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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纪念吉士笠的那条街，却成为外国妓女麇集之所，藏污纳垢，声名狼藉，名和街，也算沆瀣一气了。附近居民也不把这条街叫做“吉士笠街”，却把它叫做“红毛娇街”。“红毛”是对英国人的俗称，妓女称为“阿娇”，“红毛娇街”反而比“吉士笠街”出名，几乎每个外来水手和外商，都来这里胡作非为。只可惜吉士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返回香港，若他看到纪念自己的那条街是那样的乌烟瘴气，真会活活被气死。
第四任 宝灵JoHn Bowring（1）
宝灵（1792～1872），也作宝宁、宝陵、鲍林等。自取中文名字包令。英国人。早年追随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为他主编《威斯敏斯特评论》。曾两度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多次被英国政府派赴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查，调查商业情况。先后任比利时、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商务使节。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主张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修约”，扩大英国在华利益，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1854年4月13日接任香港第四任总督，接任时65岁，是香港历任总督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在任期间，中国太平军攻打广州，宝灵配合清政府镇压；英法联合侵略中国，宝灵是主要策划人之一。宝灵曾到世界各地旅游，能讲多种外国方言，他会讲中国广州话。1849年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时，当时港督般含因休假返英，宝灵从广州来到香港，代理商务监督，主理港事。任职期间，宝灵曾倡议立法局的华人和欧洲人，有均等投票权。下令改善卫生和居住环境，兴建兵头花园，制订华人教育方针和在沿海区兴建道路、码头及货仓计划。1859年9月离任，任期5年又5个月。曾受封爵士。1872年去世。出版有《宝宁爵士自传体回忆录》。
只有名誉职位
第三任总督般含上任时，香港经济处于困难落后时期，港府财政拮据，般含主动决定暂缓支取自己的薪俸，缩减一切财政开支。到了第四任总督宝灵，英国政府干脆因财政问题而不敢正式任命他为总督。当宝灵被提名接替般含时，英国殖民地部通知他，由于库房空虚，不足以维持设立总督的职位，所以只任命他为商务监督，授权可以统治香港。这与前期香港总督兼任三军总司令、商务总监、驻华公使等数职相比，差别显然甚大。殖民地部规定，他可以用总督的头衔，不过，这是名誉上的职位，因此，宝灵的薪金比正式总督每年少2000英镑，正式港督当时年薪6000英镑，他只能支取4000英镑。
第四任宝灵1855年2月，宝灵与副总督威廉？坚发生职权之争。争执的原因在于谁当立法局的主席。按照英国皇家“训令”，港督是行政局、立法局的当然主席，而宝灵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总督，只任命为商务监督。威廉？坚是港府的“三朝元老”，不把宝灵放在眼里，况且又有空子可钻，就与宝灵争做两局主席的职务。
事情闹到英国殖民地部，殖民地部不得不承认，发生这种事件是一个行政上的错误。于是，正式任命宝灵为全权的香港总督，但年薪仍然不变，照常支取商务监督的薪金，而不是正式港督的薪金。威廉？坚没有得到伦敦的支持，于是提出辞呈，宝灵予以批准，宣布撤销威廉？坚副总督的职位。
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逼迫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取得了割地、赔款和一系列特权，但英国侵略者的贪欲并未完全得到满足。1856年10月8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港督宝灵支持下，乘太平天国革命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时机，借口“亚罗”号事件扩大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5年，港英政府颁布第四号法例《船舶注册条例》，条例第六项规定：“本殖民地的中国居民，可申请并取得殖民地船只执照。只要作为船只所有者，而申请人或人们，是本殖民地皇家土地的注册租户，并有两个租户的保证人，而彼等在本殖民地拥有2000元财产者，经审核属实，即可领取合法船舶执照。”
“亚罗”号货船，根据上述条例，于1855年9月27日在香港注册。执照有效期为一年。船东是一位洋行中国买办方亚明。他雇用英国人谭马士？肯尼迪为船长，其余水手都是中国人。“亚罗”号货船经常航行于香港、澳门、广州及汕头海域。名为货船，实际上与海盗相互勾结，专门干接赃销赃的勾当。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货船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有人举报“亚罗”号是贼船。中国广州水师千总梁国定率领官兵40余人登船搜捕，从船上14名中国水手中认出12个是海盗，予以逮捕。当时船长肯尼迪正在岸上，看见捕人情景，便向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报告，要求干预。
中国官方在中国领海，中国人的船上，捕捉中国犯人，本是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巴夏礼却向中国官员提出抗议，无礼干涉。他说：“亚罗”号曾在香港领过登记证，是英国船，应受英国保护。事实上，登记证已于9月27日过期作废。巴夏礼硬说中国官员在英国船上捉人，是对英国的侮辱。巴夏礼还无中生有地说，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被中国士兵撕毁，要求广州当局送回被捕者，并向英国赔礼道歉。宝灵完全支持巴夏礼，态度十分蛮横无理。本来懦弱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已经逆来顺受，在宝灵的压力下，于10月22日将被捕人犯全部送往英国领事馆。但宝灵、巴夏礼并不罢休，蓄意将事态扩大，拒不接受人犯，终于酿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2日，宝灵命海军司令西摩率领英国船队向广州进发，23日抵达珠江口，24日炮轰广州城，广州军民奋起抵抗。这场战争便由此爆发。由于当时英军在华力量有限，英军攻入广州不久，又退居虎门等待援军。
宝灵向英国政府请求派兵援助，并建议与法国等联合行动。英国政府采纳了宝灵的建议，1857年7月，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来华作战。同时还向法、俄、美三国政府发出照会，提议联合出兵进攻中国。
法国早在“亚罗”号事件之前，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神甫事件”，进行寻衅，英国的照会，完全符合法国的意愿。
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作恶多端。1856年2月，西林县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等26人，并依法判处马赖死刑。马赖受惩本是罪有应得。法国政府却以此为借口，声称要“为保卫圣教而战”。接到英国照会后，法国政府随即任命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协同英军作战。
1857年12月，额尔金率领的英军和葛罗率领的法军在香港集结，待机行事。这时，俄、美两国派出的专使也赶到香港，同英、法专使共同谋划进攻中国的具体事宜。12月29日，英法联军在只有部分清军自动零星抵抗的情形下，一举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俯首就擒，巡抚柏贵、广州将领穆克德讷等投敌。由巴夏礼牵头，英国将军斯托宾齐，法国军官马殿那参加，成立三人委员会，操纵柏贵、穆克德讷继续任职，成立了所谓政府。从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受外人控制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柏贵等受到严密监视，行动完全失去自由，未经三人委员会同意，不得发布任何命令。广州从此被英法军事占领了3年之久。
联军既占广州，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便向清政府提出修订通商条约。1858年4月，四国公使到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谈判。英、法两国故意挑剔，谈判破裂。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清政府慌了手脚，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议和。在侵略者的威逼下，在天津分别于6月26日、27日同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公使以换约为名，率领军舰到大沽口外，蛮横拒绝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的路线，坚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北京。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遭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激战一昼夜，侵略军被打死打伤近500人，军舰被击沉多艘，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身负重伤。英、法联军逃往上海。
1860年2月，英、法两国再度从国内分别派出18000人和7000人加强侵华力量。3月，陆续到达香港的英军万余人强行在九龙尖沙咀登陆，实行武装占领。同月21日，巴夏礼诱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署《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强租九龙，年租银500两。4月，英法联军侵占舟山。5月，侵占大连湾、烟台。6月初，封锁渤海湾。8月，攻陷塘沽、大沽、天津。9月21日，进逼北京。9月22日，咸丰皇帝仓惶逃往热河，命其六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议和。10月初，英、法联军在沙俄提供的北京平面图和军事情报的有利条件下，攻进安定门，占领北京城，火烧圆明园。10月下旬，奕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换文。并新订了《北京条约》。这样，中国除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准许内地自由传教和增辟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外，还改订了关税，并割让九龙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白银各800万两。
毒面包事件震惊中外
发生在宝灵任内的毒面包案，是香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连总督夫人也在中毒者之列。
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英军舰炮轰广州，热爱祖国的香港居民异常愤怒，认为英国人完全是找借口制造事端。“亚罗号”虽是在香港注册的船只，但船主方亚明是中国人，捉的又是中国水手，不应借端开战，轰我省城，杀我同胞，因此纷纷离港返回内地，以抵制香港宝灵当局。同时，香港知识阶层在街头贴出告示，号召香港同胞离港，不运粮食蔬菜供应香港，制裁英军和港英当局。
当时香港很快掀起了维护主权的风潮。香港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极为恐慌，立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急措施。多数人主张用高压手段对付香港的中国人。但总督宝灵则认为，这样做反而更激起民愤，同时，他知道西摩的英国舰队，在广州并未打胜仗，英军正遭到顽强的抵抗。前方不利，后方需要安定。于是宝灵采取了争取香港的华商，争取一些游离分子的政策，特地用中文出版一本《丙辰粤军公牍要略》的小册子，广为派发。该小册子，把战争责任完全推到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头上，劝华人不要离开香港，继续安分维持业务。
当时香港已有很多华人离港，其中与清朝官吏有关系的商人，也都结束在港业务回乡。香港市面经常贴有告示，警告那些仍然出售粮食给英国人的中国商人，如果执迷不悟，仍不悔改，便将他们内地的祖屋烧毁，捉拿他们的亲人。港英政府也采取相应措施，对那些肯冒险留港为英国人服务的中国人加以保护。
当时有一个名叫张亚霖的商人，开了一间“裕盛办馆”，平时专办洋船粮食。在大多数商人为抵制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而歇业的时候，他却趁机大做生意，发国难财。不但贩运粮食入港，连全港英国人的伙食，他也全部包办下来，生意自然兴隆。
张亚霖曾被当时香港爱国同胞警告多次，他在广州的一间店铺已被烧毁，但他仍然坚持供应香港英国人粮食。
1857年1月15日早上，“裕盛办馆”的面包上市，将供应四百多户英国人的面包送到各个订户家中。英国人用过早餐之后，全部中了毒。香港历史上有名的毒面包案就此发生。
港督宝灵全家也中毒。他立即派员到张亚霖办馆检查，经过取样化验，发现裕盛办馆当天送出的面包里含有强浓度的砒霜，每4磅面包内约含有0。92％克的砒素。因为抢救及时，并无一人死亡。
案件发生后，香港警方立即抓人封铺，把制造面包的工人全部拘捕。张亚霖当天早上，即和家人一起乘早船去了澳门。
当时港督宝灵的太太因中毒陷于昏迷状态。他推断，这是张亚霖受了内地爱国人士的威迫才下此毒手，于是派战船到澳门把张亚霖乘坐的港澳渡船“皇后号”追回来，拘捕了张亚霖。据记载，张亚霖并非举家逃走，他是送父亲及妻子儿女去澳门。在船上，他的父亲、妻子、儿女都吃了自带的面包，也呕吐不止。他发现面包有问题，心想一定是反英分子设法在面粉里放了毒，因此，他要求“皇后”号的船主，立即驶回香港。
由于张亚霖的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吃了毒面包，证明他并不是有意下毒。15名面包工人，其中8人被控故意放毒。但张亚霖陈述说，他们都是好伙计，不可能下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