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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当汉朝征调董卓为少府，卓不肯离军而上书言：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輓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
《三国志》卷6《董卓传》称：
董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为军司马……
董卓父曾为颍川纶氏县尉，而卓屡与羌中豪帅相交结，说明卓亦为陇西豪家。《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言：“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时又靠镇压羌胡而升官。后来他因手握强兵而逐渐骄纵，不肯离兵回朝。卓死，其部属李傕、郭汜等仍然挟持着汉献帝及公卿大臣。凉州军人所以如此飞扬跋扈，其军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亦多羌胡人。《董卓传》言：“韩遂等起凉州……卓西拒遂，于望垣峡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表明韩遂等军中的羌胡人数当不下数万。《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同传注引《典略》言韩遂在湟中，因穷困，欲奔蜀，部属成公英劝曰：“且息肩于羌中……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遂从其计。《典略》又言：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遂）乃合羌胡数万……会遂死，英降太祖。”总之，韩遂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马腾，原籍扶风茂陵。其父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陇西，与羌人错居。家贫，娶羌女为妻，生腾。腾少贫，常砍材木负至市中售卖。腾身长八尺余，而性贤厚。灵帝末，王国等及氐羌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敌。建安十三年（208年），腾被曹操征召入朝，部曲由长子超带领。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遂、超军中羌胡甚多。操用离间计，使遂、超“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杨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诸戎一度占有陇上郡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氐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系借助于羌胡之力，以跳梁于关陇地区。羌人酋豪因种类各自分散，始终未能有何作为。曹魏统治下的羌人状况，史书记述极其零散，如《三国志》卷15《张既传》载：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护军）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鄣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麴光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既先后任雍、凉二州刺史）十余年，政惠著闻……黄初四年（223年）薨。诏曰“……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
由上可知，酒泉汉人苏衡及西平汉人麴光反魏，都有羌胡参加，说明汉人与羌胡间的民族界限已逐渐消除。而曹魏州郡官也用封赏办法诱使羌人杀害汉人反叛首脑，以达到维持其统治汉羌人民的目的。又如《三国志》卷16《苏则传》：
苏则……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辨诸氐，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
由上可知，金城等郡在战乱时，吏民饥饿困窘，还曾得到羌人牛羊的接济。当李越以陇西反抗时，苏则还调动羌人去镇压，使李越恐惧请服，诸如此类的事都表明羌汉民族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汉人政权和地方官长对羌民不加歧视，或稍有体恤，广大羌人部众还是愿意与汉人和睦相处的。
蜀汉政权与羌人的关系，一直较好。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向刘备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其实际含义，即诸葛亮利用“和”、“抚”的怀柔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让少数民族为蜀汉政权卖力气、出粮饷的目的。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第三次伐魏，取得武都、阴平二郡。《亮传》载后主诏，谓亮“降集氐、羌，兴复二郡”。氐羌与二郡并提，说明二郡之氐羌不在少数。《亮传》注引《江晋春秋》言：“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应亮。”亮连远隔魏疆的轲比能都费心思招引，对近在跟前的羌氐，自然更竭力抚纳，以为己用。亮死后，蒋琬、费祎为辅政者。蒋、费二人都认为：“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因之向后主建议：“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可见利用凉州羌胡以与曹魏抗衡，乃是蜀汉始终不渝的一贯方针。到姜维执政时，更“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蜀后主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依麴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说明蜀汉利用羌胡作战，也同对汉人将士一样，都以家属为质。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破魏将徐质，“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三县皆为羌胡杂居地区，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后姜维率军到沓中种麦，魏帝下诏谓维：“往岁破败之后，犹复种麦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巳，民不堪命”。《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谓维必将来寇的原因之一是维“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不久，“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维所以屡出陇右，首先是由于有羌谷可食，而且，还可以令羌人服劳役兵役。当时陇右诸羌介于魏蜀之间，两国之榨取羌人，并无二致，然如仔细翻阅《三国志》，即可看出蜀汉与羌人的关系较魏为佳。《姜维传》载后主诏曰：“羌胡乃心，思汉如渴”。《马超传》载魏臣杨阜说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为蜀较魏小弱，所以仰赖于羌人之助者亦较多，因而对待羌人的态度亦胜过魏。《武帝纪》言夏侯渊曾屠兴国、枹罕，曹操曾屠河池。遍观《蜀志》，则不见有屠城记述。《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末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迁……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咸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其他蜀将与羌胡蛮夷接触较多者如马忠、张嶷、董和、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好感或追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对少数民族的榨取较轻，如上引文所说，“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又如张嶷为越帯兀诠偃辏攘钜闹帜信澳恢铝Α庇凇吧芍纬枪保侄崛∫尼杈米怨淌车摹把翁捌帷保奈俑Ｖ劣谥罡鹆粒橇罡魃偈褡濉俺銎浣鹨て帷⒏！⒄铰砀谩钡哪苁帧５牵诜饨ㄍ持握叨源偈褡宓恼吆头绞缴希煤透У陌旆ㄒ韵嗾幸鼙然游韪值洞蟀衾辞购谩！ �
二、氐族
氐族和羌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诗经·商颂》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亦言成汤及武丁时，曾两次有“氐羌来宾”的事实。说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称臣纳贡。古书常以氐羌连在一起称述，说明二族关系至为密切。但古书对氐族的记述更少于羌族。《三国志》卷30《东夷传》末裴注引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一段颇为珍贵的叙述：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录，或在■、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袵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袵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11））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12）左右，亦有万余落。
由上可知：汉魏时，武都、阴平、天水、陇西、南安、广魏、扶风及酒泉诸郡，都有氐人居住。实际还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氐羌即与商政权常有往来，说明那时氐人居地离商都并不太远。而到两汉时，氐人早已迁至比较偏僻的今甘、陕、川交界地区，当系商周时氐族逐渐退缩的结果。不过，氐人与汉人是有长期杂居过程的。所以氐人的习俗服饰与汉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氐人善田种，能织布，畜养豕牛，多知中国语，姓如中国之姓。说明氐人的文化比较进步。另外，氐人婚、丧与服饰亦有似于羌，盖因氐羌相处时间很长，相互影响亦多。关于氐族的历史渊源，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古书多以氐羌并提，故学者多以为氐、羌原来属于同一族类。如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即认为氐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来研究古代民族史的专家如马长寿、黄烈二先生都认为氐、羌虽关系密切，但二族之间仍有不少重要差别，并非同族。我觉得，氐、羌二族在居地、言语、习俗、服饰等方面都有同有异，所以要辨其是否同类，还要参看其他情况，未可遽下断语。即拿汉人来说，亦有“百里不同俗”的谚语。古代经常迁徙的民族自然就更难有一成不变的习俗与种类。先秦古笈既多言西羌出自三苗，氐人的民族渊源经过黄先生考证，也出自三苗，而其考证又具有说服力，所以就难以推翻氐羌同源的传统说法。假如二族确非同一渊源的话，那末，二族经常杂处，能互相友好学习，而鲜有敌对行动，也堪称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了。
除了以上《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外，《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对氐族状况也有间断叙述：
冉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士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以上一段引文系叙述冉夷的一些习俗，引文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