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汇丰从一成立就聚财有道,除了自身的经营策略外,还有英国皇家给予的特许状和有关法例赋予的特权,享有其它银行所不可能得到的优惠和方便。就20世纪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币来说,每10张中就有8张是汇丰发行的。
据陈谦先生在《香港旧事见闻录》中所载,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纸币的发行权,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权三家银行发行,英资上海汇丰银行数量最多,其次是英资渣打银行,再次是有利银行。它们发行的纸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后来汇丰发行1000元大额。香港的纸币,不只在香港地区,中国华南地区也相当流行。港币的不稳定,给中国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银行家和港英当局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发行纸币,须要先备有足够的金银实物,或者外汇作为保证,才能使纸币价值稳定。在香港作为发行纸币的贮备金额,与发行纸币的数额相差很远。使纸币价值相当不稳定。一旦遇到战争,或者英镑贬值,美元升值,都影响到港币本身的价值。使持有港币的百姓受到无形的损失,甚而导致银行挤兑,银号倒闭,商场不景气,形成灾难,而损失最大的当然是为数最多的一般中国居民。
据陈勋所著《香港杂记》记载,从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间,香港三大银行签发的通用银数字,就知道英国人获利多少。1888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34984元,实际存仓现银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73332元,实际仓存现银2775833元;1891年,共签发通用银币6050122元,存仓现银实际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铸出通用硬银币、铜币尚有7216125元。发行币和作为保证的库存两相对比,从1887年至1891年合计签发港币额共为28970786元,存仓现银为13001999元,实际存仓现银还不到签发通用银币额的45%。
由陈先生这一详细对比,不难令人想到,英资银行、香港政府、英国政府,从香港和中国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钱财。英国政府高层人士却曾手拍胸脯、毫不脸红的声言,英国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仙。按照陈先生的计算方法,一百多年来,仅发行钞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国高官无言以对。
汇丰银行,除了享有签发港币发行的特权以控制金融市场外,大量贷款给腐败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额利息。据有关人士统计,清政府大额向英国和汇丰银行贷款计有:1865年清廷同治时期,向英国借款143万英镑,分2年6次偿还,在香港交付,这是中国向外国借款的开始。1867年又向英国借款120万英镑,以海关税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之后,急需经济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贷白银5万两,以温州、上海、广东、汉口的关税与税票做为担保;慈禧太后为修建颐和园,1879年再向汇丰银行借款1615万两,还是以海关关税和税票为担保,年利息10%~12%左右。1894年,清廷国库亏空,再向汇丰银行借债1000万两,按照汇丰行规,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后10年还本。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损失惨重,再向汇丰银行举债300万镑,仍以海关关税和票据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后15年还本。以上只是几宗数额巨大的借贷,清政府仰赖汇丰银行的贷款,借以弥补财政的浩大赤字,更是习以为常的事。财政上的依赖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协。
以上两笔帐,虽然属于不同的敛财方式,但都说明了一个道理,汇丰同清政府的依赖关系,汇丰和香港,汇丰与中国的关系。
据郑固固教授《花甲铜狮说汇丰》的文章所载,汇丰银行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已有大约11730亿港元的资产,成为香港首选存款银行和主要的按揭银行,在全港设有225间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权的恒生银行的135家分行,总数则达360间之多。
当然,汇丰银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经营策略,它一设立便是几国参与的具有跨国银行的性质,同时经营宗旨明确。杨思贤先生所著《香港沧桑》一书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汇丰大厦落成典礼上,汇丰司理祁礼宾演说时,引述了两个小故事:
他说,有一位朋友问道,“这么一座雄伟的建筑,会使胆小的人踌躇不前,不敢进去作小的交易。”他听了,只是笑笑。
他又说,有一位少年遇见自己的“大班”,说:“我不敢将小量的余钱放到汇丰,怕它拒绝接受办理。”
礼宾的“大班”这样回答那个少年:“亲爱的朋友,敝行绝无太小或太大的东西。”
他说引用的两个小故事,主要反映了汇丰主理人的宗旨是:来者不拒,一概欢迎。
这次盛典观礼台上来宾的安排,更具汇丰的经营手法,受邀来宾中,上海人3名,广州人3名,香港人2名。这既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又显示了地区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营业不能不一直处于兴旺蓬勃状态。据统计,1937年的纯利已达一千五百四十三万余元,1938年达到一千五百二十九万余元,1939年为一千三百三十五余万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万元。
按照香港经济的发展,广东社科院教授刘泽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41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860年,为转口港始创时期。这20年左右的时间内,香港经历了前面叙述的璞鼎查、戴维斯、般含、宝灵、罗便臣五任总督。开埠之初,香港只是一个荒野渔村,1841年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业贸易港,当然,贸易的主要货物是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报》一篇文章按照各总督的是非功过,把这一时期归结为“帝国主义时期”。大概是指这5位总督,包括英国伦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占中国领土上。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记述从1866年第六任麦当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宝云止的四位总督,其间共19年的时间,被称为“华人抬头时期”。虽然英国人依然百般歧视、压制香港的中国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国商人经营有术,事业发展迅速,到1880年,华人经济已成为港岛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在每季度缴纳地税1000元以上的18家企业中,只有一家渣甸洋行是英资企业,其余17家全是华商企业。
第六任 麦当奴RicHard GraVEs MacDon
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接任香港第六任总督,直到1872年4月,在职六年。
麦当奴(1814~1881),爱尔兰人。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后进入殖民地部。历任英国殖民地赞比亚、西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斯夏州等地总督,有殖民统治的行政和管理经验。1872年任满回国,被封爵士。1881年去世。
麦当奴任职期间,最为史家常常书写的是大开赌禁一事,是有名的纵赌总督。他接受立法局议员域陶“寓禁于征”的意见,实行由政府统制非法赌博,以扩充税饷来源。于是西营盘、荷里活、大道中、湾仔等处赌馆林立。
在对华人方面,他拨款十余万元,支持建立了东华医院,算为华人作出的一项建树。
1867年,港英政府公布《帆船登记与管理条例》,规定未经许可,船只不能随便进港或离港,禁止中国船只携带武器。为贯彻执行这一法例,增强了水警的人员和装备。
麦当奴时期,港英政府正式开征印花税。早在1865年,罗便臣当局即提出印花税案,但税案公布后,受到商界反对,就是立法局的议员也有人不支持,可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港英政府坚持大力推动,终于实施。1868年印花税收入达101100元,占全部税收的10%。
麦当奴任期内,电讯开始在港使用,首先是在警局之间的联系,到1870年,香港与上海之间铺设了电缆,有了电报业务联系。
就职典礼的插曲
在港府官场史上,有许多有趣逸闻。麦当奴和他的后任坚尼地,一上任便闹出趣闻,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总督受英伦女王之命抵港就职,要举行宣誓手续。
宣誓仪式由大法官主持,在督辕举行。程序是大法官将预先写好的誓辞授予新任总督,总督把手放在《圣经》上,朗诵誓辞,然后再吻一下《圣经》,仪式就算结束。在英国人看来,宣誓仪式是向女王表示效忠,十分庄严,来不得半点马虎,可是,麦当奴的宣誓偏偏出了差错。
第六任麦当奴1866年3月11日麦当奴到港,定于次日中午宣誓就职。事有不巧,最高法院大法官亚当斯恰好离港休假,大法官一职临时由巴尔代理。第二天,预先颁布的宣誓时间已到,文武百官云集督辕观礼,各方人士应到的尽到,惟独不见监誓的代理大法官巴尔露面。左等右等,仍不见巴尔出现,侍从四出寻找,也找不到踪影。麦当奴等得不耐烦,便决定不再等候。在无法官监誓的情况下,麦当奴自行宣读完誓文即离去。等到代理大法官巴尔匆匆赶到,督辕的新总督宣誓就职典礼早已曲终人散了。巴尔对此甚感不妥,非常内疚。
但他并未接受教训。后来给总督又惹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麻烦。直到麦当奴离任前夕,还不让督爷清静。1872年有一桩案子。当时大法官史美请假返国,法官职务仍由巴尔署理。3月20日的刑庭审理案子过程中,巴尔法官认为一位名叫大卫?华尔希的陪审员,在听案时毫不留意,有藐视法庭之嫌,当庭判处罚款50元。巴尔表示,他对于华尔希不用神听审的倾向,已暗中留意甚久。到了27日,由于华尔希申辩他其时有病,于是巴尔便豁免了他的罚款,不过声明他豁免的动机并非认为处罚得不适当,他自信自己处分适当并且有权令他缴付罚款。
华尔希不服气,第二天在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对巴尔法官的行为嘲笑了一番。这封信发表后当然引起广泛的注意,于是华尔希本人和《每日快报》的发行人贝耳,立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命他们两人于4月3日出庭答辩,是否承认藐视法庭罪。
4月3日,华尔希和贝耳两人遵命出庭,主审的当然是巴尔本人。他叙述了案情后,便宣判两人的藐视法庭罪成立。华尔希身为陪审员,听审不专注,被豁免罚款后,还要公开发表书信嘲弄法官,可谓罪加一等,因此判处14日监禁,不许以款作抵。至于贝耳,因是初犯,给他3天的宽限,撤销那封信并公开道歉。后来贝耳在限期内写信向巴尔道歉,并在报上公开声明撤销那封信。华尔希坐了3天监以后,写信向总督申诉。总督麦当奴看到申诉很不高兴,说这事按照手续,应该直接向法官求情,他不便受理。把球给巴尔踢了回去。于是华尔希的律师在4月6日便向巴尔请求宽恕,说华尔希业已坐监3天,可算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惩诫。于是巴尔下令将华尔希带堂,先命令他撤销呈递给总督麦当奴的呈文,然后再教训他一顿,这才宽免了华尔希的刑期。
助饷开赌
早在麦当奴之前的1844年,香港政府就颁布禁赌条例,规定凡聚众赌博,罚款200元。警察奉票查赌博可破门入屋。但是,禁赌条例颁布以后,赌博不但没有禁绝,反而使赌馆增加,赌风更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据分析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个条例对于经营赌博及参加赌博者,均给予罚款,所以,当时的香港政府并非真心禁绝赌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征收罚款,增加库房收入。赌博的越多,罚款越多,库房越丰厚,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警察在查禁赌博中权力很大,不少人借机贪污受贿,赌馆主人也乐于向警方行贿,双方达成“默契”,各得其所。自然愈禁愈猖。
历任港督当政,警察收受赌馆贿赂的案件屡屡发生。1855年5月5日,香港中央警察署内,一名华籍职员与一名杂役发生口角,那名职员知道对方平时收受赌贿,一气之下便向警察司告发。香港政府委派总登记官高和尔查办。结果,一名赌馆老板被捕,承认曾经贿通高等法院裁判署、警察署杂役共四人。查核赌馆收支账目,发现确有支出贿款的证据,只是没有列出受贿人姓名。其实,高和尔就是受贿人之一。结果,处罚一名杂役完事,其它受贿人员,也就不了了之。
麦当奴就职后第二年,1867年5月22日,在香港立法局的例会上,议员域陶就制止赌博一事提出:目前赌馆林立,警方虽然不断拘控赌馆主人及赌博者,但赌风始终不能稍息,显然是“条例”效力发生问题。立法局当然主席麦当奴在讨论中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