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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当大会，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毦笔耳！”，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
一、州官
司隶校尉汉武帝时置，因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查捕奸邪和罪犯，故称司隶校尉。简称司隶。司隶辖地称司州。曹魏司州下辖河南、河内、河东、弘农、平阳五郡。司隶不只负责纠察贵戚、百官及近郡犯法者，且有直接保卫皇帝及曹操自身的重任。故曹操至洛阳迎献帝时，先自兼司隶校尉。操为经略关中，用钟繇为司隶，先治弘农，后治洛阳。由于钟繇措置有方，关中诸将马腾、韩遂“各遣子入侍”。正始初，徐邈为司隶，“百官敬惮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以其亲信毕轨为司隶。毕轨与曹爽同时被杀。刘备在蜀称帝，以张飞为司隶校尉。飞死，丞相诸葛亮自领司隶校尉。凡此，均说明司隶校尉职位的重要性。《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言司隶校尉：
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每会，后到先去。
司隶校尉的主要官属有：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即治中，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当司隶行部，担任奉引，录众事）；诸曹从事及主簿等。
刺史和州牧魏共有十三个州，其中之一为司州，其他十二个州为兗、豫、青、冀、幽、并、雍、凉、秦、徐、荆、扬。扬州仅有淮南、庐江二郡。州的长吏为刺史或州牧。州牧的秩位高于刺史，职权相同，皆掌监察郡国守相及地方豪强。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刺史的职权也由监察扩大到军、政财赋各个方面。及董卓之乱发生，各州郡外托勤王之名，内行割据之实。于是纷纷攘攘，互相吞灭。曹操时，丞相主簿司马朗以为天下土崩，乃由于“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于是施行州郡并领兵，以外备夷敌，内威不轨。故陈寿于《三国志》卷15《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称“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
州的属吏，以别驾和治中为最重要。别驾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故称别驾。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手下别驾张松与军议校尉法正谋引刘备入蜀，以取代刘璋。法正到荆州给刘备献策说：“张松州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资治通鉴》胡注云：“别驾，州之上佐，故曰股肱”。《三国志》卷32《先主传》言刘备得益州后，建立政权，以“诸葛亮为股肱”，可见别驾地位的重要。
治中，在州中的地位，与别驾相伯仲。《三国志》卷15《温恢传》言温恢“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曹操对温恢说：“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蒋济终于被任命为别驾。说明治中与别驾同样重要。吴将鲁肃曾向刘备推荐庞统说：“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后来庞统当了治中。《三国志》卷40《彭羕传》载：“先主领益州牧，拔羕为治中从事。……处州人之上。”治中主要是在州牧领导下典掌州内事务；别驾常同州牧外出巡视，并监督州属各郡。但二者的职掌不能截然划分，也不能局限于文字条文。二者好比是州牧的左右手，所有军政大事，都常参与议论，比如别驾张松曾同刘璋商议怎样利用刘备以防曹操；治中庞统也曾向刘备提出袭取刘璋的拟议。就是显著的例子。
在州的属吏中，主簿仅次于别驾、治中。《三国志》卷42《杜微传》言：“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其中功曹即相当于治中，主簿的秩位虽较低，但常在州牧左右办事，职任更加亲近，例如原为丞相曹操主簿的温恢，一外放即任扬州刺史。又《三国志》卷43《李恢传》言：“先主领益州牧，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更迁恢为别驾从事。”州功曹书佐职“主选用”，主簿高于功曹书佐，而低于别驾。
州的属吏还有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
二、郡国官
河南尹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河南郡秦时为三川郡，西汉更名河南郡，东汉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云：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靖，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网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
曹操先挟帝都许，魏国政权建立以后，又积极经营邺都。洛阳重新恢复其首都地位，乃在曹丕代汉之后。丕首用一贯能抑制豪强的地方官司马芝为河南尹。史称芝：“黄初中入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请不行，……居官十一年……为河南尹者，莫能及之”。继芝为尹者为刘靖，史言散骑常侍应璩与靖书称其任尹时之政绩曰：
富民之术，日引月长。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鳏寡孤独，蒙稟振之实。加之以明摓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陈寿亦言“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司马芝、刘靖为河南尹，正值魏文、明二帝比较兴盛时，故能有所作为。其后接任之李胜为曹爽派人，曾欲有所改革，以增加曹爽派的地位与声望，但遭到元老派的反对。司马懿任用傅嘏为河南尹，建立司马氏之纲纪，河南尹因之大易属吏，“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总之，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同样重要，故揽权者均欲用自己的人。
河南尹的属吏，与郡守大致相同，兹不赘述。
郡太守和王国相 三国时，王国由相治理，相的职任同于郡太守，不受王的干涉。《武帝纪》言操“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郡界肃然”。史既言操为济南国相，又言“郡界肃然”，则郡与国实无若何区别。又如《三国志》卷46《孙坚传》注引《吴录》言庐江郡宜春县为人所攻，长沙太守孙坚将越界往救，理由为“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卢弼《集解》注曰：“国者郡国也”。说明郡与国可以通称。又如孔融为北海相，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也是国与郡通称之例。由于国与郡无何区别，故本节只谈郡守，以省篇幅。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120之后附载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第23下谓：魏郡国九十一，属国一；蜀郡二十三；吴郡四十六，都尉二。凡三国郡一百六十，属国一，都尉二。
郡太守除“掌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日知录》卷8言：“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其辟用之者，即出于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三国志》卷13《钟繇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本朝。
太守既可以推举孝廉、方正，又可以自用属吏，在一定程度上，宛如独立王国。以上引文所谓“本朝”，亦系指郡府而言。最突出的例证，是太守能擅自杀人，而不受到惩罚，甚至也不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如北海相孔融“一朝杀五部督邮”，仅仅因为他们向农民征取租税稍迟了些。又如法正为蜀郡太守，“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不用说滥杀和误杀人的太守是很多的。三国时各国的吏治比东汉后期有甚大改善，尚且如此，其他政治昏黑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郡太守与州刺史不同点之一是刺史无副职，而太守有副职，即郡丞。丞亦由朝廷任命，丞多与太守素无瓜葛，故丞一般不操实权。边郡不设丞而设长史，长史系武职，有事时，带兵作战。《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陇西太守游楚遣长史马颙出御，蜀兵退还，太守获封侯，长史及其他掾属亦得赏赐。说明长史直接受太守指挥，以免太守与丞互相扯皮，贻误战机。
郡太守之下，还有都尉，秦称郡尉，汉景帝改称都尉，掌佐太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刘秀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罢都试之役，唯边郡往往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三国时，魏河南郡有伊阙都尉。魏郡有西部都尉，沛国有南部都尉；阳平郡有东部都尉。蜀、吴一些郡有都尉，典掌军事，禁盗贼。
郡太守的属吏，《宋书》卷941《百官志》有简要叙述：
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举。五官掾主诸曹事。部县有督邮、门亭长。又有主记史，催期会。汉制也。今略如之。诸郡各有旧俗，诸曹名号往往不同。
郡府属吏，重要的当推功曹、五官掾、督邮和主簿。功曹在郡中的地位，好比朝中的相国。《三国志》卷7《臧洪传》言：“广陵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晋书》卷45《刘毅传》言刘毅“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时人王基亦称刘毅“往日侨居平阳，为郡股肱”。说明功曹如果能得太守充分信任，即可行使其总理郡府政务的权力。
五官掾在郡中的地位亦同功曹相仿佛，如《后汉书》卷81《独行·谅辅传》言：
谅辅……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咎尽在辅”。
由上可知，五官掾的主要职责是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功曹差不多。又《三国志》卷38《秦宓传》言：
先主（刘备）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
由此可知，任五官掾者往往为博学有行之士。《三国志》卷43《吕凯传》言蜀永昌郡人吕凯“仕郡五官掾、功曹”。由此看来，五官掾的秩位和权限还是稍次于功曹，故吕凯以次由五官掾升为功曹。史书上常见功曹而很少提到五官掾，也说明五官掾官职的重要性逊于功曹。
督邮职掌为督察郡属各县，一郡有二至五部督邮。前曾提到北海相孔融因五部督邮收民租税不够而杀之，可知督邮负有督收租税的责任。《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有“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的话，表明督邮有监督各县发民服兵役之责。刘备早年为安喜县尉时，曾有鞭杖督邮之事，说明督邮的差使常引起基层官吏及民众的厌恶，故儒生学士多不乐当此职。然而如有清白正直的督邮也可改变一下为民众所厌恶的形象，表明督邮的好坏，关系于吏治者良非鲜浅。
下面再谈谈主簿及所谓“纲纪”之职。有关史书叙及郡属官吏，常提到功曹和主簿。如《三国志》卷44《姜维传》载：蜀汉后主“建兴六年，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参天水军事姜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功曹和主簿都是郡府重要官吏。主簿的官位虽次于功曹，但主簿在太守左右执掌文书及迎送宾客等亲近职事。《太平御览》卷265引《吴录》言包咸“为郡主簿，太守黄君行春，留咸守郡”。令主簿担负看守家门的重任，说明主簿系亲要之职。因为功曹和主簿为郡中股肱要职，所以史书常以郡中纲纪为功曹和主薄的代称。有些史书谓纲纪为郡中一个官职名称，是错误的。《三国志》卷22《徐宣传》言广陵郡人徐宣“与陈矫并为纲纪，俱见器于太守陈登”。又据同卷《陈矫传》，知陈矫系太守陈登手下功曹，则徐宣不可能同时也为功曹，他只能是主簿或其他要吏。因此，当时人把纲纪作为功曹和主簿的代称。《三国志》卷29《朱建平传》言黄初七年（226年）十二月三十日日昃，兗州刺史夏侯威请纪纲大吏设酒……威罢客之后，合瞑疾动，夜半遂卒”。这里述说的纪纲大吏不可能只是一人，更非指纲纪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