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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东华医院
东华医院的创办，与广福义祠有关。该祠坐落在香港岛太平山街，建于1851年。起初只有几间小屋，用来供奉中国先辈居民信奉的神主。这里的祀例与中国内地乡间不同，不以姓氏乡邑为限，以示普及。义祠落成后，常有流离失所的穷人借此为栖身场所，还有一些无亲无故的垂危病人也被送到这里等死，因此，环境污秽不堪。根据这种情况，1869年4月底，麦当奴以义祠管理不善，影响观瞻为由，下令拆除。如果这道命令实施，流落街头的贫病居民就失去了暂时栖身之地。
在此之前，1866年5月23日，一些中国居民曾提出建议，要求香港政府设置栖留所医院，收容贫病无家可归的中国居民。麦当奴以已有官方医院为理由，拒绝采纳这项建议。实际上，当时虽有官方医院，居民前往就医者极少。据港英当局1869年6月的一份报告统计，一年之内，香港居民入官办医院留医者，外国人有934名，而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中国人，仅有223人。趁麦当奴取消义祠的机会，中国商人梁鹤巢、陈瑞南等人重新提出建医院一事。他们认为：中国人不愿进官方医院，是信仰中医的原故。因此，必须创办一所华人医院，纯用中医中药诊治病人。他们的建议得到中国居民的热情支持，很短时间内就自行筹得捐款三万多元。面对这种情况，麦当奴政府也只好表示支持，拨款11。5万元予以资助。医院定名为东华医院。1870年4月9日动土兴建，1872年2月14日落成启用，地址选在上环普仁街。
经过各方面人士努力争取，原有义祠也没有拆除，1873年重新修葺，恢复旧观。
中国著名学者王韬应梁鹤巢的请求，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序文说：“太平山侧，固有所谓广福慈航者，为寄停棺櫘，垂死病人迁处之所。特当事以其措置不善，已谕撤除。梁君鹤巢、陈君瑞南请于当事。因其旧址扩而新之，暂为施医治病之地。于时捐资集事者凡百二十人，特是经费无所出，事可暂而不可常，因群请于前任宪麦公，麦公慨然曰：是固地方之要务，敢不为诸君成斯盛举。赐地给币，奖励甚至，前后拨公项至十余万。一时草偃风行，倾囊解橐者，无不输将恐后，岁捐之数，亦盈八千有奇。于是医院大功告成！可垂之于不朽。谓非南州诸君子盛德事哉！”
据白帆先生有文载：1870年4月9日，东华医院举行奠基礼，由麦当奴总督主持。港府资助建院费11。5万元，是4年赌饷的1/4。1872年2月14日，东华医院建筑落成，也由总督麦当奴主礼。
为什么取名东华医院，可能是取广东华人医院之意。王韬的序文里，没有明确提到上述说法，只是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写道：“医院落成，赐名东华，其命意固有显然可见者。况以东也者，生气之所发；华也者，万物极之盛。然则宣布阳和阴行，滋长群生，有不咸被其休者乎。”
医院正门有石刻“东华医院”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重若崩云。这是创院时由名士陈璞手书。润笔费200两，由梁鹤巢解私囊相赠。陈璞接受润笔费后，转赠医院作为建筑费用。
东华医院委员会（1900年）
东华医院建立以后，1911年在九龙建成广华医院，1929年在港岛东区扫杆埔建成东华东院。1931年三所医院统一管理，合成东华三院。东华三院的重要业务是赠医送药。早期主要是利用中医药为贫苦病人免费治疗。
说到东华医院，不应漏掉在东华医院的历史上一件鲜为人知而又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事发生在1949年初，东华医院院长谭嘉士曾将人民解放军一批伤病员接到东华医院治疗。事实收在《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一文中。该文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迅速解放广州，速行军途经宝安，有伤病员士兵二十多人，行动困难，遂退入香港境内沙头角，电话向东华的谭院长求助，谭即应允并派医护人员携药物医具，亲乘大卡车往沙头角，将伤员全部运回东华治疗，医药伙食全部免费。时过两周，伤病员还未完全康复，而他们从报纸得知广州解放的消息，归队心切，遂向谭院长请求：迅即用车送他们回广州。谭答允他们之后，回到医务室，对医疗助手梁某说，要司机明早把大、小汽车加足油，但不要说出去向。梁某听后仅问一句：‘要不要先向上级打个招呼？’谭笑答：‘东华医院是我华人筹款建立的，今对华人伤员，既接之来，也该送之归，这是义不容辞的。如要先报后办，则缓不济急矣！’梁某听后，大赞院长有魄力，敢负责。
“翌晨，谭乘小车作前导，伤员坐大车随后，向罗湖方向进发。经过新界各个关卡，稍作停顿，谭院长与印度的、山东的 、广东的差人，用广州话谈了简短的对话，继续前进。一直进到香港与广州边界处，两车戛然而止。谭院长下车与全副武装的英差互打招呼，用英语详谈事情的始末，英差表示认可。谭院长才叫大家下车，并说：‘事情已经交涉妥当，可以慢步过境，返祖国了！’于是战士们纷纷下车，整队举手，表示谢意，并齐声说：‘多谢谭院长医好我们，祝愿谭院长健康长寿，健康长寿！再见，再见！’谭院长与之一一握手送行。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这是东华医院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短命的造币厂
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时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第二号条例，建议创办香港造币厂。建厂筹备工作历时2年，厂址选在港岛东区的铜锣湾。因厂址设在海边，仅填海工程一项就耗资9000英镑。此外，厂区建筑费花了二万五千余元，食水供应花了3500元。开办费共达4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固然要向英国订购，就连厂里的职员也要由英国国内聘请，并用英镑支付薪金，因而厂子的常年经费支付达七八万元。
1866年麦当奴接任后，造币厂建成。5月7日，麦当奴主持“香港铸钱局”开幕礼。开张以前，辅政司马撒尔曾出示布告说：（一）香港造币厂定5月7日上午11时开幕。（二）免费代铸英国通用银元，以一个月为限。如有旧银元、银锭、银条、银屑，均可收受代铸新币。（三）如属银元，须先熔成条锭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来代铸之旧银元，其银质比英国通用银元为低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余之杂金属退还原主。（五）代铸量额不得少过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费代铸新币，将熔铸品自行送至东区铜锣湾香港造币厂，经晤厂长乾打氏先行接洽。
这张布告表明，开设造币厂的目的仍在于努力统一香港的货币。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很难控制港元的发行，因为人人都可以拿熔铸品去造币厂要求代铸新币。但是，布告中“英国通用银元”，实际上只是香港通用银元。在英国，香港银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须兑换为先令或镑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银元问世是1866年6月。这批银元分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几种类型。香港壹元的银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背面的设计古香古色，正中为一个中国古寿字，寿字上下左右各有猪鼻云图案，图案内外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壹圆”。
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大会堂落成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总督过问的趣案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替他选择证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权说话。波拿说：“那么，我们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职权吧。”听了这话，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会，史美又走上法庭，询问波拿是否准备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该向法庭道歉的事。“法庭在作这样指责之前，应该先确定其人是否确有侮辱法庭之意。”
听了波拿的话，史美更动气，他以兴奋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对我说过一个中国人并非一张纸吗”，这不过是藐视法庭的一部分，还有其他许多。
波拿再三请求法官说明究竟为了些什么该道歉，可是法官拒绝解释。决定在20日专门审问这件藐视法庭案。原来那件糖商讼案，却被放到一边。
29日，波拿如期到庭，表示他从无意藐视法庭，既然法官拒绝解释，他要求如果有任何上次曾经在场的人认为他应该道歉，他决定遵命道歉，这几句话更使史美生气，他不听波拿的任何解释，宣布下月2日宣判这件藐视法庭案。
7月2日，史美开庭宣布，波拿共有六项藐视法庭的罪名，决定判罚200元，并且停止执行职务14日。史美当庭宣布他的判决理由，指出波拿的六项藐视法庭罪名。其中有一项最有趣，指责波拿表示对于法庭的尊敬时，他的表情强调“法庭”一词，似乎有意暗示他所尊敬的只是“法庭”而不是坐在其上的史美法官。
叶灵凤先生曾转述过诺顿？凯希的《香港法院史》所记载的一段法庭对话：
法官中止宣读判决书，向波拿问道：
“波拿先生，你为何不停的注视着我？”
“法官阁下，这是表示惊异的注视。”波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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