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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４月２２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４月２４日的信中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１９３８年５月５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全文如下：
《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主席 林伯渠
为了表示对叛徒的鄙夷，这个命令并没有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广告栏中用一小块并不显眼的地方刊登的。张国焘１８年的革命生涯，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开始，最终以“叛徒”的名称画上了句号。
第五部分第２５章：光明与阴暗（1）
毛泽东总结对张国焘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央指示正确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毛泽东论团结使用干部——张国焘沦为国民党特务——解放前夕张国焘被国民党抛弃——张国焘撰写回忆录——张国焘之死
张国焘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了。从他叛变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一条阴暗坎坷的道路，直到人生的终结。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则不断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国焘叛逃时，为了严守秘密，竟然瞒过了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夫人杨子烈。当杨子烈一天天在写日记中打发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时，中央已经作出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一天，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把杨子烈召到他的办公室，正式通知她说：“子烈同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国焘走了！”
怀孕六个月的杨子烈感到被抛弃了，心如刀绞。陈云告诉她说：张国焘从汉口给她来了一封信，问她去不去。杨子烈有顾虑，说回去考虑一下。但是当她向陈昌浩等人求助时，他们都躲避不见。杨子烈从首长夫人一下变成了叛徒老婆，感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
第二天杨子烈找到毛泽东，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大功臣。”对张国焘的家属，中央是仁至义尽的。几天后，原来准备送往苏联学习的张国焘长子海威被专程送回，与杨子烈团聚。
当杨子烈准备妥当，去要求毛泽东批准放行时，毛泽东对杨子烈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和妹妹杨子玉，坐在颠颠簸簸的卡车上，离开了居住不到一年的延安。
张国焘被开除出党后，党中央又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张国焘路线。与以前不同的是，批判重点从清算张国焘的罪恶转变为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和革命队伍中的全体同志。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接见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时，几次提到张国焘的问题。他列举张国焘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后说：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他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关于干部政策，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够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毛泽东指出：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只有克服了它（张国焘路线），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张国焘的叛变教育了全党，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管张国焘在党的历史上有很老的资格和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叛变使过去跟随他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受到了大家的谴责和唾弃。当时跟他一起出走的警卫员，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也与他划清界限，回到延安。所以张国焘的叛逃非但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反而成为纯洁党组织和教育全党的好事。如果张国焘留在党内，与他的斗争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毛泽东说：“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朱德总司令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所采取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为我们的军队招致严重的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的人的生命，但绝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
如何团结和使用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却是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问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４军和３１军）纳入１２９师编制，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去了太行山。徐向前副师长、倪志亮参谋长和一部分干部随军出征，还有相当一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留在边区不好分配工作。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与张国焘关系密切，不能使用的，如原９军军长何畏，后来叛变投靠张国焘去了。一种是部队打光了，不好按原有级别安排。西路军的军、师长们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有的原来是营、团级干部，回到陕北又从战士重新干起。李先念原来是３０军政委，回到陕北后只给安排了一个很低的营级职务。毛泽东听说后，认为这样对待李先念是不公平的。他把李先念找来谈话，热情鼓励他，并交代给他任务：要他以中共豫鄂边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回鄂豫皖老区去再把队伍搞起来。李先念深受感动，带上几十人再次踏上征程，开始了新的战斗。
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无辜判刑的同志被释放后，暂时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洪学智当了抗大第三大队一支队的支队长，许世友当了抗大的校务部副部长。可这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是个光杆管理科长。他的战友邓岳（解放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回忆说：“毛主席放出他（许世友）以后，让他在红军大学当管理科副科长，手下没有一个人。胡子拉碴，没有衣服，没有被子。住的那间小破房，连我现在的车库都不如。我当时给了他一床被子，又把我的一套衣服送给他了。有时弄点酒，弄点肉，他就来吃一顿。喝酒用碗，一吃肉就是一大盆。”
最受委屈的还是西路军干部。原红３０军参谋长黄鹄显被马家军俘虏后，想办法逃出来，回到了陕北。但是有人说他有“叛变”嫌疑，说他曾带着马家军找西路军埋藏的枪支。就凭着这些传言，黄鹄显被关进清凉山看守所“审查”。关了一个时期，没有证据，才被释放。以后到八路军总部当作战科长。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黄鹄显勇猛善战，很受林彪重视，打算破格提拔他当师长。在打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时，林彪还特别提到黄曾受过“审查”的事，在毛回电同意后，林彪才放心大胆地使用黄鹄显。
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被俘后，被强迫嫁给马家军一个团长。王泉媛死不屈服，终于找机会逃脱了马家军的魔爪。当她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已经是１９３９年３月了。她要求归队，却遭到拒绝。办事处的人告诉她说：根据上级规定：西路军失散人员“一年之内回来的收留，二年之内回来的审查，三年之内回来的不收留”。说完，给了她５块银元当路费，把她送出办事处大门。王泉媛九死一生跑回来，组织竟然不要她了，她伤心得泪如雨下，只说：“这里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组织转达一句话，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第五部分第２５章：光明与阴暗（2）
红四方面军干部因张国焘的影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是相当大的。但是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叛变，绝大多数同志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尽管他们的职务降得很低，不受重用，不能到前方带兵打仗。但是他们没有怨言，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干部，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的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公开提出来，并且一定要处理好。在１９４２年７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专门讨论对待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作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拔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期间，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