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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辅57岁的时候，对于繁重的香港事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其任内后期出现的海盗问题及财政收入锐减问题，又使他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萌生退意。
1891年初，他写信给英国殖民地部，请求允许他提前退休，1891年5月，在得到英国方面的肯定答复后，他经过香港机场的红地毯，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有担任公职，而是在英格兰的平静生活中，总结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活。
1909年12月5日，德辅在伦敦去世，享年75岁。
第十一任 威廉 罗便臣WilliaM RoBins
与第五任港督同姓的威廉？罗便臣，1891年12月10日至1898年2月任香港第十一任总督。
罗便臣（1836～1912），英国人。早年供职于英国殖民地部。先后在该部的不同部门担任要职，但从来没有机会被派往海外。殖民地部的沉默生活使他厌烦，死板繁琐的行政程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当殖民部通知他任职香港总督时，他激动得不知所措。他已经55岁了，这无疑是最后的机会了。
任内多大事
威廉？罗便臣任内，香港多灾多难，发生了最可怕的鼠疫，死人无数，尸骸遍地。1893年1月，气温猛降到冰点以下，创开埠之后最冷的纪录；经济严重困难，库房短绌，靠向外借贷维持财政开支。
1892年7月23日，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香港西医书院举行第一届结业典礼。孙中山获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三科第一名。罗便臣出席典礼，并向成绩优异者颁奖。雅丽氏纪念医院是何启为纪念亡妻、英国皇族贵胄雅丽氏？韦甘比而建的香港第一家教会医院。
1894年4月，一些自称香港居民的英国人上书英国当局，要求香港地方自治，改组立法局。要求书中称：一、立法局中的非官守议员应自由选举产生；二、非官守议员应比官守议员席位多；三、非官守议员在会议上应有言论及表决的绝对自由；四、立法局有权支配地方全部行政经费；五、立法局有权管理地方一切事务；六、凡关于英国与香港的问题，立法局有权尽先参与讨论，然后执行。8月23日，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李邦批复称，香港不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位，因为华人占多数，在目前情况下，应维持原有政治制度。
第十一任威廉？罗便臣1895年7月，英国政府指令罗便臣，香港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7。5％作为驻港英军费用。渣打银行总经理汤姆斯？韦赫特领导在港洋商反对英国政府这一决定，但无法改变伦敦当局的指令。
1896年7月，罗便臣决定，行政局新设两名非官守议员，委派怡和洋行总经理艾温和大地产商遮打出任。这是香港行政局设非官守议员的开始。
1896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定将皇后道以北海岸划作海军区，建立香港第一个旱坞。于是，香港中区和湾仔被分隔开，这既妨碍了填海工程计划，又把海岸沿线的交通阻隔，历时60年之久。
1897年6月5日，香港政府通过决议，废除1843年即开始实施的宵禁。至此，才算结束了中国居民五十多年夜间行动不自由的苦难历史。
1898年2月，罗便臣离任。他是第一个离职后没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筑物的总督。据说其原因是避免与同姓的第五任总督相混淆。
驱逐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动是从香港开始的。他1883年冬到香港，1886年在香港完成了中学的课程，1886年夏，孙中山考进了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1887年1月，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律师兼医生何启开设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感觉南华医学堂教学质量不高，同时，在广州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受到限制，不如香港自由，所以决定转到香港西医书院学习。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课程，而且广泛地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曲学等等，获得了广博的知识。
孙中山在香港期间，对于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常常对人抒发他的爱国情怀，阐述他的新政治抱负和见解。他利用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与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究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引起了港府的注意。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取得了医科硕士学位。
1892年秋，孙中山应澳门镜湖医院邀请，到该院担任西医师。后来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一间中医药局，单独行医。不久又改赴广州行医，开设东西药局，虽是行医，其实是借行医为掩护，结识一批爱国青年，研究救国之道。1894年，孙中山赴美国檀香山，组成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陈少白等进步人士，为推翻清朝政府做准备工作。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组建了兴中会总部机关。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开名义做掩护。香港的兴中会领导成员多次开会，讨论和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和起义的政策。8月27日，港英当局下令封闭了乾亨行。孙中山决定于当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旧历重阳节，许多群众回省探视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府，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谋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觉，从香港秘密运送机械往广州时，被海关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与港府交涉，要求罗便臣制止孙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动。香港当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将兴中会的活动情况，随时向两广总督通报。两广总督谭钟麟调动军队加强广州防御，封闭革命机关，逮捕起义人员。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乘船“离开广州”，经澳门到香港。1896年3月4日，港督罗便臣根据清政府的要求，发出驱逐孙中山出境令，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进入香港，理由是总督及港府认为，“孙逸仙会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孙中山只好离开香港转赴日本。行前，他写信给罗便臣的副手香港辅政司骆克，询问是否因为他“试图从鞑虏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难同胞”，才将他驱逐。如果如此，他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整个文明世界。因为他已经请教过伦敦许多英国朋友，英国朋友认为，香港当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国的法律和惯例。”
1897年10月4日，骆克回信给孙中山答复说：“兹奉命函复先生，本政府不愿允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兹因先生行事诚如来书所云，‘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凡若所焉，有碍邻国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许，如先生突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1896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从此以后，孙中山虽然为组织革命起义多次经过香港，但一直没有上岸，只在船上与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布置任务以后，就离开香港。
当时，香港报纸曾发表评论，批评罗便臣的错误政策。英国国内也有人对孙中山表示同情。议员达维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张伯伦提出质询。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国政府曾否请求香港总督将孙逸仙驱逐出境？若有此事，在采取行动之前，是否呈报过殖民地部？如果这位中国的改革家在英属领土未曾触犯英国的法律，能否撤回该驱逐令？”
张伯伦的答复是：此事依据之理由在于当地总督与 认为该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中国政府未曾请求进行驱逐。该人卷入阴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已无疑义。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并无理由加以干预。
罗便臣对孙中山的排斥态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难洞察的，也是罗便臣不能启齿的，那就是英国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为诱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谈判中让步的一个筹码。
强租新界展拓界址
强占新界地区，英国侵略者已经酝酿很久。
早在第五任总督罗便臣时期，1863年香港英国官员就提议，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战争大臣认为，占据新界、九龙，对巩固军事立足点很有价值。
1884年，第九任总督乔治？宝云时期，驻港英军少将萨特金提出，英国战争部应当攫取整个九龙半岛，扩展到北面山岭和一些海岛，但是，宝云拒绝了萨特金的这一计划。1886年萨特金的继任人甘马伦上将旧事重提，又被英国防务委员会否决。伦敦负责殖民地防卫事务的机构认为，在英国的所有重要加煤站中，香港是最易受攻击的，然而，海港的北部是中国领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担心中国对香港的安全构成威胁。
到了1890年3月，第十任港督威廉？德辅报告称，有情报说，中国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炮台，俯视香港岛。英国殖民地大臣克努斯福建议驻华公使向中国总理衙门询问此事，并向中国表示，英国政府反对任何它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英国驻华公使约翰？澳尔沙姆从北京回电，否定了上述情报，说中国并非修筑要塞。那项工程是九广铁路工程的一部分，加强九龙站的守卫对香港并无不妥。
真正积极推动和实践了对中国香港周围地区进一步扩大侵占的是威廉？罗便臣。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清军大败，结果，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争斗。清政府危在旦夕，港督威廉？罗便臣很快做出反应，提出“拓地”要求。他认为，中国皇室和政府已经腐败，各国争先恐后向中国扑来，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形势对英国扩大占领中国领土是大好时机。罗便臣宣称：“我不得不郑重指出，调整和扩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东方直布罗陀’香港，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
1894年，罗便臣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发出了拓土的信件，信中说：“虽然难以置信，但我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加普礁和横澜及其上面的两个有价值的灯塔属于中国。港口的东、西进口鲤鱼门海峡和青洲水道属于中国。鲤鱼门要塞是中国领土。海港北岸方圆二英里之外属于中国。九龙城属于中国。距离维多利亚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鲤鱼门水域属于中国。
“中国本身，或是同中国或英国开战的另一个国家可能登陆珠江北岸或鲤鱼门海峡外的大鹏湾，南下九龙半岛，这不仅对我守军不利，而且很容易从中国领土炮轰维多利亚港，截断粮食供应。
“窃以为，香港边界应该推至大鹏湾，从那里伸延到后海湾，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样，以东北面鲤鱼门海峡伸展到九龙背后的山顶，包括珠江口汲水门在内，以确保女皇这块有价值的领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横澜、大屿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内的海岛均应割让给英国。否则，一旦爆发战争，本殖民地将难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适当时候介入中日战争，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议受到仔细考虑。这算不上大计，但在中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之前，应当施加压力。”
罗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说服伦敦，在信中还附上驻军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英国统治的不利因素。
几天后，罗便臣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第二封信件，更详细阐述了扩大侵占中国领土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后，也许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他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把罗便臣的信函翻出来，摆在同胞们的面前，重温一次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梦呓，对于年轻一代，对于健忘的人们，对于那些持有外国侵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观点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
罗便臣真不愧为老牌帝国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国终有一天要站起来，成为世界上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