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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不少布匹。”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如同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于是，土司的全部储藏，统统被红军搬了个干净。
在川西北这片广阔荒凉的藏民区，粮食就是生命。埃德加·斯诺描写道：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靠枪才能得到食物，红军被迫为几头牲畜而打仗。毛泽东告诉我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买一头羊要搭上一条人命。’他们从藏人的地里割青稞、收甜菜、萝卜等蔬菜。他们就是在这样极其缺乏给养的情况下过了大草地。‘这是我们欠下的唯一外债，’毛泽东幽默地说：‘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东西。’”
红军筹粮的行动，使本来就很紧张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冲突和矛盾上升为武装的对抗和战争。在诺那活佛和土司头人的鼓动和指挥下，藏民采取各种方式进攻、袭击红军。有的组成骑兵队伍，在草原上流动作战；有的隐匿山林，向红军打冷枪；有的专门捕捉杀害红军的伤员和掉队者。
７月２日，童小鹏跟随红一军团从卓克基向松潘进发。行军首先要找向导，但所到之处，村庄空无一人。只好沿着先头部队的脚印往前走。忽然，“见大片雪山拥于眼前。至见先头部队从雪中踏过时，大家都奇怪地说：为什么以前爬小雪山都很早知道，今天爬大雪山都不晓得？原来是因为这一带藏民都逃避一空，无从调查路线”。艰难地翻过雪山，原定到一个叫岔嘎的村庄宿营。“因前面桥梁为藏民破坏，中途遇先头师折回绕路，我们也折回上山，在仓德宿营。”（当地的河都不宽，但水流湍急冰冷，徒涉很快就会冻僵被水冲走，所以没有桥就无法过——作者注）这一天只走了３０里。
７月３日，他们从毛儿盖向波罗子前进。“出发还未走十里，藏人在途中捣乱了，只得停止对付他，约战一时余，才将其击退，被其击伤几人，马两匹。前面部队还没到波罗子，因波罗子附近之桥被藏人拆断，正在搭桥，只好在途中宿营起来。渴望着的波罗子又未到。”这样的行军真够让人恼火的。
萧锋所在部队６月３０日从梭磨出发。“这一带山路两旁都是原始森林，看不到藏民，只听到森林里‘呀罗，呀罗！’（杀汉人的意思）的叫喊声。通讯连一个班长和两个战士外出架线时，被藏族头人的反动武装杀害。”“沿途土司头人的反动武装，经常躲在树林里打冷枪，袭击、捕捉我们掉队和执行任务的零星人员。据统计，仅直属队就有二十几人被捕杀。”藏民武装袭击的规模越搞越大，８月３日在毛儿盖地区，一军团３团７连“在上打古山峡放连哨，被地方反动武装偷袭，除一通讯员逃出外，其余６５名同志都被杀害了”。从遵义走到这里，一方面军还很少吃过这么大的亏。萧锋自己也经历了一次危险，８月５日，“午睡时起床到屋后解手，突然有三个藏民打扮的人从小树林里拼命跑来抓我，我急得提着裤子就跑。我的老天，差一点被他们杀了”。
第一部分第４章：陷入困境（3）
在红军与藏民的对抗中，还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一天，王平率１１团进至一处藏民院子，“房子里的年青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看院子。围墙和门都很厚实，谁靠近院子，他就在围墙上打石头。他不懂汉语，我们喊话也没有用。部队再也找不到别的房子，都很着急”。王平对彭德怀说：“给他一枪算了。”彭德怀不让打。王平用手枪开了一枪，想吓唬吓唬，老头动也不动。邓团长用步枪一枪打中了老头，没想到“这位老人从墙上爬下来，把门打开了。还竖着大拇指，意思是称赞团长枪打得准，他佩服”。大家这才明白，藏民“喜欢强悍，鄙视懦弱；只有你武艺比他高，本领比他强，他才服你，听你的”。
最困难的是陈伯钧所在的红五军团，他们与四方面军的９军共同担任后卫，驻守懋功，掩护红军总部的安全。在藏族骑兵的袭扰下，几乎无日不战。与藏军相持数日，到７月１１日，懋功城内部队的粮食只够七天之用，再等下去就要挨饿。陈伯钧命令部队四出搜索粮食，打击顽抗之敌。１８日，一支采粮队在部队掩护下前往三岔沟，在丹巴路上遭藏民武装袭击。部队负责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大受损失。陈伯钧闻讯，“当即命３９团首长率２营前往增援。事后检查，失掉长短枪近４０支，伤亡４０人”。
几天后，五军团和９军移驻抚边。军委电令他们坚守抚边、八角一线，保障红军后方的安全。但是藏族武装紧跟在后，让人不得安宁。７月２９日早晨，陈伯钧派两个连兵力去石观音一带筹粮，“归来时只弄到少许菜蔬，并失人枪各一”。晚间传来消息，９军“７９团受夷匪及少数白军袭击，于夜２１时失去八角阵地，退至木坡”。第二天查明情况后，陈伯钧命令７９团派主力收复八角。但该团指挥员顾虑畏缩，迟迟不动。第二天才派出部队去八角。结果因指挥不当，八角得而复失。７９团又败了回来。红军连续失利，说明藏族武装确实剽悍善战。后查明，进攻抚边的是藏族头人金刚钻的部落。
８月８日，敌情更加严重。四川军阀部队也从懋功过来了。抚边周围的木坡、石观音、潘家山一线发生激烈战斗。尽管红军反复冲锋，终因兵力太少，寡不敌众，被迫放弃抚边，撤退到两河口。
就在红军后卫部队屡受藏民武装和国民党军袭击骚扰，且战且走的同时，在前面执行进攻松潘计划的先头部队，进展也不顺利。６月２９日，指挥左路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下达前进命令，以陈赓、朱瑞率红１师的５团、６团为先头部队，由康猫寺向壤口（今红原县境内）进发，准备迂回到松潘。当部队到达中壤口时，与麦桑土官杨俊扎西率领的千余藏族骑兵遭遇，展开了激烈拼杀。这一带地势开阔，藏族骑兵往来冲杀，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损失较大。红军作战失利，被迫退回康猫寺。事后，陈赓、朱瑞致电朱德、林彪，检讨失败的原因说：“此战斗原因是首长指挥失当，敌之力量优势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挥战斗员三日游击，饥饿疲劳及未与骑兵作过战，情绪受很大威胁，不能够应战。”电报最后说：“根据地形、敌情、道路、群众、粮食等条件，依我现在兵力，由此道迂回松潘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
林彪接到报告，迅速修改了计划，放弃由壤口迂回松潘的决定，命令部队改由黑水、芦花一线向毛儿盖进军。７月９日，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３０军８８师主力到达毛儿盖。这里是攻打松潘和北出甘南的必经之地，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一个营把守。他们占据一座喇嘛庙，企图顽抗。红军扫清外围，包围了喇嘛庙。守敌营长李日基被红军打得没办法，请胡宗南增援。胡宗南回电命令：“电到后该营即刻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１０元，带回武器一枝赏洋２０元。”李日基慌乱之下，电报刚译出“将电台砸毁”就没再往下译，砸了电台，趁夜深雾浓单身逃跑。毛儿盖守敌全部被歼。李日基逃回松潘，副官处叫他领赏，他还不知领什么赏。
红军占领毛儿盖，即向松潘前进。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城内多是汉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阿坝的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人员说：“从阿坝上下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在红军来到后，迅速收缩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内外，决心死守松潘。
此时，徐向前率领红军的中路军，正艰难地向松潘前进。他回忆说：“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险。又因地震关系，山石不断塌方，极难通行。部队一边排除塌方，一边行进，每天只能通过一个团。３１军有个班，行进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牺牲。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战事的发展证实，徐向前的担忧不是没道理的。
７月下旬，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松潘。但是胡宗南部队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一天，敌军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只好撤回卡龙。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４军猛冲猛打，给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击，推进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他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招呼后续部队，迅速向松潘靠拢。
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多大进展。一些阵地来回拉锯，得而复失。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呢？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就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不再实施了。
其实，胡宗南的日子也并不比红军好过。他的部队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好从四百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要越过海拔５５６８米的雪宝顶。今天这里是风景如画的黄龙旅游胜地，当时对挑夫来说却是死亡之路，单身爬山尚且吃力，何况背负百斤呢？靠人力运到松潘的粮食相当有限，根本填不饱这支大军的肚子。胡宗南下命令说：“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然，胡宗南不会真的挨饿，他有饼干、罐头吃）。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是心惊胆战，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胡部上下自然是庆幸万分，松了一口大气。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看来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临困境的局面下，红军中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第一部分第５章：矛盾与争论（1）
一、四方面军的亲密情谊——张国焘改变了态度——矛盾的萌芽——“统一组织”的压力——毛泽东决定让出总政委——芦花会议调整组织——张国焘还要解决“路线问
题”——第二次芦花会议——通南巴问题的由来——反六路围攻——张国焘在通南巴继续肃反——统一战线方面的失策——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通南巴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
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局长的欧阳毅回忆会师后的那段日子说：“我们红五军团与９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９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的时候，他的马死了。邓小平只好与普通战士一样，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步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看到邓小平连一匹马都没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给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