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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夏礼向香港总督罗便臣提出，要求广东当局租借尖沙咀的一片土地，作为来华英军的驻地。罗便臣于是命令巴夏礼、克灵顿赶往广州，同劳崇光交涉。巴夏礼于3月20日起草了一份租借尖沙咀的文件，经克灵顿同意，交给劳崇光。巴夏礼等人的借口是九龙半岛坏人出没，秩序混乱，英国利益受到损害。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用武力驱逐坏人，在那里驻守一支得力部队；二是广东地方当局划出一条界线，线南的地方像香港岛一样，割让给英国。巴夏礼还说，如果地方官员未请准以前，不便割让土地，可采用租借办法，将这块地方移交给英国。他还说这个办法虽不完善，但在永久解决以前，它是控制或者驱逐歹徒的有效措施，希望劳崇光接受这个移交办法。巴夏礼是英法联军管广州的三人委员会的头头，广东清朝官吏实际上是为他们维持秩序的工具。劳崇光屈服于巴夏礼的淫威，第二天双方签字，并立即互换文件。按照巴夏礼提出的方案，在九龙半岛上划出一条界线，自九龙炮台以南附近地方的一点起，包括石匠岛在内，线南的地方租给了英国，完全满足了罗便臣的要求。巴夏礼迅速办完租借手续，得意忘形地说，解决了九龙问题，毫不怀疑，这个半岛将来一定会完全割让给英国。原先，罗便臣对租借的办法还表示犹豫，原因是英国颁给他的特许状，没有规定香港可以租借土地。这时写信给巴夏礼表示感谢，说他“对九龙成功地作出十分圆满的安排，除了没有割让，我们现在处于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地步。当我向纽卡斯尔公爵（当时英国殖民大臣）呈送正式公文时，我不会忘记指出这件事我们有赖于你进行交涉时的机智和技能。”
英国政府一直蓄意侵占南九龙，对于租借不会满足。1860年4月，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曾强订《天津条约》的额尔金再度来中国前，外交大臣罗素给他一个训令说：“殖民大臣表示了这种意见，在对中国的任何新条约中，应该努力作出割让九龙半岛的规定。根据他的请求，兹特训令阁下：任何将出现有利于获得这个割让的机会，都不要让他错过。”
额尔金担心英国割占领土，会引出法国的欲望，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因为法国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因此有些顾虑。罗素于是授权额尔金相机行事。他说：“女王陛下政府乐于获得九龙半岛，但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必须由你考虑。”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关于巴夏礼租借南九龙的报告隔了一些日子才到伦敦。英国政府接到报告后，于7月初，密令额尔金割占九龙。密令说：“巴夏礼已经获得九龙半岛的永租权，考虑全部情况以后，认为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还说，这次取得的面积不大，法国不会效尤。
额尔金根据这项训令，在焚劫圆明园后，强订《北京条约》，除勒索巨款，增设口岸外，又增加割取南九龙半岛的条款。清政府被迫于1860年10月24日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条约第六条规定：“前据本年2月28日（阳历为3月20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其批作为废纸……”这一条款既定，南九龙半岛便由租借变为割让，英国正式占领了半岛上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
得到九龙半岛南端以后，驻港英国人内部发生矛盾。军方坚决主张把这个地区作为单纯的军事基地，交他们管理。民事部门却要把它作为香港的外围，拨给民用，双方争执不休。直到1864年罗便臣政府擅自扩大地界，伸展到西北面的深水。英政府决定把这块新扩占的土地拨给陆军，原来的地区给香港当局和海军，但必要时陆军仍可使用。这样才平息了内部的争吵，深水这个地方就被英国偷偷地占据了。
1861年，英国殖民者强迫四名清朝官员前往九龙举行所谓“授土仪式”。仪式在1月19日举行。巴夏礼将一袋盛有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清朝官员，让清朝官员再将这袋泥土授给香港总督罗便臣。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会感到痛心的情景。
加速港口基础建设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南九龙被英国占领，地域开阔了。英国达到了军事和外交目的，也为英商进一步扩展对华贸易和英国在香港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提供了条件。从南九龙到香港岛之间，约17平方哩的广阔水域，实际上全部属于英国所占有。他们定名叫“维多利亚港”。香港是世界上三大天然良港之一，港阔水深，波恬涛静，终年不冻，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以自由进出；可以同时停泊一百多艘巨轮。香港的人口，由于南九龙被占领，也从1860年的94971人，增加到1861年的119321人，增加了24350人，即增加25％以上。这些条件对于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转口贸易港的形成，关系十分重大。从此以后，随着香港基础建设的逐步完善，以航运贸易为中心的香港经济，更加具备了发展的条件，香港开始了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
1860年，英资省港澳轮船公司成立，资本港币75万元。其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香港政府执行战时法令，统制各航业。因为该公司受香港政府支持特许经营，所以，趁机垄断航务，进一步发展了香港、广州、澳门之间的运输。
港英政府推进海上运输贸易发展的第一步，是建立和健全港口的设施和管理。1861年，罗便臣委派海军上尉亨利？乔治？汤式为香港港务处长兼海事裁判官、火药库监督及海关长官。汤式上任后，提出“港口与海岸法案”，进一步对帆船和港口船只施行管制，维持了港口的正常秩序。1862年，为使众多的船只在气候骤变时，有一个安全去处，兴建了铜锣湾的避风港。为以后香港航运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罗便臣时期，轮船修造业开始建立和发展，这标志着香港海上交通运输和贸易进入了发展阶段。早在1843年，由英国人约翰？林蒙在香港岛东角附近开设船排，制造了一艘载重仅80吨的小船。1857年，又在石排湾海岸买地11。5英亩，开设造船厂，以后又在造船厂内兴建一个“贺普船坞”。1863年7月，几个船商联合组织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成立，1865年收购了“贺普船坞”，成为较具规模的船坞公司。
码头与货仓的建设和发展，也是海上贸易运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有些大商人建筑了仓库自用，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货物进出口增多，小商行也需要有货仓，他们无力自建仓库，于是就出现了专供租赁的公仓。
港口的基本设施，修造船坞和码头仓库等基础建设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香港航运事业得以加快发展。1863年1月，法国邮船公司也加入了香港欧洲的定期航运。从此，英国和法国的轮船在香港展开了竞争。英国人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海洋轮船公司”等也为香港与各地航运线增加了航班。
1861年5月29日，香港商会成立，当时全部成员是西洋商人，所以叫西商会。它虽然是民间工商社团，但当初对港英政府影响很大。它的宗旨是促进香港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收集香港工商界的意见，并在必要时向港府反映；接受港府就影响香港工业、贸易及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咨询等，所以实际上统制香港的商务，并且它还直接影响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中国的政策，1886年，张之洞代表清政府要求在香港设领事，遭到该会反对而被搁置。从1884年起，香港便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届立法局成员中都要有一名该会会员。该会主席一直由英国人出任。从经济角度说，对于促进香港工商业及外贸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随着各项基础建设的发展，香港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但是，英国对鸦片战争的胜利，也就是对中国输入鸦片的胜利。当时，香港的贸易仍以鸦片为大宗，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更为深重。据统计，1864年，香港进口的货品种类中，鸦片2000万两，棉织品700万两，毛织品500万两，五金200万两。而进口的这些鸦片主要是销往中国内地和亚洲部分地区。而香港出口的货物品种，只有丝1200万两，茶叶2900万两，棉花600万两。由统计可见鸦片贸易数额之巨大，香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大量贩卖鸦片。英国在香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中国的整个利益为代价的。
增加税收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逐步成为远东商业中心。英国占领香港后，在香港设关收税，凡来往船只经过香港，都要抽税，我国华南经济大受影响。香港内部，苛税杂捐层出不穷，税收逐年增加。戴维斯任职时，1846年税收是27046英镑，到了罗便臣当政时的1864年，税收达到132884英镑。
香港华商对于当时的税收制度，深感不满，认为这是“无货不捐”，难以忍受。因此有很多商家虽然在港置有产业，也宁愿做出牺牲，奔回内地，所以香港商业一度衰落。
1861年，香港财政收支由平衡而达到有钱可赚。这一年的资产总值比债务超出四千三百英镑，收入的来源全靠增加税收，其中最大宗的有牌照税、土地税、差响（警捐）等。当时，因为商业发达，地价上涨，买卖地皮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土地税也大幅度增加。英国政府除了在侵略过程中获取的实际利益外，已经开始从香港经济的发展获取大量英镑收入。
1865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影响到香港市场，商业萧条，税收减少，于是港英政府通过了“印花税案”。商人虽然竭力反对，但当局仍强制执行。
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和斗争，另一方面锐意经营，发展和壮大华人经济，因而逐步争得了部分的权利，使华人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罗便臣政府实行“牌照法”，规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须领取牌照，缴交牌照费。这项收费引起商人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典当行业实行罢市，结果，香港政府只得减低牌照费。接着，全港轿夫和水上船户也反对牌照费和登记，举行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条例才复业。1862年，香港码头搬运工人，反对当局强迫登记，又举行罢工。这些商人、轿夫、水上船户、码头工人，除少数外商，几乎全部都是华人，他们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觉悟，加强了自身的团结，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不仅由于人数众多，而且还由于华人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华商资本在香港已经逐步成为对香港具有相当影响的力量。早在第四任总督宝灵时期，他估计年缴地租十英镑以上有143人，华人占42人。从他按经济地位估计的人数看，有一定经济力量的华人已占了相当的数量。
中文官学生计划实施
英国要统治香港，中文翻译人才缺乏，一直困绕着前几任总督。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在香港政府服务的或是在港经商的中国人，英语程度很差，除了简单的日常对话外，根本没有其他方面的英语训练。而在港的英国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尔因为通晓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译、警察副总监、政府总登记官兼华民司，兼政府总通译官。后来与海盗勾结，贪污受贿，被革除职务。但是，因为缺翻译，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请回来，官复原职。可见翻译人才的奇缺。诺顿？凯希曾记载1849年在香港执业律师派克关于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译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没有人通译，因为中国人找不到通译，无法审理他们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当然有通译官高和尔，但他同时又是副警察总监，因此，他对于被告时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证人。他这两重任务是根本冲突的。”
为了解决中文翻译问题，香港政府曾上书伦敦殖民部，请求在皇家学院增聘中文教授，规定凡是愿意到远东来服务的官学生，如果选修中文，一经考试及格，就从优录用。当时还有人提议，香港的官立学校，应该设立中国通译训练班，借以造就中文翻译专门人才。
1861年3月23日，罗便臣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他拟就的准备呈请伦敦批准的一套培养翻译专门人材的计划。他阐述了香港自开埠以来，因为缺乏中文翻译人材所感受到的困难，以及历来各界人士为改善缺乏翻译人材状况而提出的各种建议都毫无结果的情形。罗便臣说：“在目前，没有适合的通译可用，也没有现成的方法可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