，没有改嫁他人。她的到来无疑对张国焘是极大的安慰，也使张国焘过上了一段安定的家庭生活。不久，他们９岁的儿子也从家乡来到延安，一家人得以团聚。
在延安，张国焘一家共享天伦之乐。毛泽东忙着指挥八路军抗日斗争。张国焘以为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在公开场合，他们相互之间还比较客气。张国焘在党内还坐在前几位上。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特别指出：“党之所以不可战胜，再一条原因在于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干部。他们才能非凡，智勇双全。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陈云、林彪、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同志，还有许许多多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优秀同志，通过所有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些同志以及正在成长的一代新人，将领导我们走向最终胜利。”斯诺解释说：“由于这些提名似乎同长征的主要提法唱的是反调，以前我没有使用它们。但今天看来，这些话语也许具有某些历史价值。毋须提请读者注意毛排列这些人名的次序，也毋须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其中包括那些毛不久之前刚刚与之作过斗争，并将再次与之斗争的人，更不用说那些被删掉的人名了。”
斯诺所指这里被毛泽东赞扬而后打倒的人，包括张国焘。这也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张国焘的处理是慎重的。还没有把他归入敌人之列。
１９３７年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又在遥远的新疆开展起来。这是在中央代表邓发的主持下，在原西路军驻新疆人员中进行的。
１９３７年５月，西路军工委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西路军幸存的干部战士４００余人到达新疆后，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热烈的欢迎和妥善的照顾。他们到了迪化（乌鲁木齐），进行休整。陈云同志非常关心西路军同志，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还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为了在新疆安心住下去，陈云与新疆督办盛世才商量，将西路军人员编为“盛督办新兵营”。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并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此时对红军的态度还是不错的。有了编制和称号后，陈云把大家组织起来，进行学习。他亲自给大家讲课，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政治时事。这些经历多年战斗的红四方面军同志，大多文化水平较低。陈云的课使他们感到很新奇，很多道理还是头一次听说。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有人只会说：“无产阶级是穷人，资产阶级是有钱人。”陈云同志运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给大家解释阶级学说。至于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路线是什么，就更搞不清楚了。当讲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很多人误解为敌人在这边是一条路线，我们在另一边打仗就是两条路线。陈云感到，张国焘的愚民政策真是害人，只有把这些同志教育好，才能提高他们对错误路线的认识。陈云对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但他掌握着一个界线：不谈张国焘路线，也不指责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犯了错误。因此，他与西路军同志的关系相当融洽，大家对陈云都很尊敬。
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陈云还组织大家学文化。原来在四方面军中，有文化被看成是危险的事。张国焘对知识分子一贯是怀疑和不信任的，对有不同意见的往往是残酷打击，甚至安上“改组派”、“第三党”的罪名杀掉。因此，在广大指战员中形成这么一种观念：“没文化比有文化好”，“没文化一样打胜仗”。陈云耐心教育大家，学文化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只有学好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大家思想通了，学习很卖力。他们自选教员，自编教材。官教兵，兵教官。李先念政委尽自己的能力，为战士解答疑难问题。后来延安来了几位干部，有几位从苏联回国的干部，也来给大家上文化课。为了将来上抗日前线，他们还学了一些战场上实用的日语，如“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学文化在“新兵营”中形成了一股热潮。
１９３７年秋天，陈云同志向大家宣读党中央电报指示：“严守纪律，安心学习。”根据陈云与盛世才协商的结果，红军战士分成几部分，学习军事技术。据１９３９年的统计，学汽车的６７人，学装甲车的５０人，炮兵８７人，无线电２４人，空军４２人，兽医１０人。还有派往苏联学情报工作的２０多人。他们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掌握了一门军事技术。回到延安以后，他们多数被派往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批炮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创建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了特种部队，真是如虎添翼。这些成就还要归功于西路军同志在新疆刻苦学习的结果。
遗憾的是，陈云和西路军的同志相处了不到半年就分开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４日，一架来自苏联的飞机到达迪化。上面坐着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王明接见了西路军同志，简单讲了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话，便叫陈云和他们一起上飞机回延安。大家与陈云依依惜别。
过了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来到迪化，接替陈云的工作。邓发来新疆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在西路军人员中开展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向大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主要精神，在大家心里造成了很大震动。虽然他们知道张国焘在延安已经受到批判，但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张国焘毕竟是他们多年的领导，他的影响不是一下就能消除的。西路军工委的负责人遵照中央的决议，进行了学习讨论。张国焘平日的错误行为和作风，他们是了解的。１１月２７日西路军工委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张国焘路线作了第一次批判。
《决议》指出：两年来一切政治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同时证明了国焘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机会主义的。他当时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此他要红军退守到偏僻地区，等待革命形势到来。由于他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完全违反了党中央的路线，结果竟走到公开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领导一部分红军南下退到西康躲避起来。
由于国焘同志政治上的错误，一直走到组织上分裂党的行为，以致成立第二中央。这种行为是完全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在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领导下面，曾经采取了许多非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方式。特别是公开贴标语反对党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滥用职权撤销军委主席朱德同志的职务。甚至用肃反的办法代替党内思想斗争，来对待拥护中央路线的同志，如王透、胡底的被捕。
《决议》认为：国焘的南下退却路线及成立第二中央的违反党组织原则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昌浩同志亦是当时的主要负责者之一。这种错误的结果，是直接削弱了当时红军的力量。西路军的失败是与国焘同志的错误有密切联系的，如西路军对党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及争取敌军工作之指示没有坚决执行，这也是造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党中央对于开展反对国焘同志这种退却路线与错误的斗争的领导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大家坚决一致的拥护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要求继续开展与深入这个斗争。
但是邓发对这个《决议》很不满意。因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西路军工委的同志们都保持沉默，或者根本不承认。如中央说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没有人说一句。张国焘土匪主义的问题，也只说是工作方式不对。对西路军问题，没有人说是张国焘叫四方面军渡河的。这说明，在新疆的同志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南下和退却路线问题，他们是从实践得来的结论，他们也反对过张国焘。但是他们没有把张国焘当作敌人，认为他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对他抱着一种批评帮助的态度。经过请示之后，１２月初，邓发宣布中央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等西路军指挥员回延安。部队交邓发同志管理。留在迪化的西路军高级干部只剩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５军政委黄超。
第五部分第２４章：张国焘出走（2）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底，李先念一行回到延安。几天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毛泽东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毛泽东好好安慰了他们一番，让他 们在延安修整、学习，程世才等将西路军的经历写成《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供中央领导人审阅。不久，他们被派往抗日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
１９３８年１月，邓发在迪化组织大家进行第二次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学习，并就张国焘的问题作了长篇报告。这在西路军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事人回忆说：“刚开始，多数人思想转不过弯子，有的只承认西路军失败是军事上的错误，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邓发同志亲自给排以上干部每星期上两次政治课，解释反张国焘路线问题及党对时局宣言，并向全体同志讲党课，进行思想教育。从而同志们政治觉悟大大提高。虽然有个别人怀疑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但经解释和学习后，大多数人已有正确认识”。
这次学习的具体过程，已经不清楚了。但是目前还能看到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邓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这是一篇很长的讲话，其中主要问题与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的内容相同，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同志的一些认识问题和邓发的评价。
讲话的第一部分，邓发强调了国焘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他说：在沙窝会议，中央曾指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便有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批评了四方面军没有执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群众关系不好，没有建立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