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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龙尖沙咀车站至深圳罗湖站。称为广九铁路英段。广东区内干线长147公里，由罗湖至广州火车站。
据白帆先生在“往事只能回味”专栏里记述，弥敦去任不久，1907年8月，广九铁路内地段工程开工，分三段进行，第一段由广州大沙头到仙村；第二段由仙村到横沥；第三段由横沥到深圳。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担任顾问，英国人出任总工程师。铁路全线共有大拱桥七座，分别为仙村桥、石厦桥、石滩桥、北江桥、间水桥、石龙东桥和东莞桥。
由于从尖沙咀到罗湖桥畔的一段九龙铁路，由英国人兴建，所以在合同上有“各归各办”的规定，这段九龙铁路，就是广九铁路香港段了。
兴建香港段铁路的资金，采用发行公债方式筹集。1906年7月26日开始建造，最大工程是开凿两座大山的工程。其中狮子山隧道全长近2200米，1911年建成路轨。
1910年，广九铁路将要完成时，英国方面提出通车办法，按照沪宁铁路的办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①由英方执掌全路行车权力；②英人担任车务总监；③英国公司议定各班火车票价。
为了与英方解决通车问题，清政府设立全国铁路总局，梁士贻出任总局长。关于广九铁路通车谈判，遂由梁士贻担任。由于英方所提要求过于苛刻，谈判历时一年才告完成。清廷邮传部派詹天佑、黄仲良接任粤汉公司。并将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接轨地段交由粤汉公司建筑，并且规定非至黄埔车站建成，粤汉铁路与广九铁路不得接轨通车。
1911年8月14日，广九铁路全线正式通车，中英官员步行至罗湖，主持接轨典礼。10月，又开通广九直通车，由九龙车站和广州车站开出，沿途不上下旅客，分别直达广州和九龙总站。
关于借钱修路开矿政策，一开始清廷内部就有分歧，反对者认为，“借外款则事权全落外人之手”，“华人永无可办之日矣”，是出卖中国主权；而不少有识之士则认为，借债发展工业是中国工业化起步之时的必要之举，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已的办法。后来，粤汉铁路废约运动兴起后，社会心理开始排斥外国资本，便引起了“收归利权”运动。但经过自办铁路的实践，重新认识到借用外资不可避免，关键在于与外国签订借款合同之际，如何避免主权的损失。
孙中山先生曾经对此做过分析，他说，“从前借债筑路，或以盐务抵押，或以厘金抵押，或以关税抵押，或以所修之铁道抵押，故路虽筑成，而利权已入他人之手。从前一般人民多反对借债修路之事，探其实际，非真反对借债修路，系反对条件不善，丧失国权也。”他又提出：“满清借债修路，其弊病在条约之不善，并非外资即不可借”。他把引进外资兴筑铁路，作为他整个经济政策的核心，打算在10年之内，大借外债，建成10万公里铁路。
继续歧视华人
弥敦上任后，继续以前港督的做法，依然歧视香港中国居民。
在香港的一部分外籍人士，由于殖民统治制度形成的民族偏见，历来歧视华人。港英当局订有许多限制和歧视华人的条例和制度。对于这些民族歧视，华人强烈不满，并且一直坚持反抗。虽然经过华人的团结与斗争，争得了一些基本的权利，但是这种殖民统治形成的种族歧视仍然没有停止。英国人所办学校，向来不准中国儿童入学。也不准许英国儿童与中国儿童接触。1902年，华商何东捐巨款在九龙尖沙咀建造一所小学，声明该小学不分种族和信仰招收学生，然而建成后香港当局却强迫该所学校让出，作为英国儿童的专用学校，而由港府另外划出油麻地一块地方，建立一座华人学校。
弥敦时期的1904年，港岛人口达到361206人，其中华人占了342306人，比1901年增加6万人。港岛华人居住区也迅速发展扩大，逐步渗入欧洲人住宅区，而欧洲人则逐步从半山区退居山顶区。立法局为了限制华人向山顶区发展，借口公共卫生问题，特别通过山顶区保留条例，将山顶区划为清一色欧洲人住宅区，不许华人往上发展。九龙半岛原是华人活动基地，特别是西岸油麻地、何文田和大角咀，东岸的红矗痛罂诨罚晌松缁嶂行摹�1906年，弥敦当局为了限制华人在九龙尖沙咀之间的发展，以防止疟疾流行为名，将尖沙咀至九龙城之间约两万英亩的地区，划为欧洲人住宅区，限制中国居民进入该地区居住。
1906年9月18日，强烈的台风袭击香港，半小时内死伤达两万多人。广东沿海也惨遭破坏。清政府拨出白银10万两救济广东和香港受灾同胞，两广总督岑春煊将这笔救灾款分出3万两给港英政府用于救济香港灾民，可是，港英当局收到3万两白银后，不用于救济当前的灾民，而将它做为救济基金，留作以后紧急救济之用。
开始限制中文报纸
清朝末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各种政治派别斗争激烈，许多在国内报刊上不能发表的言论，都可以在香港报纸上刊登，然后再输入内地，内地读者也可以读到。所以，不少爱国志士在港澳创办报刊，宣传革命，于是香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报刊活动的重要基地，成为进步报刊同形形色色敌对政治势力报刊进行斗争的战场。弥敦任职后期，1907年，港英当局颁布法例，正式开始对中文报纸的内容加以限制。从此以后，号称“自由港”的香港，所谓新闻自由，已经有了严格的条件。
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民众的觉醒，1900年，孙中山先生指派陈少白和王质甫等人前往香港，租赁士丹利街27号，创办出版了《中国日报》。陈少白任总编辑，杨少欧为总编辑助理。《中国日报》介绍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在广州受到普遍欢迎。同时，这个报馆也成为革命党人聚集、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钟紫主编的《香港报业春秋》一书认为，香港报纸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国日报》开始的。1903年洪全福、李纪堂、谢瓒泰等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失败以后，广州《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全国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动。《中国日报》针锋相对，严辞驳斥《岭海报》的文章，双方笔战一个多月。后来，香港保皇党报纸《商报》鼓吹“保皇扶清主义”，《中国日报》又与《商报》展开论战。在弥敦时期，《中国日报》为中国打开民主之窗，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石，唤起国人的觉醒，起了神圣的喉舌作用。
1906年，广东总督岑春煊谋划将粤汉铁路收回官办，民营股东黎国廉等表示反对，岑春煊下令予以逮捕，同时明令广东与港澳的华人报纸不准刊登有关的敌对言论。《中国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抨击岑春煊的卑劣行径与高压手段，其他港澳中文报纸及广东报纸也同声斥责广东总督的可耻行为。岑春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报纸输入大陆内地。港英政府积极合作。
《中国日报》曾经代销《民报》的特刊——《天讨》。《天讨》曾刊登一幅漫画，画图中出现清朝皇帝的头像。香港当局认为这幅漫画损害跟“友邦”的关系，针对《中国日报》和其他中文报刊的反清宣传，港英政府在1907年颁布了第15号法令。法令称“凡在本港发刊的报纸、书籍、文字、图画，流入中国内地能令全国人心作乱者，本港政府为邦交起见，得而取缔之，罚款不过五百元，监禁不过两年，或罚款与监禁并施。”这就是香港当局管制中文报纸言论自由的开始。
但是，香港当局的限制措施，却促成了中文报界的联合，组成了“香港报界公会”，主持人为郭亦通。报界公会认为，要节省人力、物力与财力，在某些统一的资料搜集上，可由公会组织力量负责，于是各报所刊登的市场商品价格与各个服务公司的轮船航线与船期等资料，均由公会整理发送。这个“香港报界公会”后来改为“香港报界公社”，从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造就“石塘艳名”
弥敦接任不久，中环发生水坑口火烧妓寨事件。弥敦决定，趁此机会把妓寨迁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华。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坑口”，是山涧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坑口本在马路一侧，水不深，坑周边多山石缝隙，是龙虾聚集的好地方。
约在1821年，原住九龙九华径的几户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龙虾鱼蟹，后来干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脚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简陋的居所，定居下来，亦农亦渔。他们在大坑口浅海竖起竹栅，竹栅的疏密仅容小鱼小虾出入。在竹栅的不同方位，开辟几个栅门。涨潮的时候，龙虾随着潮水，从栅门闯进大坑口一带，潮水不再高涨的时候，居民把各个栅门统统关闭起来。等到退潮，水位回复原位，居民便纷纷下海捕捞栅内龙虾。捕捞获得丰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畅。因为他们在泥水中捕捞，全身是浊水污泥，个个都变成泥人，于是彼此呼唤着：“到大坑口去冲凉喽！”这种捕捞丰收的生动景象，实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为泥沙所沉积，数十年后，“坑口”愈来愈小，遂将“大”字省去，只称“水坑口”而已。时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传下来。“水坑口”之成为“街”，是自1904年以后，陆续填海的结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岗岩遍布的石山。花岗岩，广东老百姓称作“麻石”，坚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广东的惠州客家人，多为石匠，以凿石为业。他们听说香港石塘咀的花岗岩，质地纯正，却无人采用，于是成群结伙，来到石塘咀，先从海滨一带开始凿石，渐渐扩展到高山顶上，后来花岗岩凿空的地带低洼，形成了大池塘，而从内向外望去，近海处狭而长，酷似鸟咀。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做石塘咀。
1772年，广东长乐石匠朱居元，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纪初，港岛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后，该地区仍然比较荒凉。弥敦想借大火之机，利用妓院搬迁促成石塘咀的繁荣，便下令将水坑口的妓院迁往石塘咀。随着妓院而来的酒楼、菜馆、烟馆、客栈等行业也迁移和兴建起来。从1910年开始，石塘咀成为闻名的妓院区，号称“塘西风月”。
杨思贤所著《香港沧桑》一书曾有一段描写石塘咀当年的情景：
当残阳西沉、皎月东升的时候，香港之夜的面纱也层层揭开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邻这两个地区，不少富商巨贾，佩上贵重珍宝，坐上汽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气派不凡的华厦门口。他们从侍役开启的车门里，大步跨出，进入摆开筵席的厅堂，尽情地享用佳肴琼浆。然后，在爵士音乐的聒噪声中，一对对、一双双，翩跹起舞。在浪漫的情调里，获得刺激，进行着狂欲的交流。舞娘们以自己色相的代价，取得了金钱和虚荣的补偿。
在骑楼下，在黑暗角落，三三两两的、面涂粉黛的阴影在徘徊。她们卖弄风骚，招摇惑众，频向路人暗送秋波，极尽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们跟“客人”进行了一桩又一桩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挥霍的代价。她们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为繁盛时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间放射的霓虹灯光，五彩缤纷，附近海上的小船，灯火闪耀，犹似天上的星宿，灿烂夺目，确是一幅人间的绚丽画图。然而，它的光芒终究掩饰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龌龊。
弥敦预想中的繁华，在石塘咀实现了。当然，这是一种畸形的繁华。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绝娼妓，影响了餐饮等行业的生意。据马沅新编《香港法例汇编》第一卷记载，石塘咀的六大酒楼于1934年4月18日联名向香港总督贝璐请愿，要求“给予一线生机”。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窃敝同业等在远年操业，多丛聚于上环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该地繁荣过剩，其时西环石塘咀尚在僻隅，为因地制宜起见，乃有明令饬上环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迁之举，而酒楼生活，本与相依，故亦随娼寮同时播越。从此筚路蓝缕，乐业安居，其间经历三十年，逐渐繁荣。彼向日常人所不轻履之地，其时已冠盖来往，毂击肩摩；昔日芜秽不堪之屋宇栈仓，其时已美仑美奂，陆续建筑崇楼杰阁。即跨越水坑一段阔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扩而大之，瞻视一新，殊为埠上生色不少。”“综核石塘咀全盛时代�